最新一期的新华社《瞭望》周刊再度关注大学校门开放这一话题。

在题为《高校大门要向公众打开》的时评文章中，两位署名作者指出，在人间最美的四月天，一些地方的高校仍对校园采取不同程度的封闭管理，人为阻断校外人员自由出入，百姓对这种懒政行为反映强烈。

文章表示，我国重点大学很大比例是公办大学，享受财政拨款。这些资金是全民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托举。面对百姓进入大学校园的合理需求，无论是参观“梦中情校”，还是来一场“学术追星”，抑或仅仅是从学校穿行、在校园散心，高校都应主动顺应、积极回应，而不是紧闭大门、冷漠以待。

文章还提出反问：大学作为教学科研机构，也不能自居“象牙塔”，关起门来。作为知识汇聚、思想碰撞、文化传承的高地，高校理当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竭力促进校内外的互联互通。试想，一座大学连向社会公众都不开放，又如何向世界开放？

笔者也长期关注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管理之后的大学校门重新开放的问题。之所以说“重新开放”，是因为在2020年之前，中国大学的校门是开放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封闭式管理。

2024年7月，笔者曾分别以《安徽大学为何应该开放校园？》《开放校园，安大可缔造民间声音与学校决策善意互动范例》为题，连续撰写两篇评论呼吁作为安徽省属第一校的安徽大学勇敢开放校门。但这一建议时至今日并未为安大校方采纳。

大学为何迟迟不愿意打开校门？其实原因也不复杂。

明面上的原因，也是大学一直公开对外声言的原因是资源紧张。

比如，我们学校太小了，学生又太多，资源高度紧张，无法接纳社会人士的进入。

今日之时代，早已不是单位办社会的时代，而是互联互通的时代。社会人士可以进去，学生也可以更方便地出来，这才是平衡之道。

再则，社会舆论也充分考虑到了学校教研资源的紧张，目前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新闻媒体，呼吁的从来都是有限开放，更多只是校门开放，并未要求食堂开放、图书馆开放或者体育场开放。

本质上的原因，也是大学一直无法说出口的原因是尝到了“甜头”。

用物理的手段将社会人士隔离在外，也减少了自己学生外出的频率，让学校减少了日常管理上的“麻烦”，省了太多的事情。

这种“甜头”一旦尝到了就难以放弃，再加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并没有强制各个大学校门必须开放，那一些大学当然会选择不开放了。这显然是一个“理性”选择。

但这一看上去“理性”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非理性”：大学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大学越封闭，竞争力将逐渐消退。

大学封闭不是一个小问题。

（作者陈良飞系政治新闻部总监、港澳台新闻部总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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