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知祥（874-934）是五代十国时后蜀的建立者，他能够据蜀立国，与当时后唐朝廷内外一系列谣言所引发的混乱局面有关。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九月初，当前蜀皇帝王衍正带着太后、太妃们一起在青城山的著名景点丈人观和上清宫游玩之际，后唐皇宫之中，唐庄宗与心腹重臣郭崇韬（865-926）正在密谋如何吃掉已经腐朽不堪的前蜀政权这块肥肉。就在几天前，庄宗才把皇子李继岌（909-926）封为魏王。郭崇韬对庄宗说：“魏王地当储副，未立殊功，请依故事，以为伐蜀都统，成其威名。”在郭崇韬看来，灭蜀之战，将会成为魏王李继岌刷战绩的“经验包”。

然而，郭崇韬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是个陷阱，最终会成为让自己跟李继岌共赴黄泉的“加速包”。

孟知祥墓

李继岌其时不过十五六岁，年轻，缺乏军事经验。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庄宗还是很清醒的，他沉思片刻后对郭崇韬说：“魏王年纪还小，岂能独当一面自己领兵打仗，此战还得为他找个会打仗的副手才行。”庄宗觉得李继岌不能独当一面，只能当个挂名的统帅，真正负责打仗的还得另有其人。庄宗看着郭崇韬说：“这个副手的人选，爱卿你最合适！”郭崇韬就这样上了自己给自己准备的贼船。

同光三年（925）九月十日，庄宗正式下诏，让魏王李继岌与郭崇韬率后唐禁军主力六万人西征讨伐前蜀。

临行前，郭崇韬对庄宗说：“孟知祥信厚有谋，若得西川而求帅，无逾此人者。”这句嘱托改变了孟知祥的命运。平蜀之后，虽然郭崇韬因为某些原因而死于非命，庄宗对郭崇韬的信任也产生了严重动摇，但庄宗仍然遵守了与郭崇韬的约定，让郭崇韬推荐的孟知祥出任西川节度使。

后唐伐蜀的军事行动进展十分顺利，出兵之后仅七十日就结束了战事。十一月二十七日，前蜀皇帝王衍身穿白衣，口衔玉璧，牵着一头羊，用草绳绑着脑袋，徒步走到成都北五里处的升仙桥，等待李继岌和郭崇韬前来受降。前蜀群臣则穿着丧服，光着脚，抬着棺材，惴惴不安地在后面等着。李继岌首先走上前去，接过王衍口中衔着的玉璧。接着郭崇韬缓步过来，为王衍解开绑缚在身上的绳索，然后命人烧掉了前蜀大臣们抬来的棺材。这番操作，表示前蜀君臣这群亡国之人得到了新天子的赦免，也标志着前蜀政权在四川十八年的统治正式寿终正寝。

十二月十七日，按照与郭崇韬的约定，庄宗下诏，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当时孟知祥正以“知北都留守事”之职镇守太原，庄宗派人急召他来京城洛阳准备赴任之事。孟知祥到洛阳以后，发现京城里盛传着郭崇韬图谋造反的谣言。

郭崇韬本来深受唐庄宗的信任，他建议李继岌担任主帅伐蜀，自己在幕后指挥。这本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来可以为庄宗培养继承人，二来可以使自己对未来的皇帝有扶保之功。但他低估了人性，这一去，就走向了不归路。

李继岌年轻且无战场经验，担任主帅，只能是挂名，一切军务都是郭崇韬主持，全军上下有事都找郭崇韬。郭崇韬每天清晨例行公事地到李继岌帐前打个招呼，就又忙自己的事去了。《资治通鉴》评述说，“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与郭崇韬门前的热闹相比，身为主帅的李继岌门庭冷落，不免心有不甘。

后唐军进入成都以后，前蜀旧人都走郭崇韬的门路行贿求官，争着以宝货、妓乐相送。李继岌得到的“不过匹马、束帛、唾壶、尘柄而已”，他手下的宦官们都没法趁机大捞油水。加上郭崇韬厌恶宦官，经常打压他们，宦官们害怕郭崇韬将来权势更甚后，自己日子会更不好过，于是到处散布郭崇韬想要据蜀自立、企图谋害李继岌的谣言。

当庄宗派亲信宦官向延嗣来成都察访前线情况的时候，李继岌身边的心腹宦官李从袭便造谣说郭崇韬有异志，因为他曾听到郭崇韬的儿子郭廷诲跟其父说：“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意思是劝郭崇韬将富饶的蜀地占为己有。李从袭还危言耸听地给向延嗣分析，后唐灭蜀大军的将士都是郭崇韬的部下，李继岌现在的处境是“寄身于虎狼之口”。向延嗣回到洛阳后，将这些话转述给了庄宗的皇后刘氏，刘皇后听了信以为真，天天跑到庄宗面前哭闹，“请早救继岌之死”。

庄宗听了这些传闻，对郭崇韬的信任不能不有所动摇。他在翻看国库的账目时发现，前蜀亡国后朝廷所收缴的资财很少，就问刚从成都回来的向延嗣：“都说蜀地的珍宝财物多得数都数不清，为什么伐蜀大军上交给朝廷的战利品如此之少呢？”向延嗣知道机会来了，立马火上浇油地说：“臣听说，蜀地的珍宝财物都被郭崇韬父子装到自己腰包里了。”他还详细罗列出郭崇韬得到的财物：黄金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铜钱百万缗、名马千匹，其余的珍宝不可胜计。因为前蜀财富大部分都被郭崇韬拿去了，所以“县官所得不多耳”。向延嗣是懂得怎么“带节奏”的，庄宗听后果然“怒形于色”。

同光三年（925）闰十二月二十四日，孟知祥出发去成都前，按例向庄宗辞行。两人见面后，庄宗对孟知祥说：“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只是听到传闻，就要杀戮功臣，可见流言的威力。好在孟知祥与郭崇韬关系很好，当即劝说庄宗道：“郭崇韬是国家之勋旧重臣，绝不会有谋反之类的歪念，可否等臣到了蜀地仔细观察一下情况再说。如果他没有异志，就把他打发回来好了。”

庄宗听后，觉得有理，决定看看情况再说。于是召来衣甲库使马彦珪，让他到成都后暗中观察郭崇韬的心思，如果郭崇韬肯听命班师回朝，则不必行诛杀功勋重臣的非常之事；如果郭崇韬拖着不肯回来，就可以与李继岌一起把他解决掉。马彦珪私下跟向延嗣打过不少交道，平日里没少听闻郭崇韬企图割据蜀地的流言。他觉得庄宗还是太心善，在他看来，都到这个时候了，庄宗竟然还不肯对郭崇韬死心，这就像痴女子天真地盼着负心汉回心转意。

见完庄宗后，马彦珪居然私自跑到皇后刘氏那里，跟皇后说：“臣听向延嗣谈论蜀中的形势，恐怕朝夕之间就会出大事。现在皇上却犹豫不决、当断不断，成败之机往往稍纵即逝，哪里能够等真出了事，再隔着三千里向朝廷请示汇报啊！”刘皇后知道郭崇韬的实力，如果他真要造反，魏王李继岌年幼，在军中又无威信，到时必死无疑。刘皇后更是觉得，事情如此紧急，实在不应该用自己爱子的生命去冒险。于是皇后再次找到庄宗，希望皇上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诛杀郭崇韬。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庄宗与郭崇韬毕竟君臣一起打拼多年，还是有些感情的。庄宗还是坚持不能听信谣言而滥杀功臣，一正本经地解释道：“传闻之言，未知虚实，岂可遽尔果决！”庄宗虽然也信谣，但没全信，对谣言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采取的是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的策略。不在谣言的急流中凭一时冲动下决定，往往是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

可惜的是，庄宗的皇后并没有这样的定力。在遭到庄宗多次冷静拒绝后，皇后决定靠自己的努力搏一把！她从庄宗那里回到自己的寝宫后，直接摊开纸笔写下了给李继岌的“教令”，让他先下手为强，杀了郭崇韬以绝后患。

二

数日之后，孟知祥一行走到石壕村——就是很久以前，安史之乱中杜甫“暮投石壕村”的那个地方。马彦珪突然半夜把孟知祥叫了起来，宣读诏书，让他加速前进，尽快赶到成都赴任。孟知祥猜测，这下郭崇韬肯定凶多吉少了，暗中感叹道：“乱将作矣！”随后，他开始昼夜兼程奔向成都。

同光四年（926）正月十一日，孟知祥终于抵达成都。这时，整个成都的街道上弥漫着人心未安的紧张空气，因为四天前，伐蜀唐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郭崇韬被李继岌派人暗杀了。

正月初七，郭崇韬像往常一样前往参见李继岌，结果在上楼的时候，被李继岌的手下李环敲碎了脑袋。李继岌杀了郭崇韬后就率领大军离开成都，打算班师回朝，留下烂摊子让孟知祥收拾。孟知祥本就有军政长才，到任后，“慰抚吏民，犒赐将卒”，一番娴熟的操作下来，很快军心就安定了。

郭崇韬的死，间接导致了后唐庄宗政权的覆灭。

郭崇韬死后，后唐朝廷继续追捕并诛杀郭崇韬在洛阳的亲族和党羽，搞得军中人心惶惶，各种谣言满天飞。“民间讹言”，朝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郭崇韬在成都杀了李继岌，据有蜀地自立为王了。还有更刺激的谣言：皇后因为李继岌之死，怨恨庄宗不肯及时出手救爱子之命，一怒之下，竟然把皇上也给杀了。人们纷纷传言，外有重臣叛乱，内有皇帝被杀，现下京城已经大乱。

不明真相的士兵们听到这些谣言后，尽皆蠢蠢欲动。同光四年（926）二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的戍卒听信了“皇后弑逆，京师已乱”的谣言，劫杀了主将，正式起兵造反。

庄宗后期重用宦官，压制军队势力，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郭崇韬无故被杀，他的众多亲信被株连，整个后唐军心大乱，由此引发的贝州兵变是后唐军队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之后，甚至连庄宗派去镇压兵变的名将李嗣源也加入了叛军之列，京城更加人心浮动。同光四年（926）四月，庄宗为乱兵所杀，李嗣源入主洛阳，很快就稳定了局面。后唐在经历了一场兵变之后，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次不变更国号的改朝换代。

后唐庄宗

这时，从蜀中班师还朝的李继岌正走到长安附近，得到庄宗已死的消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见容于李嗣源。他眼见大势已去，哭了一阵之后，自己躺到床上，让亲信随从李环将自己缢杀。真是天道轮回啊！就在四个月前，奉李继岌之命袭杀郭崇韬的，也正是这个李环。

李继岌死后，李嗣源在洛阳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

明宗是庄宗之父晋王李克用的养子，与庄宗并无血亲关系。称帝前，曾有大臣建议改换国号，明宗念及旧情，保留了“唐”的国号。论起来，孟知祥跟庄宗的关系，比明宗与庄宗还要近一些。孟知祥的夫人，是庄宗的胞姐琼华长公主，明宗即位后，改封她为福庆长公主。

明宗对孟知祥颇为猜忌。郭崇韬遇害、李继岌离开成都之后，孟知祥迅速控制了西川局势，特别是很轻松地平定了李绍琛之乱，充分展示了实力，刚刚即位的明宗不敢对其轻举妄动。

当初，李继岌率军离开成都后不久，军中将士因郭崇韬之死以及随后朝廷对郭氏亲党的大清洗，心怀怨愤。大军行至剑州（治今四川剑阁）时，大将李绍琛举兵造反，不过很快就被孟知祥联合诸将镇压了下去。这几个月是庄宗政权崩溃、明宗朝廷尚未建立的中央权力空窗期，孟知祥借稳定蜀中局势之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四月，明宗即位后，发现孟知祥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才开始与心腹大臣们商量如何削弱孟知祥在西川的权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十月，明宗下诏让李严入蜀担任“西川监军”。庄宗的失国，导火索是郭崇韬之死以及随后流行的各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谣言，但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动摇军心，根本上还是因为庄宗重用宦官、猜忌武将，导致后唐军队将士与他离心离德。谣言虽然是假的，但也绝不会凭空产生，庄宗猜忌大将、打压军队势力，将士们看在眼里，怨在心头，被谣言煽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

明宗上台后，为了安抚武将，宣布废除了庄宗时代推行的宦官监军之制。让士人李严去西川监军，成了为孟知祥量身定做的对人不对事之举。孟知祥当然知道李严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明宗选李严来西川监军，其实是个愚蠢透顶的决定。李严当年曾奉庄宗之命出使前蜀，在成都亲眼见到四川的繁华富庶和前蜀政权的军政腐坏，觉得有利可图，也有机可乘。回京之后，他力劝庄宗起兵伐蜀，这才有了以后的这些故事。之后李严跟随魏王李继岌、郭崇韬领兵伐蜀，后唐军包围成都后，李严自告奋勇，入城劝说前蜀皇帝王衍及群臣开城投降。李严对自己在四川干的这些事引以为荣，认为自己对“蜀事”经验丰富，是解决孟知祥问题最合适的人选。这次的差事，是他自己主动向明宗讨来的。

李严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去其实是送死。前蜀政权虽然腐朽，但它的存在至少能保持四川社会的和平安定不被破坏。而后唐大军灭蜀之后，蜀地一度陷入大乱。蜀人对导致前蜀亡国的李严恨之入骨，蜀地的舆论对他非常不利。临行前，李严的母亲已有不祥的预感，她对儿子说：“今日再往，必以死报蜀人矣！”

李严的命运果然不幸被老母言中。天成二年（927）正月，李严抵达成都。孟知祥几句话就引爆众怒，把李严架到了火上烤。孟知祥当众揭穿了李严的黑历史，说他挑唆庄宗出兵伐蜀，间接导致郭崇韬被杀、庄宗遇害及后唐朝廷易主。李严以一己之力，灭亡了前蜀和后唐两个王朝——“遂致两国俱亡”。从这个角度看，李严不仅是蜀人的仇人，也是后唐将士的仇人。如果他没有撺掇伐蜀之役，李继岌和郭崇韬就不会互相猜忌，各种谣言也不会产生，贝州不会发生兵变，庄宗也不会死。

前蜀的亡国，当然是李严直接造成的；后唐的亡国，李严也难辞其咎。在成都，蜀人也好，后唐将士也罢，都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气氛烘托到这里，只有杀了李严，才能让蜀人与驻蜀的后唐将士消气。孟知祥说完，“众怒不可遏也”，李严就被将士们拉出去砍了。

事后，孟知祥上书明宗解释说：“李严来成都后，擅用威福，假传圣旨，已经被我杀了。”李严死后，明宗为稳住孟知祥，还派人去成都传诏安抚他。

这时，孟知祥的夫人与其子孟仁赞（后改名孟昶，即后来的后蜀第二任皇帝）刚好从太原出发，前去成都与孟知祥团聚。他们刚走到凤翔，李严遇害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凤翔节度使李从曮（898-946）见孟知祥敢杀害朝廷派去的监军，担心他要造反，于是自作主张把他的妻儿扣押了下来。

当有人怀疑你造反的时候，你最好是真的想造反。郭崇韬没有谋反之心却死于非命，而真想造反的孟知祥，朝廷还得哄着他。明宗知道孟知祥的妻儿被扣后，为了安抚他，特地跟李从曮打招呼，让他放人，允许他们入蜀团聚。

尽管明宗有意示好，孟知祥却无法与明宗共情。从“两国俱亡”的说辞里，可见在孟知祥心中，庄宗死后明宗称帝重建的后唐，已是另一个王朝。真正的后唐，已经随着庄宗之死亡国了。要孟知祥做明宗的忠臣，甘心听命于新的后唐朝廷，对孟知祥来说，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

天成四年（929），明宗朝廷稳定了中枢局势后，开始试图重新掌控已是半独立状态的巴蜀地区。主持中枢军政的安重诲开始安排亲信入蜀，在阆州（治今四川阆中）设立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阆州等地原属东川，孟知祥就挑唆东川节度使董璋出头找茬儿。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出兵攻破阆州，斩杀了李仁矩。后唐朝廷被彻底激怒了，明宗下诏让石敬瑭——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后来为了当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石敬瑭——率领大军入蜀讨伐叛乱。

石敬瑭大军一入蜀，很快就攻下剑门关。孟知祥全力出击，派大军进驻剑州，将后唐军阻击在巴蜀腹地之外，使其无法前进。这时，之前谋划伐蜀、一度权倾朝野的安重诲，在后唐朝廷的内斗中也已失势。石敬瑭本就对伐蜀兴趣不大，现在久战无功，长途作战的后勤压力又与日俱增，于是不断上表劝说明宗罢兵停战。长兴二年（931）二月，在没有得到明宗明确回复的情况下，石敬瑭以军粮耗尽、不堪再战为由，率领后唐大军北返。后唐中央以武力解决蜀地军阀问题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

这时，安重诲已经失势被杀。明宗下诏说，安重诲是因为“离间孟知祥”等藩镇重臣，致使天下多事才被朝廷正法的。明宗把“锅”全甩给了安重诲，以此来安抚孟知祥。孟知祥抓住这个朝廷向他示好的机会，故意刺激东川节度使董璋。董璋为人有勇无谋，以为孟知祥跟朝廷勾结，要出卖他。长兴三年（932），董璋率军进攻成都，被孟知祥击败，回到东川节度使的驻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后，被部将杀死。至此，孟知祥兼并了东川之地，将整个巴蜀大地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

长兴四年（933）二月，明宗下诏拜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对孟知祥而言，在蜀中称帝建国，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明宗朝廷又祸起萧墙。

明宗戎马半生，继位时已经六十岁，但一直未立太子。他的一堆儿子里面，成年的只有二人：秦王李从荣（？-933）和宋王李从厚（914-933）。秦王李从荣最为年长，当时在京城，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又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中书令，具有事实上的皇太子地位。但李从荣为人戾气极重，与明宗身边的将相皆合不来，特别是与明宗身边的近臣势同水火。宋王李从厚则年纪尚轻，为人懦弱，当时在外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河北重镇魏州（治今河北大名）。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病重，秦王李从荣竟然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袭击宫门，想要攻入皇宫提前抢班夺位。禁军从宫门冲出，李从荣的草台班子看到真正的军队，吓得全都作鸟兽散。李从荣自己跑回家，躲在床下不敢出来，最后被前来平叛的禁军拉出来结束了性命。

爱子作死身亡，明宗大受刺激，没几天就撒手人寰。明宗一死，孟知祥再无顾虑，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二十八日，后唐王朝的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兼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蜀王孟知祥，在蜀中将士及文武官员的轮番联名劝进后，终于同意应天顺人，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为“蜀”，史称“后蜀”。

（本文摘自黄博著《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中华书局，2025年6月。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文做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