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瓦解了两极格局，伴随着大量秘密档案解封，人们开始意识到，冷战不仅是两大阵营军事与经济实力的争夺，也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较量。与之对应地，冷战史学界也逐渐突破传统外交史的研究范畴，将“宣传战”“舆论战”“认知战”等关键词纳入研究视野，转而关注更多信息和文化领域的“纸上战场”交锋。

陈强博士的《纸上战场：美国中情局涉华国际传播的信息遮蔽（1949-1972）》一书，就聚焦于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对新中国宣传文本的系统化情报生产，由此追问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是如何在此过程中被定义的，这种定义又如何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当下的对华认知。与以往利用公开媒体报道开展的多数对华认知研究不同，本书将关注点前移到情报活动这一隐蔽的知识生产环节，通过对解密档案的考察，讲述这段新中国“被国际传播”的历史。

新中国何以“被国际传播”

正如弗朗西斯·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中所呈现的，美国中情局（CIA）在冷战时期并非仅仅承担军事侦查与信息监测职能，而是深度介入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不仅资助学术研究、出版文化刊物、支持艺术团体，还借助情报分析生产大量服务“关键少数”的基础知识。在美国官僚系统内部，这条稳定运行的“知识供给线”为情势研判与战略制定提供了决策基础；在美国以外，这些分析内容则通过情报共享机制被同步给西方盟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他国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整体认知框架。

而从新中国成立直至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既无媒体等信息流通渠道，也无外交接触或人员往来。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几乎只能依赖间接线索，即利用中国官方对内发布的公开宣传文本展开。在此背景下，诸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电台广播等内容，便被中情局视作为数不多的信息源而纳入宣传分析，从而“被动”地进行了“国际传播”。

所谓宣传分析，指的是一种“以传播意图为目的的研究”，其历史可回溯到二战时期美国情报系统开展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具体而言，分析师会利用对既往媒体行为的了解，从宣传内容反向推理，推断背后的宣传目标与政策意图，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政治解释、语义学方法等。因此，无论是词语的增删、语调的强弱，还是标题的布局，乃至人名与机构的提法，任何微小线索均会被视作解读国家战略意图的窗口。而其中折射的政治路线调整、外交态度变化与社会情势演进等，才是宣传分析的最终目标。

尽管为确保情报准确性，从事宣传分析的分析师会被要求坚持客观性原则，淡化意识形态属性。但在彼时的思想氛围中，以及缺乏一手信息的有限条件下，面对被视作“意识形态敌对方”的新中国，分析师难免将自身的片面解读投射于文本中。比如，在解读新中国宣传系统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时，情报人员往往将宣传机构视作执行中央意志的“国家机器”，将一切公开表述视作反映真实政策意图的“前置信号”，也将宣传中对敌意象的塑造当作实际外交政策的判断来源。这导致其对中国国家能力、宣传效率和组织动员力的估计都出现了系统性的扭曲和放大，一个日益强大的异质性“他者”形象由此被建构起来。

然而，这些嵌入了分析师固有思维模式的情报文本，直接构成了美国决策层了解新中国的知识基础；而这一隔绝时期所建立的认知模式，又成为后续美国对华认知的起点。正如作者所说，“彼时形成的思维惯性，此时依然在发挥作用。”那么，对这一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以及情报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揭示，就变得格外重要。

情报文本的“隐”与“蔽”

前面已经提到，区别于既往的多数美国对华认知与传播研究，本书首次以解密情报为依据，考察美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对华“定义”问题。与国际新闻、国际广播等公开的跨国信息流通渠道不同，情报代表了一种“隐蔽”的国际传播形式。这里所说的“隐蔽”至少包含双重含义：一者是“隐”，即秘密、私密，与“公开”相对，指情报受众的覆盖范围只局限在美西方官僚体系内部；一者是“蔽”，即掩盖、遮盖，指因为有意或无意的信息过滤所导致的片面性，或由于意识形态偏见所导致的对事实的遮蔽性。

由此，“隐”“蔽”二字就成为理解美国涉华宣传情报的重要线索。在中情局进行信息获取与情报生产的过程中，哪些宣传文本被纳入到情报中，哪些则被排除在外？哪些群体可以获得情报，哪些对此一无所知？前者涉及美国对作为信源的新中国宣传的过滤和筛选，就像爱德华·萨伊德在《报道伊斯兰》标题中的一语双关，“covering”既是“报道”也是“遮蔽”。情报生产与报道类似，都涉及对事实信息的裁剪，所以定义、解释中国的过程，也是在特定镜头下重新框定中国的过程。后者则涉及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于共产主义阵营所谓“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因而情报的受众只限制在小范围的官僚体系内部，绝大多数公众是不被允许也毫无可能接触的。

有趣的是，本书不仅关注了从公开到秘密的情报生产过程，也关注了从秘密到公开的情报解密过程。上世纪80年代起，中情局在《信息自由法》的规约下开始实施“历史审查计划”，并在冷战结束后加速公开了部分档案。然而作者发现，这些情报文本往往是“部分解密”的，一些敏感信息会以覆盖、抹除等方式被“消毒”（sanitized）。这种对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代表了情报机构的二次过滤与把关。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档案被允许解密，哪些仍不被允许？在呈现给公众的“消毒”版本中，哪些信息被披露，哪些依旧被遮盖？在后冷战时代，将数十年前的档案部分公开又有何用意？

实际上，这种“公开披露情报”的行为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战略博弈工具。在互联网时代，解密情报一旦以“客观知识”的面貌见之于人，便可能被媒体、智库等机构重新解读，再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广泛传播。在这种语境下，“公开披露情报”就成为一种主动的议程设置行为，得以重塑国内国际舆论的认知，从而使沉睡的档案继续“发挥余热”，为美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争取话语优势。

因此，经过“把关人”中情局的双重过滤，其所言说的“共产党中国”形象进一步从美国官僚体系拓展到全球公共领域，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塑造着对华认知。由此可见，在情报披露过程中，“隐”虽明现，“蔽”犹未消。这种遮蔽性的长久与稳固源于情报的另一重属性，即作为知识的认知塑造潜力。

作为信息、史料与知识的情报

在情报学的传统定义中，“情报是为特定用户提供的信息加工和分析”。就宣传情报而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对大众传媒材料的噪音过滤与信号提炼，目的是提升信息的可用性与决策指向性。而在史学研究中，随着冷战档案逐步解密，情报文件又常被当作最接近历史现场的“零号文献”，研究者倾向于通过文本比对与史料考证来重建事件脉络与历史真实。不过，《纸上战场》并未停留于“作为信息的情报”或“作为史料的情报”这两种既有范式，而是将自身定位在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脉络中。那么，情报研究是如何成为一个传播学命题的？

尽管将情报作为研究对象，且调用了史学的方法论资源，但本书的问题意识始终指向传播过程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成为贯穿全书的理论接口——情报不再被当作静态的、用以还原历史现场的客观材料，而是被置于生产、过滤、传递与再公开的动态链条之中，进而成为理解国际传播的一种独特知识形态。在这一视角下，情报机构成为知识生产者与“把关人”，而情报的收集与解密则被视作两轮知识生产，其意识形态的偏向性、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目的性、以及对于现实世界的建构性等，都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由此，情报研究得以连接情报学、史学与传播学，实现跨领域的理论对话和范式衔接。

实际上，即使在国际传播研究中，这一认识论视角也同样具有启发性。“从进程的角度看，国际传播包括先验知识的生产、交往的过程与传播的结果三个阶段。”传统的国际传播研究常聚焦媒体报道、公共外交等传播交往实践及其效果，关注话语如何被制造、散播与接受的——换言之，主要关注表层的传播过程与即时性效果。然而，话语何以能在不同语境中被认知并持久影响决策，往往取决于更深层的先验知识结构，取决于那些长期被整理、索引、流通并被政策使用的“可用知识”。

情报正是在这一重要意义上发挥其关键作用的——一则被情报体系或知识共同体反复使用的分析范式，不仅影响当下决策，还会以档案、内部简报、教材与学术著述等形式保存下来，成为后续认知的起点。其结果是，一国之形象并非由单次对外传播事件所塑造，而是由长期的知识积累与习惯性解读所固化，这种“长尾效应”使得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认知结构在数十年后依旧发挥影响。换言之，正是那套隐而不显的“中国知识”，预先塑造了国际传播场域中那个公开可见的“中国形象”。

因此，对于这套涉华知识如何被生产、赋权并嵌入决策与传播体系的历史性回溯，实际上构成了解构当下国际传播话语秩序的前提。而将视角前移，关注形象、话语、叙事底层的“知识基础设施”，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这正是《纸上战场》一书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