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1941年，重庆市动力燃料奇缺，四川油矿探勘处使用瓶装天然气为汽车、渡轮提供动力，并在巴县建立天然气制品厂。天然气虽然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不过早在战前，中国学界即对开采天然气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同时，国民政府在战前亦有意识地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来建设。其中，1934年，为了调查四川的资源，中国工程师学会向四川派出考察团，其中一项重要的考察对象便是天然气。本文介绍《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一书，希望从一个侧面展现国民政府勘探与使用天然气的历史。

《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一书出版于1936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31年，总会设于南京，可追溯至詹天佑于1912年发起的中华工程师会，宗旨是“联络工程界同志，研究并促进工程学术”。该会既是学术团体，又是职业团体，吴稚晖即称该会“名虽沿向来习称之学会，实则并非为纯粹之学术团体，皆为职业团体。因我国轻视科工，故科工家欲自附于学术之林，每联学字为贵重之外饰”。同时，“凡国中有名之工程师，大都在会”。值得一提的是，该会1931年初建时即决定登记战时人才，研究战时工作。从历年年会内容来看，该会一直有为国防服务的功能。此外，该会在组织四川考察团以外，亦组织了广西考察团等。

1933年，中国科学社在四川召开年会。同年，刘湘、卢作孚邀请中国工程师学会亦在四川召开年会，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当年的年会中决议向四川派出考察团，而毋须在川召开年会。1934年5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赴川，并应邀参加“全川生产建设会议”，随后由刘湘赞助进行考察，为时两个月结束。“全川生产建设会议”，至少名义上是刘湘以中央政府的政策为指导召开的——1933、1934年汪精卫、蒋介石联合拍发“俭电”与“真电”，提出：“今日救国方策，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则是川政统一、四川逐渐走出封闭这一历史进程。

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最初决定由会长萨福均率领，而后因其奉铁道部令出国，则改派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曾任该会副会长）。胡庶华虽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密，还是一个学者的形象。考察结束后，胡庶华即由刘湘聘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出发以前，因为考察团中有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人员，该团特别规定此行“绝无其他政治意味或作用”、“中央政府与地方应密切合作，但中央绝不与地方争权夺利”，考察结束后仍强调“省与省之建设相成而不相犯，则皆为健全之省”，试图表现一定的超然性，反映出当时微妙的政治态势。但是无论政治上多超然，考察四川、为将来的建设、国防服务是他们所一直坚持的。

该书由刘湘、陈公博、马君武等人作序，主要是对四川的公路、铁道、水利、水力、电力、电讯、纺织、糖业、药物制造、地质煤铁、煤矿、石油、火井、盐业、钢铁、铜矿、水泥、油漆等方面进行考察生成的报告，本文将针对天然气部分进行介绍。该报告主要介绍了当地天然气的历史、研究状况、用途、集中区域、产量、开垦程序、来源、现状与未来、化学性情、含油量、检查法与火井的构造、类别、数量等。

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是在自贡考察天然气，为时两个星期。自贡以生产井盐驰名中外，而该地的天然气矿藏亦十分丰富。自晋代开采井盐时发现天然气的存在后，自贡的天然气即用来煎盐，“别无其他工业用途”，开采天然气的井则被称为“火井”。火井一项由洪中主持考察，洪中曾任兵工署署长，此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并负责“解决万一海岸遭受封销后之燃料问题”。此前国内对自贡天然气虽有认识，但意识不到其重要性，故相关研究十分欠缺。该团指出天然气“如具适宜之性情，及丰富之产量，则各种工业，皆可赖以发展，与国家经济及国防资源，有莫大之关系，其重要性，实不亚于石油”。

该团观察到自贡“盐井火井，错落相间，棋布星罗，至为稠密，远眺则高架云连，天车栉比，与美国之‘匹次堡’‘新金山’油田之风景无异，诚内地之大观也”。不过，由于该团主要是针对既有的火井进行考察，而没有条件进行新的地质勘探，同时技术条件有限，“所携器械药品，又不甚完备”，仅“略事考察，粗知梗概”，考察得到的内容自然十分不足。于是，该团提议设立研究所“从事常川检查及记录工作”。

该团总结自贡的天然气不能用作提取汽油，但可用作汽油的替代品，并认为自贡天然气的现有产量“尚不足供美国中等工厂之需也”。但是如果成功将天然气压缩为汽油替代品，就能有效缓解四川汽油昂贵之局面，“塞巨大之漏卮，且能开发当地之富源”。该团同时意识到当地使用天然气煎盐的方法“极简陋”、“暴殄浪费，致所产煤气，尚不敷当地熬盐之用”，设计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更重要的是，该团发现自贡的天然气“来源之产量，日益衰落”，于是需要“采用新式机械，从事深凿试探，另辟新源”。

中国对天然气的钻探的发展，是一个艰难发展的过程。1935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拟将吾国石油矿及天然瓦斯及其他炭轻化物质之探、采、炼一切特权，给予美商华脱爱琼斯，以五十年为期，于此五十年内即吾国政府亦不得从事上项工业，同时吾国石油类关税，亦均受其限制”。虽然这项合同，因“关系吾国资源至巨，社会上势必发生莫大反感，恐国际纠纷亦且因之而起”、“且恐牵动日本外交”，经杨永泰、朱家骅、翁文灏、钱昌照等人力争而未经通过，不过也足资反映当时国民政府对矿藏及相关工业的认知程度。

回到该团考察的四川，因为各种原因，后来自贡的天然气发展十分有限，“灯泡大王”胡西园即曾到自贡考察瓦斯，看是否能用于制造电灯泡，不过因为“不但经济上不合算，而且其质地、浓度对制造电灯泡都有影响”，故而放弃。就整个四川而言，生产方面，1936年，资源委员会设立四川油矿探勘处，在巴县、达县勘探。1939年，巴县钻井获气。1943年，隆昌县钻探获气，并就地设立炼油厂，但因产量太低，未能正式投产。应用方面，前述巴县设立的天然气制品厂战后便停止销售。总的来说，四川的天然气得到大规模开采与应用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

这份报告“一以供当局之参考，一以引国人之注意”，总体来说，其认为“世界二次大战迟早无可避免，长江下游物产虽丰，而无险可守，西北可以自固，而残破不堪”，而“将来重工业所在，以四川为最适宜之地点，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愿吾国人毋忘四川，更愿四川不失其为民族生命线之四川也”。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张群（四川人）便告诉蒋介石称该报告“内容异常翔实，信为建设川省之极好参考资料”，并请求蒋介石为之作序，尽管蒋介石最终仅为之题写书名。当然不能说这份报告的出炉对日后国民政府西迁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与读者群包括国民政府政界、学界的上层人物，其对四川各种长处的发掘与提出建设四川的意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难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