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5日至6日，首届老龄化传播研讨会在深圳大学拉开帷幕。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主办，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指导协办。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多名专家学者，以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闻与写作》、《学术论坛》等国内多名CSSCI期刊编辑参加。

致辞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杨洸教授致开幕辞。杨洸教授首先感谢周裕琼教授召集此次会议，为老龄化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空间。她表示，正值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创建四十周年之际，此次会议作为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是传播学院健康传播学科教学与科研成果的重要展现平台。同时，她也对传播学院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展开了介绍。致辞最后，杨洸教授也对远道而来、不辞辛劳的各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少晶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发表致辞。孙少晶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表示研讨会是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出发，具备中国特色。他表示，作为每个人都将要面对的老龄化问题，与会的青年学者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十分具备前瞻性。最后，孙少晶教授祝愿各位学者都能够在这样“小而美、小而精”的研讨会中取得满满的收获，并祝愿健康传播与老龄化传播的学术共同体能够越办越好。

主旨演讲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副教授蒋少海的主旨演讲题目为“Promoting Healthy Longevity: A Case Study of Health District @ Queenstown in Singapore”。他指出，新加坡正经历严峻的老龄化进程，但健康寿命（health span）与平均寿命仍存在显著差距。他强调，健康长寿的核心在于通过社会协作重塑老龄化叙事——老年人是社区的宝贵资产而非负担，需要通过跨领域干预提升生命质量。蒋少海以女皇镇健康卫生区为例，说明该项目如何整合政府、学界（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卫生系统）与社区力量，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创新平台。他呼吁重塑老龄化叙事，将长寿视为“生命旅程的活力延续”，构建让各年龄段居民“健康、幸福、有尊严生活”的包容性社区。

深圳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焦璨的主旨演讲题目为“老漂族的积极老化”。她指出，“老漂族”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离开原居地随子女迁移的老年群体，面临生活环境、社交网络等多重转变，需要通过积极老化理念重构社会认知，认识到老年人不是被动受助者，而是具备成长潜力的主体。其研究团队通过五项系统性研究，构建了本土化干预框架。焦璨呼吁政策制定需关注认知水平与性别差异：对低认知群体强化资源整合训练，对高认知群体引导多维协调；男性侧重健康与社会支持干预，女性加强生活方式指导。最后她强调，老年迁移适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其长期变化规律，以更好地促进老漂族积极老化进程，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锦辉的主旨演讲题目为“健康信息的算法偏见：给老年传播的启示”。他指出社交媒体推荐算法虽提升信息分发效率，但却可能系统性剥夺弱势群体获取可信健康信息的权利。为验证这一伦理困境，其团队创新性开发针对抖音平台的虚拟代理测试（ABT）技术，通过137万条视频数据揭示算法偏见的运作机制。结果显示，算法本身会造成偏见，高端手机用户、医疗发达地区用户获取高可信度健康信息比例更高，而用户能动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健康信息不平等。他强调算法是社会镜像，会扩大社会不平等，提升弱势群体信息素养比改良算法更迫切，需通过教育帮助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识别低质信息、主动搜寻权威信源，打破“算法把关人”的隐性控制。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的主旨演讲题目为“老龄化传播的学术想象力”。她指出，应将研究重心从“老年传播”转向“老龄化传播”，将“老龄化”视为宏观基础结构和动态过程，考察全人口生命周期中不同年龄群体通过借助各种媒介形态和各种传播方式来形成关于“老”的社会与文化共识。她介绍了智能媒体生态下的积极老龄化传播研究，探讨智能媒体作为工具、平台、基础设施在赋能老年人健康、社交、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作用，以及与文化传承的关联。她反思当前研究需要从科学主义转向人文主义，强调“重听老人言”，研究者应该在学术的田野里深入他们的生活、体悟他们的传播困境，并重新思考老年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

老病有孤舟：老年漂泊与困顿的传播学回应

第一场学术对谈（共两组）由深圳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焦璨主持。

第一组对谈中，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慧首先分享了题为“老年人数字贫困的多元类型与影响因素：基于能力理论的视角”的研究。她聚焦老龄化与数字化碰撞下的老年人数字境遇，指出当前研究将老年数字参与简化为“接入者/非接入者”的二元对立，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因此，她的团队引入了数字贫困概念和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以克服传统研究的不足。她们的研究旨在通过聚类分析划分老年人数字贫困类型，借助多元回归探寻老年人数字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该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数字贫困框架与能力理论的应用，在现实上推动社会关注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与差异化支持，助力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艳进行了题为“媒介使用与生命历程的互构：‘老漂族’如何在流动中驯化智能手机”的发言。研究以“老漂族”为对象，基于驯化理论，采用协同访谈、线上观察和生命历程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智能手机的驯化与再驯化。研究发现，手机厂商通过商品化设定技术剧本，“老漂族”基于需求形成技术想象；流动中通过占有、客体化等将手机纳入生活，与生命历程互构；因手机依赖和家庭任务变化，他们调整与手机关系，发展再驯化策略。王艳强调，“老漂族”对智能手机的驯化不只是一种技术实践，更是贯穿其流动生命历程的身份协商和自我调整的过程。她呼吁超越工具性“数字赋能”框架，关注“人-技”互动中流动老年个体及群体的主体建构与意义生产。

第二组对谈中，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任玉琛首先分享了题为“老漂族在城市：从最后一公里到最后十米”的研究。她指出既有研究过度关注流动老人“最后一公里”的城市融入，却忽视其“最后十米”的家庭空间困境。通过对14位东莞农村籍老漂族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他们的行为受家庭理性考量与个人需求的矛盾影响，家庭中心话语和个人中心话语的竞争共同对老漂族的返乡决策进行意义塑造。任玉琛指出，主流社会文化尚未承认“老漂族”以压抑、牺牲自我需求为代价去支持家庭发展，对他们的付出持有理所应当式的期待。在家庭与社会层面上倡导承认并尊重流动老人的付出，或许是缓解“老漂族”困境的潜在路径。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何琦隽进行了题为“育儿老漂族家庭沟通与心理健康研究”的发言，与上述“老漂族”的返乡心态形成对照：在城市育儿的老漂族普遍存在对自身的“工具化”倾向，具体体现在角色工具化、任务工具化和生活工具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在角色上，育儿老人缺乏决策权，在家庭沟通中处于较被动的位置；在任务上，除了育儿外，大部分老人还会承担琐碎的家务；在生活上，育儿老人存在“过客”心态，他们普遍使用手机打发时间、在线上沟通情感与私人事务，而将线下的生活仅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研究者将这种工具化视为一种应对复杂家庭角色的分离策略，这种多层次工具化既是老人对角色压力的心理应对，也折射出其在家庭结构中的特殊处境与潜在疏离。

最后，四位老师针对各自分享的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她们共同挑战了传统研究的简化框架，倡导从个体需求与主体性出发，构建尊重差异、承认价值、强化能力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回应老年漂泊的结构性困局。

人间重晚晴：老年福祉的多元路径探索

第二场学术对谈（共三组）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慧主持。

第一组对谈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茜首先分享了题为“智能时代老年人的数字困境与赋能生态构建”的研究。研究通过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探究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深层意义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除感知风险外，自我效能、朋辈支持和代际支持均显著正向促进老年人数字使用行为。并且，代际支持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而朋辈支持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研究指出老年人数字融入绝非简单的技术接入问题，而是一个涵盖技术能力、心理认同和社会互动的多维建构过程。对此，研究提出科技适老（推出适老化产品并优化售后支持）、朋辈互助（以“老带新”促进数字技能共享）、家庭反哺（强化代际技术与文化反哺）、文化包容（构建跨代数字共同体）等四条对策，以期更好地助力老年人的数字赋能。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李思悦进行了题为“社会支持视角下的老龄化研究”的发言。研究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探讨了数字鸿沟中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量化数据发现，家中晚辈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频率显著高于信息支持，而家中同辈、朋友和社区的情感支持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支持类型，其揭示了不同社交圈层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支持差异。后者探讨老年人的抖音实践。基于对 20 对长辈-晚辈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媒介化面子不仅源于家庭伦理与技术实践的互动，更体现了数字空间中代际权力的重构过程。

第二组对谈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谢兴政首先分享了题为“找‘老师’：农村老年群体的‘关系’重构与媒介素养培育”的研究。研究聚焦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在数字化浪潮中的社会交往变迁与媒介技能提升问题。通过对典型留守村庄D村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农村老年群体正通过三重空间重塑社交网络——在居住空间中从亲缘维系转向社会性交流，在公共空间中以趣缘/业缘建立自致性关联，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自己人”圈子的线上迁移与拓展。研究认为，理解并顺应农村老年群体在居住、公共、虚拟空间中“关系”的动态重构过程，并善用其内部的“自己人”网络资源，是有效培育其媒介素养、促进数字融入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张连珊进行了题为“智能媒体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的路径探索”的发言。研究旨在探索老年群体与智能技术的复杂关系。基于对社交媒体（老年群体的智能媒介使用行为与数字幸福感）、社交机器人（老年群体的社交机器人采纳与抵触）及AI陪伴设备（AI陪伴机器人促进老年福祉的人机互动机制）的系列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数字幸福感既受微观心理机制（老化感知/歧视内化）调节，亦可通过人机互动的情感设计重构实现。如何更好地走进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张教授和与会学者就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研讨。

第三组对谈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孙永健首先分享了题为“致愈还是自愈：银发数字之殇的自发性弥合机制探究”的研究。基于第六、七次人口普查及CGSS等全样本数据，研究通过全国人口队列预测模型（2010-2050年），试图回应“人口越老，鸿沟越深”的问题是否成立。研究发现，银发数字鸿沟具有致愈与自愈的双重弥合路径。前者是由政府政策（适老化改造）、市场干预（银发经济）、家庭反哺等构成的外部“社会工程”；后者是由人口代际更替与媒介素养积累形成的系统内在修复力。两者互为表里，突出了被过往研究所忽视的“被遮蔽的免疫力”，同时也修正了关于银发数字鸿沟趋势会逐步加深的认知 。同时，研究也提醒我们需要看到技术迭代催生的新型数字鸿沟，意识到弥合并非一次性的愈合任务，而是一场与技术同步进行的结构性“体检”。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谢奋进行了题为“当我老了：祖孙沟通对青年群体老化想象的影响”发言。研究基于全国778名青年样本(18-35岁)的问卷调查，以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祖孙沟通对青年老化想象的塑造机制。研究发现，祖孙日常沟通和仪式性沟通会正向影响青年人的老化想象，也会分别通过代际关系和孝道理念的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正向影响。研究揭示了中国语境下代际沟通的心理机制和文化路径，提示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开展老化教育，既要想办法改善代际关系，也要注重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在此基础上，研究还结合媒体对衰老以及老年群体的建构论述了“衰老作为一种习得”的观点。

最后，熊慧教授对6位对谈人的发言进行了细致而富有建设性的点评，并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仅具有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更突破了西方理论框架的局限，为全球老龄化研究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

夕阳无限好：老龄化传播学术发表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场学术对谈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主持。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编戴利朝首先对与会学者在老龄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认可，表明不仅深切感受到学界对老龄化传播的学术热情，也对该领域蕴含的学术机遇寄予厚望。在他看来，老龄化传播的研究选题并非源于自上而下的规划，也不是来自有疏离感的大数据，而是源于日常生活、属于每个人的生活关切。他进一步表示，作为兼具学术前沿与现实关照的研究领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非常乐意参与并助力老龄化传播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与发展。不仅旨在积极回应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传播困境与数字挑战，更希冀能推动老龄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积累，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期刊力量。

《新闻与写作》责编李佳咪进行了题为“老龄化传播学术发表的机遇与挑战——基于CSSCI刊物发文情况的观察与思考”的发言。结合自身刊物与其他刊物就老龄化传播议题的发表情况，她指出，得益于国家政策与战略引领，老龄化传播正经历从边缘到中心的学术跃迁。然而，当前学术领域普遍面临内卷加剧的困境（C刊发文数量持续缩减），这一挑战在老龄化传播领域亦愈发凸显。何以应对？她进一步呼吁研究者能关注新问题，拓展研究议题；推动理论本土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传播理论；创新方法论，实现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互补。惟其如此，老龄化传播研究方能在学术内卷中开辟新路径，真正实现学术成果与国家老龄化治理需求的同频共振。

《学术论坛》责编杨彧表示，在老龄化交融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老龄化传播研究具有学术探索与社会服务双重维度的发展潜力。未来，《学术论坛》也希望能为研究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出专题研究成果，持续激活老龄化传播领域的学术创造力，让理论研究既能直面银发群体的现实需求，又能在全球学术坐标系中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话语权。

最后，三位期刊编辑和与会学者就“研究价值VS刊发价值”、“专业性刊物VS综合性刊物”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学术规范与发表策略提出了具体建议。

为霞尚满天：老龄化传播研究的无限可能

头脑风暴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任玉琛主持。与会学者就“老龄化传播研究的无限可能”这一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与设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谢奋就量化研究中的量表使用提出疑问，深圳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焦璨从研究的实际需要、量表的使用规范等方面予以解答。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李炳灿建议应以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理解老年群体的成长性。在应对当前研究进程中与AI技术相关的各类问题时，与会学者充分发表自身的看法，表示可以让AI成为辅助写作的工具，但必须坚持学术的原创性。在面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之间的争论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编戴利朝和《新闻与写作》责编李佳咪结合期刊编辑实例，对两种研究的不同取向和审稿要求等方面予以回应，解答了大家的疑惑。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郭晨就国社科基金申报书的撰写问题向学者们提出疑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锦辉从自身经历出发，对基金项目的前期申报、中期研究和后期结项等不同阶段展开解答。健康传播与老龄化传播的研究都十分注重研究的落地与预期的社会意义，与会学者结合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实践经历，一致认为后续的研讨会不应是传播学者的“圈地自嗨”，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不同身份与背景的参与者“破壁交流”。会议最后，周裕琼教授提议，后续会议可以让学者们邀请参与自己研究的老年人来到现场，和学者们一同参与讨论、发表看法，为学科的发展与后续研究的不断进步注入不同的观点与声音，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