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 Prosit, ein Prosit / Der Gemütlichkeit /

Ein Prosit, ein Prosit / Der Gemütlichkeit

干一杯！再一杯！敬安逸！

干一杯！再一杯！敬欢乐！

——巴伐利亚祝酒歌

盛宴：一场没有颠覆的狂欢

“狂欢”一词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往往与巴赫金的理论联系紧密。在他笔下，狂欢节是临时颠覆等级秩序、解构主流话语的时刻，是由肉体、笑声与滑稽构筑的反秩序乌托邦。政治寓言、化妆反串、君臣倒错、对现实世界的讽刺与否定，成为这一概念最核心的意涵。尤其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语境中，狂欢节几乎总是与“斋戒”之前的道德松动、象征性失控和集体情绪的越界绑定在一起。莱茵河畔的玫瑰星期一游行、意大利半岛的Carnevale、法国尼斯的“傀儡焚烧”……皆是如此。

但“狂欢”是否只能作为对既定结构的暂时叛乱而存在？是否所有的节庆都必须依附于罪与罚、颠覆与复归的二元结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部的慕尼黑，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狂欢逻辑：慕尼黑啤酒节，这个以啤酒著称的世界级盛事，几乎没有任何讽刺、化妆、戏仿或政治表演，却在两周之内吸引上千万名游客，其中国家、地方与私人资本动员之密集、秩序之严密、共同体认同之强烈令人惊叹，却远非“政治化狂欢”。

笔者尝试将慕尼黑啤酒节视为一种与“狂欢”（Carnival）平行的文化形式：“盛宴”（Feast）。不同于巴赫金笔下的“笑倒国王”，盛宴的内核是肯定性的，是在秩序之中构筑共享感的仪式化集体体验。若说科隆的狂欢是一场政治讽刺剧，那么慕尼黑的啤酒节更近于一套精心设计的乐章，在节律、服饰、饮酒与歌唱中重复着德国南部的文化自我叙述。一如人类学家迈克尔·迪特勒 (Michael Dietler)所言：“盛宴是一种国家所喜爱的狂欢形式。”它不以扰乱权力为目的，而让人们在既定的结构内体验“我们”的存在。让节日回归人类最纯粹的快乐：大吃大喝。

啤酒节入口。图源IG：Paulaner

一、起源与结构：从“婚礼”开始，以“延续”结束

与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欧洲狂欢节不同，慕尼黑啤酒节的诞生并不具有宗教背景，也不是源自民间自发的讽刺传统。它的起点是一场王室婚礼：1810年10月12日，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与萨克森的特蕾莎公主在慕尼黑结婚。为庆祝这场联姻，王室在城市南郊的草地上举办了包括赛马在内的大型公共庆典。这块草地后来便被命名为“特蕾莎草地”，今日啤酒节依然在此举办。

路德维西和特蕾莎，弗朗茨贝格绘，1818年。

这个节日从一开始就并非自下而上的狂欢，而是自上而下的共享。在次年，庆典被延续并“准制度化”；此后，尽管赛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节日的饮酒、游艺、民俗与集体聚餐等元素却日益强化。19世纪中叶，慕尼黑本地的大型啤酒商与地方政府正式接手节庆组织工作，啤酒节由此走向产业化、世俗化与国家支持的三重轨道。这一发展路径，与同样起源于中世纪但具有天主教“斋戒前放纵”内核的欧洲狂欢节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的狂欢节以“结构暂时失效”为核心机制：等级反转、君主被嘲笑、宗教被滑稽模仿、秩序被短暂取消。巴赫金将其称为“狂欢化”（Carnivalesque）：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内，社会秩序得以被戏仿、颠倒、讽刺，从而激发一种对权力结构的间接批评。狂欢节的笑声，是对世界秩序的悬置与重评，是“以肉体挑战教义”的仪式化动作。

然而，慕尼黑啤酒节并不笑倒国王，也不讽刺政客。它没有面具，没有调侃性的化装，也没有象征性的“罪恶释放”。在这里，没有“恶魔花车”，更没有“Stippeföttche”（屁股互蹭）式的军装舞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人们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整齐划一地进入官方帐篷，坐在编号清晰的长桌前，在服务生按节奏端上的一升装啤酒面前举杯合唱。秩序不仅未被取消，反而被仪式化、节奏化地强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节庆结构时，往往将“盛宴”与“狂欢”加以区分，盛宴（Feast）所指的，并非暂时性放纵，而是周期性肯定与结构性分享。迪特勒指出：“盛宴不是对权力的挑战，而是权力的确认；不是社会结构的暂停，而是其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式社会结构”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其边缘或反面。

节日的时间安排亦具有深刻的农业与气候逻辑。尽管名为“Oktoberfest十月节”，啤酒节多在九月中下旬启动，避开南德寒冷的深秋。这一时期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完成收成、进入冬储之前的短暂空档，也是劳动者得以聚集、共享成果的“安全窗口”。在这种节律中，啤酒节不是象征性的“末日狂欢”，而是实质性的“劳作奖赏”。它既不承担宗教洗罪的使命，也不渴望通过“笑声”施加政治能量。每年九月的慕尼黑特蕾莎草地，临时搭起十四座巨型帐篷，像是城市给自己插上的一排彩色呼吸器。主帐篷如Hofbräu、Paulaner、Augustiner等，每一座都可容纳六千至一万人；帐篷外还有小型餐饮摊位、游乐设施和纪念品摊，但没有人把这些当成主角；舞台也不是。尽管大多数帐篷中央设有圆形乐队台，每隔十五分钟便演奏一次《Ein Prosit》，引导全场再次高呼“Prost”（干杯），但音乐在这里只是催化节奏的中介。没有歌剧，没有舞蹈，没有复杂的仪式或令人肃然起敬的仪典。人们也许会穿上传统服饰，但他们不是在角色扮演，只是想更快地进入情绪。

开酒仪式。图源IG：Placestobe_munich

在这个节日里，没有祈祷或是圣人和历史人物作为主角，没有什么必须被观看，只有一个必须参与的动作：喝酒。欢笑是背景，拥挤是默认，醉意是常态，而这一切的中心，只有一个单纯到极致的目标：让我们举起啤酒，忘掉一切，再喝一杯。

这也决定了啤酒节的情绪结构：它不是神圣与亵渎之间的剧烈震荡，而是安静地、结构性地放松。帐篷里的合唱曲目从不更换，流程重复、节奏清晰、规则明确。狂欢节中的混乱在此被替换为一种“被允许的共同愉悦”：这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释放，而是对“我们是谁”的温和确认。人们为之举杯的不是异端或革命，而是友谊、同乡、节令与身份。正因如此，啤酒节并非德国文化中的“奇特插曲”，它恰恰是那种被认为“严谨、理性、内敛”的德国性格的对称面。如果说莱茵河畔和威尼斯的狂欢节以“罪恶”开始，以“讽刺”结束，那么，慕尼黑啤酒节的逻辑则是从“婚礼”开始，以“延续”结束。它不是逃避结构的节日，而是结构本身赋予人们的、短暂而深刻的共同生活的修复仪式。

二、感性与秩序：德意志浪漫主义的节日化

浪漫主义这个词会让人立马联想到不夜的巴黎，而实际上浪漫主义发源于德国而非法国。“浪漫”与“德意志”似乎总是处在对立的文化认知两端。在刻板印象中，德国人往往代表着规训、克制、严谨和效率，这种形象被一代代技术史、工业史和战争记忆所固定化。于是，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秋日清晨排队进入特蕾莎草地的巨大帐篷，在合唱声中举杯共饮、笑语盈盈时，这一景象便不免显得“反常”，甚至令人误以为那是一年中短暂的“非德意志时刻”。然而这种盛大却有组织的节日场面，恰恰是德国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或者说：那种感性与欢愉，并不是对理性的背叛，而是一种经由理性管理后的节制释放，是一种深嵌于德国文化传统中的“感性表达的安全结构”。

这种共生关系在德语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文化中早有显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文化语境中，“节日”被哲人、剧作家、诗人反复讨论，尤其是在魏玛古典派那里，节日不仅是一种社会活动，更是一种“精神提升”的机制。在席勒那里，节日是通往“美的和谐”的必经之路。他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完整的人”，而节日，正是最宏大的一种社会游戏形式。它以非强制性的、象征化的形式，让人参与、确认、被看见，并在群体中暂时获得超越日常角色的完整感。

慕尼黑啤酒节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游戏”的具体实践。它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中的感性投入：音乐、美食、传统服饰、歌唱与饮酒。但同时它又具有高度古典主义的结构：有节律、有空间分区、有角色安排，有安全与医护系统的周密布局。这种节日，既不是混乱的，也不是全然功利的，而是一种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反复调和的公共情绪剧场。更进一步，德国浪漫主义并不像法国式浪漫那般强调破坏性或革命性，而往往与自然、民俗、地方感、德语文学传统紧密相连。正如诺瓦利斯、赫尔德或格林兄弟等人所强调的，民族的灵魂并不体现在法律或制度中，而体现在歌谣、服饰、传说、节日这些“看似微小却恒久的文化形态”中。在这样的节日场域中，感性并非用来对抗理性，而是成为民族情绪的“载体”，并被理性精巧地嵌入一套复杂但透明的社会机制中。依照德国文化批评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的理论，德国人不是不懂感情，而是害怕不加控制的感情。于是，他们建造节日的帐篷，就像建造一座临时的剧场，让情绪得以在结构中流动，而不至于泛滥。

这种节制式的感性机制，也解释了为何德国文化中从不缺乏对节日的想象。从浪漫派的“民族精神”，到黑格尔对节日作为“国家意识形式”的讨论，再到托马斯·曼小说中的节日隐喻，节日始终是德语文化里一个隐性的“补偿性场所”，它给予这个讲求法则与精确的民族一种温柔的出口。

因此，慕尼黑啤酒节并非“德国理性”的缺口，而是其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外显。它不仅不与德国文化传统冲突，反而呼应了德国式浪漫主义深层中的那个古老诉求：不是破坏世界，而是在节奏中重新确认世界的可爱与可控。

三、纳粹德国前后的啤酒节

尽管今日的慕尼黑啤酒节强调去政治化的“纯庆祝性”，但在历史上，它曾被政治权力深度挪用。1923年11月，希特勒正是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发动了著名的“啤酒馆政变”，试图以暴力推翻魏玛政府，虽事败入狱，但其“战斗神话”由此建立。从此，啤酒节与纳粹党的发展轨迹纠缠不清。纳粹上台后，每年啤酒节期间，慕尼黑成为“帝国节庆首都”，党卫队组织大型游行和“民众之夜”，希特勒本人也频频出席，以此构建其“人民领袖”形象。节庆的“群众性”被扭曲为集体臣服的手段，“乡土性”则被收编为“民族血统”的象征。欢庆不再是人民的自我表达，而成了权力对情感的规训与动员。1945年德国战败，慕尼黑在盟军轰炸中满目疮痍，特蕾西亚草坪也化为废墟。在占领初期，盟军禁止一切大型集会，尤其担心民族主义情绪死灰复燃，因此即便是节日也被严格审查。直到1949年，慕尼黑市议会才获得批准，在物资短缺、人员分散的艰难局势中，举办了一场“简化版”的啤酒节。这一届节日几乎没有装饰，没有官方演讲，更没有国家色彩，只有几顶帐篷和市民在重建废墟中的碰杯。

市政府明确规定，任何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口号、图像、仪式都不得出现在节日现场。那些曾被纳粹用作“民族美学”的民俗元素，如传统服饰、乡土工艺，也被小心翼翼地“脱敏”，去除其政治意味，重新回归生活本身。主办方还强调，节庆场所必须开放、平等，不允许任何带有政治结社性质的组织借机招揽或宣传。正因如此，战后的德国社会对节庆与权力的联结格外警惕。在政治冷感的掩护下，慕尼黑啤酒节被有意识地“去政治化”。没有政治演讲，没有意识形态元素，花车展示仅限于城市工艺与商业品牌，即使面对危机，如疫情或战争，节庆组织方也避免公开议题化。这种几近洁癖式的回避，并非出于懦弱，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判断：如果历史曾证明，盛宴可以被用作奴役的道具，那么今天的责任，就在于还盛宴于其本质，不是帝国的橱窗，而是人民的广场。

四、节日：人造限时乌托邦

节日不一定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讽刺的。它可以是虚构的、戏剧化的、令人着迷却无须过度解读的，正如苏珊·桑塔格在《Notes on "Camp"》中所言：Camp is a mode of enjoyment, of appreciation—not judgment.（坎普生活是一种享受的方式，是欣赏，而非评判。）她所谓“坎普”的本质，正是对一种感性世界的主动建构与迷恋：它并不寻求揭示什么真理，而是构造一个可以体验的、浓缩的、过度但有节制的虚假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真实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风格本身的存在。节日，特别是像慕尼黑啤酒节这样的节日，正是一个坎普式的乌托邦装置。

在这个装置里，一切都是人造的，却又令人着迷：传统服饰从未真正“传统”过，它们更像是博物馆与旅游宣传册合谋制造的“民俗制服”；音乐重复且平庸，但其可预测的副歌段落正好为每隔十五分钟一次的集体干杯提供了心理节拍器；标志性的一升啤酒玻璃杯既是饮品容器，也是道具符号，每一次举杯的动作，都是一段被标准化的、共享的表演。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的片段，而是生活的剧场版本。这种坎普式的节日世界，既非全然真实，也不全是逃避。它更像是一种被同意的幻觉，一种对现实世界略作调整后的感官缓冲器。在这里，没有政治争论、没有效率排名、没有技术审查，只有一套提前准备好、人人都可以进入的“扮演机制”。人们在节日中戴上面具，但这些面具并不遮蔽真实，相反，它们是一种更容易进入集体的中介物。

桑塔格指出，坎普风格的核心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强调形式本身的存在感。啤酒节恰恰是一种“形式感”的乌托邦：它并不鼓励人们做某事，而是让人们在某种节奏里“被包含”。这种“包含”不指向外部敌人，也不提供意识形态，它的唯一目的，是构造一个可共享的感官现实，一种众人同在此处的温和幻觉。对现代德国而言，这种乌托邦性的节日形式提供了一个悖论式的出口：一方面，它回避政治批判，不承担公共讨论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在极其庞大的物理与情绪尺度上，创造出公共性本身的一种可能。成千上万人在一个空间内感受同一段旋律、喝下同一种液体、重复同一个动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虽非思想的统一，却是一种深层的存在感参与。对中国读者来说，理解这种节日乌托邦可能比理解“讽刺性狂欢”更具亲切感。在一个快速城市化与高压绩效评价体系日益严密的社会中，对“情绪安全地带”的渴望日益高涨。啤酒节式的感官乌托邦并不要求参与者表达什么立场，只需要他们在一个“被允许的感性剧场”中完成一次自我位置的定位。这种机制的魅力，或许正是它的非意识形态性，啤酒节甚至在今日已经没有任何庆祝的核心了，不需要纪念宗教，巴伐利亚王国的历史也并未在节日里被大肆宣传，这个节日好像只剩下吃喝这一大主题了。桑塔格写道：“The hallmark of Camp is the spirit of extravagance.”（坎普的标志是无节制的精神。）而节日的意义，恰恰是在这种“被安排好的非必要性”中实现的，这维持了一种文化情绪的结构性循环。

今年的特蕾莎草坪。图源IG：Paulaner

尾声：公共文化的温和提案

节日常常被视为例外状态，是对日常生活的暂停、对权力结构的嘲讽、对理性世界的反弹。然而在迪特勒看来，这种理解太过消极。他提出，一个社会如何吃喝，如何设定节日，并非只是消费方式的变体，而是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延伸。盛宴并不一定是“反生产”的。相反，它往往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激活社会能量的机制。盛宴作为一种“资源的集中性耗用”，同时也成为了身份整合、社会动员与劳动再组织的重要节点。节日让资源短时间内失去效用，却也因此让参与者重新获得社会连接感、再确认价值结构、在集体感中消解孤立。这种机制，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因为其稀缺性而更加珍贵。

在一个被碎片化注意力、数字平台和算法驱动的世界里，这样的节日机制反而显得异常稀缺。今日的公共文化常常以愤怒和标签为驱动力，短促、激烈而后疲惫。而节日像啤酒节这样的节庆，却依然保留着一种老派的结构性智慧：不争抢谁的表达权，也不提供情绪出口，而是为情绪提供结构，为社会性提供缓冲。从这一意义上说，啤酒节不是德国文化的“传统残余”，而是一个仍在运转的文化制度模型。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温和的可能：一种不以撕裂为目的的公共形式，一种不以愤怒为燃料的社会节奏，一种可以让数万人在不讨论“意见”的前提下达成某种“共同性”的仪式结构。节日也许不再激进，不再高喊口号，不再讽刺权力，但这并不代表它的力量被削弱。它的力量也许正来自这一点：它提供的不是真理，而是回到彼此之间的形式。

我们或许仍旧需要这样一个纯粹的节日，把一切的核心还给盛宴的本质：吃与喝。我们在节日中暂时记得：社会还可以被安排得有节奏，人还可以相处得不那么尖锐，共同体还可以通过一套低烈度、慢速度的形式结构被维系。尽管啤酒节实际上每年也会造成多起意外，酒精终究还是狄奥尼索斯的武器，令人爆发出其最终的野兽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是要提醒参与的民众们不可贪杯，以免不知“今宵酒醒何处”。

参考文献：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Edingshaus,Evelyn. The Munich Oktoberfest: Generator and Vehicle of Bavarian Identity : a Thesis Submitted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Arts i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2007.

Frevert, Ute. Mächtige Gefühle: Zuneigung und Moral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2020.     

Hayden,Brian.The Power of Feast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p1-20.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In Penguin Modern: Notes on Camp.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8.

Spiegel Geschichte. “Braune Wiesn – Wie Hitler das Oktoberfest stahl.” Der Spiegel, September 26, 2010.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braune-wiesn-wie-hitler-das-oktoberfest-stahl-a-9479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