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与两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被遗忘的发现：中国历史中的马尔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4年）。本文为作者杨斌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被遗忘的发现：中国历史中的马尔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4年）

为什么讨论印度洋？

本书重心在于近世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往来，印度洋是其中的关注点。东海和南海毗邻中国大陆，而印度洋则是古代中国的极远极西之海，是海洋中国的最远触角，代表了海洋中国的最高峰。然而，在郑和之后的数百年间中国人和中国海舶几乎就不再前往印度洋了，印度洋和中国的直接联系几乎就断绝了，造成了近代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之间的隔绝、陌生、对立乃至敌意，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这里必须提一句，在中外交通史的学术研究当中，学者们一般泛泛地称之为中（国）-印（度）（有时也说中国-南亚）关系，这当然没错。随着对海洋历史文化了解之逐步加深，我越来越觉得“中印（中国-南亚）关系”这一概念的不妥。我觉得，这个概念采用的是陆地视野，往往会使得人们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甚至片面地等同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即使有些人意识到海贸往来或者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将其作为陆上往来的辅助或补充，很少有人将海洋和海上交流提高到和陆地同等的高度。可以理解，人们也往往把“中印关系”的“印”也不假思索地理解为印度这个国家或者印度（南亚）大陆，忽视了印度洋这个海洋世界的存在。

近些年来，我提出“中国-东南亚-印度洋（世界）三角互动（Sino-Southeast Asian-Indian Ocean World Triangular Interactions）”这个概念，试图纠正以往学术研究忽视海洋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从中国往南边看，往海上看，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有东南亚，东南亚（陆地与海域）是这个三角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在这个三角互动关系中，我特别强调印度洋世界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印度洋（世界）而不是印度。印度洋不仅包括海洋，如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海域，也包括其周围的陆地，如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当然也包括各个群岛如安达曼群岛、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马达加斯加等。因此，印度洋世界这个概念既包括海洋还包括陆地，远比印度这个概念丰富、全面和复杂，同时也符合历史。郑和下西洋几乎抵达了上述印度洋世界的全部区域。

既然古代中国在宋元明（永宣期间）时期就游弋了印度洋，古代中国对印度洋世界当然产生了各个方面的影响，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深远，有的短暂。比如说，郑和七次下西洋便剧烈地影响了印度洋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下西洋事件的戛然而止或许在印度洋世界造成了某种政治真空。中国的商品当然在印度洋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足迹，其中以瓷器最为著名。目前在环印度洋各地发现的中国瓷片，时代从唐宋至于明清，品种从北方到长沙以及南方，数量庞大，丰富多彩，可谓中国影响力之印证。此外，中国文化与中国故事也曾在印度洋世界广泛流传。拙作最后讨论的“鸬鹚”以及伊本·白图泰在印度听到的中国公鸡的故事，可为例证。

遗憾的是，郑和的印度洋世界，或者说，郑和的海洋（亚洲），到了16世纪便大大萎缩了。中国的海船只在东海和南海游弋，不再进入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印度洋世界。这便是拙作的由来：郑和下西洋之前的中国-印度洋关系和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中国-印度洋关系。前者是“发现”，在各方面奠定郑和下西洋坚实的前提和平台；后者是“遗忘”，印度洋和中国相背而行，渐行渐远，互相忘却。以上或许回答了沈佳颖关于印度洋研究的问题。

在马尔代夫“相遇”

本书虽然考察中国和印度洋的关系，但并非以整个印度洋为研究对象。印度洋太大了，一般学者根本无法把握。因此，我根据自己以往的研究，选择了印度洋上的一串珍珠——马尔代夫群岛——作为拙作的契入点。为什么是马尔代夫呢？

在绝大多数世人眼中，马尔代夫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一望无际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蔚蓝的天空，异国的风情，加上与世隔绝的天然与“原始”，对处在繁华和诱惑之中的都市男女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当然，一个关注气候、环境和人类命运的读者也会提醒大家，马尔代夫是全世界最关注地球变暖的国家，因为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是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历史上的马尔代夫，从第一个千年中期开始，便是海洋亚洲的要冲，是海洋亚洲的枢纽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之兴衰沉浮。

马尔代夫群岛坐落在斯里兰卡西南1000多公里处的海域上，其北面是拉克沙群岛（又译拉克代夫群岛，Lakshadweep或Laccadive Islands），其南面是查戈斯群岛（Chagos Islands）。马尔代夫由1192个珊瑚岛组成，这1192个珊瑚岛又形成了26个自然环礁。中世纪的旅行者，无论是中国人、穆斯林还是欧洲人，都异口同声地感叹马尔代夫是万岛之国。这些岛屿，从北到南绵延了820公里，从东到西有120公里。如果加上北面的拉克沙群岛（历史上人们把这个群岛也视为马尔代夫的一部分），则其南北长度超过1000公里，恰恰把印度洋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大致为孟加拉湾，以西大致为阿拉伯海。以东通往东南亚和东亚，以西通往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由于马尔代夫的地理特点，加上印度洋的季风和洋流的合力，中世纪以来的海船，无论从阿拉伯海往东航向东南亚和东亚，抑或从中国和东南亚前往阿拉伯世界、波斯湾乃至北非和东非，往往会在马尔代夫抛锚停留。

除了这些独特的海洋自然特点，马尔代夫群岛还提供了远洋航行的必需品。虽然马尔代夫岛屿很小，土层很薄，但淡水资源充沛，在后院里挖个坑就有淡水涌出。其次，岛上椰树成林，郁郁葱葱。椰子不但提供了海上航行的淡水需要，其储藏特别适合船上的狭窄空间；同时椰子富含营养成分，可以加工成各种食品。再次，马尔代夫盛产椰绳，也就是用椰壳纤维制作的绳子，既可以做航海的缆绳，也是建造“缝合船（船身由纤绳将木板缝合而成）”的必备原料，广受印度洋世界的欢迎。第四，马尔代夫周围海域盛产马鲛鱼，由此制作的鱼干也是远洋航行的必备食物之一。此外，马尔代夫还出产海贝，出口到孟加拉和缅甸、泰国地区换取那里的稻米；马尔代夫的居民手艺高超，他们从印度进口丝绸和棉布，加工成精美的“大手巾布”，畅销周边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千百年来马尔代夫不仅是航海的必经之地，也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必需品，是海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

马尔代夫在海洋亚洲得天独厚的特点，也导致了我和京都大学的麦克（Michael Feener）在这个群岛的“相遇”。麦克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色冷镇（Salem），这个小镇以1692-1693年的“女巫”事件而著名，但同是也是著名的港口，在18世纪便与广州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诸港口建立了联系。清代十三行最著名的首领“浩官”便与色冷镇的美国商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或许受其历史上与东南亚紧密联系的影响，麦克上大学后产生了对东南亚历史和伊斯兰教的兴趣，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大约在2006年，我们俩同时到了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办公室都在一层，相距不过十几米，但因为研究方面和领域不一，并没有什么往来，十年间一直保持了点头打招呼的“好好”之交， 直到我们先后辞职离开新加坡。

2017年夏，我到了澳门大学历史系工作，终于下决心撰写全球史中的海贝一书，马尔代夫也成为我关注的重点。有一天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辞职到了牛津大学的麦克正在进行一项关于马尔代夫考古的重要项目，我马上写信跟他联系。在此后的数年内，我们因为马尔代夫而不断交流，从近在咫尺的“泛泛之交”转变为天各一方的“学术至交”，最终在马尔代夫“相遇”，实在是因为海洋亚洲特别是马尔代夫带来的奇幻旅程。顺便提一句，麦克这几年把马尔代夫这个项目扩展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柬埔寨四国（“海洋亚洲遗产调查 [The Maritime Asia Heritage Survey]”,https://maritimeasiaheritage.cseas.kyoto-u.ac.jp/），结合（海洋）考古、田野、文献从而建立免费的数字化电子图书馆，意义极其深远。

重新发现“经典”

古代中国留下了形形色色、卷帙浩繁的海洋文献，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中外前辈学者如沈曾植、冯承钧、岑仲勉、张星烺、方豪等在这方面都有撰述。此后的向达、夏鼐、杨博文、杨武泉、苏继庼、谢方、王邦维等，穷极中外文献，搜集古代有关中外关系方面的古籍，加以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和写一篇较长的学术性《前言》），编成《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许多关于古代中国海洋交通的专书，把史地考证这个传统在这个领域发挥到了极致。此外，许云樵、姚楠、韩振华等对东南亚和亚洲海洋史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而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充分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成为古代南海历史地理研究的参考手册。可以说，南海史地考释这门学问，非中国学者不能为也。

近代以来，许多外国学者也对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探索与海上交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学家如玉尔（Henry Yule）、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桑原骘藏等，多有发见。本书就大量参考了柔克义的“郑和”研究（《瀛涯胜览》译注）和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海洋史著述（包括其对马尔代夫中文文献的搜罗与研究），受益匪浅。在大量阅读这近两百年中外学者的著述基础上，我愈发认识到这些“经典”的重要性，也开始担忧这些“经典”在当今学术界的“遗忘”。

为什么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很重要？虽然现在海洋史研究在中国逐渐兴起来，但绝大多数关注点在1600年之后这一时段，中国学者尤其着眼于五口通商以来的海关史，对于前现代的也就是传统中国的海洋史兴趣反而不大。首先，1600年之前的海洋史依赖于文献，而文献有限，前辈发掘审读已经相当精深，很难有所作为。不过，作为学术的传承，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的成就，熟悉前辈的研究，掌握这一领域。其次，在可能的情况，结合新的材料如沉船和域外材料，在一些议题上我们或许可以与前辈对话，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有所修正，有所突破。拙作在发现和利用“新”史料，重新解读“旧”史料方面就有一些努力，如利用宋元明清笔记和小说（如《初刻拍案惊奇》和《西洋记》），泉州一号以及南印度“中国塔”以及遗址的考古发现。此外，拙作还做了大海捞针（也许是水中捞月）般的努力，以“中国特有的水鸟”——鸬鹚为主题重构了这个至少16世纪末就在印度洋世界和欧洲大陆流传的“中国故事”，并顺便考证了十三世纪初的意大利苦行僧鄂多立克最早发现中国鸬鹚捕鱼的地点Belsa——这个神秘的小镇连注释过《马可波罗游记》、博学多闻的汉学家玉尔也承认自己的“无知”——以笔者现在的认识，它应该就是位于浙西南的严州府的府城梅城镇。

考据当然重要，义理亦不可忽视。除了结合新材料，我们还应努力吸收最近几十年新涌现出来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在掌握经典的基础上重新认识1600年前的海洋亚洲乃至亚非欧世界的整体性。比如说，全球史的方法或许能够注意到前辈学者的“盲点”，发现前现代海洋中国的“被忽视”的问题，拙作中关于龙涎香的讨论勉强可以作为一个不大合格的例证。性别研究同样是过去海洋史研究的空白，因为远洋航行和贸易几乎都是男性参与、男性主导，那么，女性在哪里呢？拙作中“港口的婚姻”这一章便力图将女性置于广阔的海洋社会之中，从一个侧面突出女性对于海洋贸易的重要性。以笔者所见，这种“港口的婚姻”在西印度洋也同样存在，值得学者进一步的关注。

这幅地图为明代散文家茅坤（1511～1601，曾任广西兵备佥事）所作，于1628年刊登在他的孙子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里。这幅地图其实是由几张地图拼凑起来的：右上角是锡兰岛，左上角是印度海岸，中间是马尔代夫群岛，下面是非洲海岸。

“清船不过马六甲”

史可鉴在书评中提问：第一，在中文史料中，是否存在比汪大渊更早的关于马尔代夫的记载？众所周知，中国人远航印度洋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武帝的时代，《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至为关键，可惜文字简略，加上并没有同时代的其它材料可以佐证，因此以往的学者见仁见智，解读很多。多数学者认为黄支位于印度南部，“已程不国”则应为斯里兰卡。近来有学者认为“黄支”是斯里兰卡岛，则黄支以南的“已程不国”可能是指马尔代夫。我认为，“已程不国”是马尔代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汉代黄门使者出行黄支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后，那时的马尔代夫社会经济还不发达，航海之重要性尚未凸显，因此，中国人注意到马尔代夫乃至航行到马尔代夫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汪大渊是否是第一个记录马尔代夫的中国人呢？校释《岛夷志略》的前辈苏继庼先生曾经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元代的陈大震、吕桂孙曾经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纂修成《南海志》（后称《大德南海志》），是广州之地方志，原书20卷，现存残页包括卷七至卷十的部分内容，其中卷七“诸蕃国”下有“条［土吉］”，与印度洋其他诸国“细蓝”（锡兰）、“胡荼辣国”（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弼施罗（今伊拉克巴士拉）、默茄（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勿斯离（今埃及开罗）、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今索马里柏培拉）并列，或属“南毗马八儿国”。苏继庼认为，“［土吉］”字或为“培”之误，“条”即为“条培”，后者是阿拉伯语Diba或Diva之对音；Diba或Diva源于梵文dvipa（意为“岛”或“洲”）。如此，则《大德南海志》的“条［土吉］”即是中文史料中后来之“溜山国”（也就是马尔代夫）的音译，也就是最早记载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之中文文献（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265页）。我以为，苏继庼先生的观点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条［土吉］”下并无内容，也无同时代的其它旁证，即使推测为真，意义也不大。汪大渊之“北溜”或许晚于《大德南海志》之“条［土吉］”三四十年，但其意义之大非“条［土吉］”所能比拟。

史可鉴的书评还提出了“官屿溜”——也就是在郑和下西洋文献中的马尔代夫首都马累（Male）——的问题。拙作认为“官屿溜”的“官”主要指代其作为马尔代夫政治中心的地位，而郑和下西洋相关文献中的“官场”或“官厂”往往暗示郑和船队曾在此设立基地或补给中心。由于马尔代夫在跨印度洋航海中的战略地位，加上郑和船队曾经三次（或四次）到过马尔代夫，“官屿溜”的“官”是因为大明船队曾以此为航行补给地，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史可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明清中国对马尔代夫乃至印度洋的“遗忘”：这究竟是一种主动的“忘却”还是一种被迫的“割舍”？他指出：有关“清船不过马六甲”的说法，“普遍认为明清的海禁政策和西方的殖民扩张挤压了中国帆船的海洋生存空间”；如此，所谓“遗忘”“是否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顺应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的调整，而非单纯的海禁政策或外部压力所致”？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以为这种遗忘是明清王朝的海禁政策而导致，既非主动遗忘，也非外力（如西方的殖民扩张）导致。首先，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与印度洋的海上贸易颇为密切，虽然中方购买的多数为印度洋的奇珍异宝如乳香、龙涎香等等，但中方则向印度洋输出了大量的瓷器；第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约自南宋起，中国的福船（泉舶）和广舶主动地驶向了印度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印度洋商人和商品的到来；到了元代，许多官方的使节或自备船或搭乘商船前往印度洋。因此，宋元时代的中国和印度洋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牟利为目的的海洋贸易关系。因此，如果没有官方海禁政策的强力实施，宋元以来中国和印度洋的密切关系应该会继续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加强。

所谓“清船不过马六甲”当然也并非西方殖民者的压力而导致的结果。事实上，中国海舶不再驶入印度洋，并不仅仅发生在清代，也并非始于清代，而恰恰发生在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万国来朝的盛世之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后，明王朝重启海禁，中国的海船就再也没有进入印度洋了。到了1567年隆庆开关，明王朝只许漳州（月港）一处进行海洋贸易，但中国海船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只允许去东南亚，印度洋也不在航行海域之内。因此，从1433年到清末洋务运动这四百多年，中国的船只就再也没有进入曾经非常熟悉的印度洋，中国人也几乎没有“登陆”印度洋世界，这是一个异常可悲的事实。这或许彰显了一个愚蠢的政策会造成多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