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如期而至。今年的全球主题与中国区域主题呈现了两种视角：在全球层面，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世界精神卫生联盟（WFMH）均聚焦于人道危机中的心理健康，强调在战争、灾害、冲突、流离失所等极端危机环境中确保服务之可及；中国层面则提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本土化愿景，强调心理健康服务的普惠与公平。不论是非常态中的危机干预，还是常态的支持体系，都需要不断拷问——我们应该提供怎样的心理健康服务？

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在我们将一项“服务”推广给公众之前，必须首先审视其内核。文化上，我们提供的究竟是普遍的人道关怀、治疗模板，还是以科学为名，推广着一种特定文化对痛苦的理解？个人经验上，一个诊断标签是否足以承载个体完整、复杂的生命故事？实践中，服务应是专家对问题的单向干预，还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同行？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我们理解心理健康议题的关键：当西方的诊断标准、生物医学的解释框架与专家的权威话语日益成为主导时，那些地方性的疗愈传统、个人化的疾痛体验以及普通个体的声音，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本文选择的三本书，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了心理健康服务在全球传播中的文化同质化风险；《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转向个体经验，倡导一种意义诠释的视角，提出要看见疾病标签背后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开放对话·期待对话：尊重他者当下的他异性》则从实践层面，提供了一种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服务范式，探讨了如何重塑服务关系。这三种视角为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像我们一样疯狂》：在文化间寻求对心理健康的真正理解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美】伊森·沃特斯/著 黄晓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

美国作家、记者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的非虚构著作《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Crazy Like U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提供了一个文化批判的视角。书中提出，近几十年来，美国正将其对心理疾病的定义、分类标准（尤其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即DSM）和治疗方法输出到世界各地。这种传播有时出于善意，有时则由商业利益驱动，但其结果在客观上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对精神痛苦的表达趋于同质化，并可能使其他文化中具有本土特色的疗愈技术和理解方式逐渐消失。其结果是，让更多人开始不自觉地“以美国人的方式受苦”，“让全世界‘发疯’的样子越来越相似”。

书中通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展现了这一过程在全球不同文化中所引发的复杂后果。以厌食症为例，沃特斯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香港。他发现，在西方观念大规模进入之前，香港存在一种非常罕见的“非典型”厌食症，患者对绝食的解释多为腹胀、胃口差等身体不适，而缺少西方厌食症标准中标志性的“对肥胖的强烈恐惧”。然而1994年一名14岁少女夏琳在街头倒地身亡的事件成为了转折，香港媒体在报道中大量引用西方专家和DSM的定义，将厌食症与追求苗条、恐惧肥胖和扭曲的身体意象紧密捆绑。这一过程为香港的年轻女性构建了一个新的“症状池”，即一种被文化认可的、用以表达内心痛苦的模板。此后，香港厌食症案例数量增多，且新增案例的症状表现也开始向西方标准靠拢，本土的症状表现就这样被强势的西方叙事所覆盖和取代。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疾病和地区。2004年斯里兰卡海啸后，大批西方心理专家带去了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和“紧急心理救援”的干预方法。他们坚信创伤反应是普世的，却忽视了斯里兰卡本土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根植于佛教和印度教信仰的韧性、社区支持和哀悼方式。当西方咨询师们看到当地人“活在否认中”，并急于让他们“处理”创伤时，他们可能恰恰破坏了当地人固有的、经过时间考验的疗愈传统。在桑给巴尔，精神分裂症被当地文化理解为“鬼魂附身”，这种非个人化的归因反而降低了患者的羞耻感和家庭成员的情感卷入，使其更容易被社区接纳，其康复状况甚至优于发达国家的患者。而在日本，制药公司为了推广SSRI类抗抑郁药，通过大规模市场营销，将抑郁症（utsubyō）包装为一种普遍且需要药物治疗的“心灵感冒”（kokoro no kaze）。这一方面为抗抑郁药物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文化中原本不被视为病态、甚至被认为是感性特质的“忧郁”（yuutsu）也被纳入了疾病范畴。

书中反思了席卷全球的美式心理学背后生物医学观念的悖论：它将心理痛苦简化为“大脑的疾病”或“化学失衡”来为患者“去污名化”，但将人的复杂体验简化为纯粹的生物学反应，本身就是一种更深的羞辱——它剥夺了痛苦的意义，并将患者视为与常人有别的“另一个物种”，从而加剧了其疏离感。正如作者所言，在这种叙事里，“整个人类的悲喜剧——爱、苦难、狂喜和快乐，仅仅是化学而已”。

沃特斯的研究提醒我们，心理疾病并非纯粹的生物学现象，它的体验和表达与文化密不可分。当一种心理学范式在全球范围传播开来，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是多样的叙事，也包括那些根植于本土文化、能为人类心灵困境提供别样思路的宝贵知识。

《疾痛的故事》：在诊断外倾听作为鲜活经验的疾痛故事

《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美】阿瑟·克勒曼/著 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哈佛精神医学家与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阿瑟·克莱曼）的著作《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将视角从宏观文化转向求助者个体，引导我们重新看待苦难本身，理解其意义。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对现代医疗体系中将人的苦痛客观化、标准化的倾向提出了反思，并强调理解个体经验对于疗愈的重要性。

凯博文区分了两个概念：“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疾病”是医生眼中的现实，是一种专业语言，它将个人痛苦重组和简化为可供技术干预的生物学问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患者的恐惧、家人的困扰、工作的冲突等个人与社会层面的问题常常被简化和忽略。“疾痛”则是患者与家人的真实，是对身体异常和不适的切身感受，是带着病痛生活的个人经验。疾痛不只关乎生理，也连接着自我与社会，嵌入在每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之中。凯博文认为，医疗系统常常只医“疾病”，不闻“疾痛”，这种错位是许多慢性病患者感到挫败和疏离的原因之一。

面对被简化和忽视的疾痛经验，凯博文呼吁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生的工作之一是学习诠释患者的疾痛故事。他提倡医生采用一种“微型民族志”（mini-ethnography）的方法，将自己沉浸到患者的日常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以及他们赋予疾痛的意义。这要求医生放下纯粹的生物学视角，去引导和倾听患者及其家属的“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即他们如何理解病因、过程和后果。当医生的专业模式与患者的民间模式发生冲突时，有效的治疗并非简单地否定患者，而是需要进行一场“协商”（negotiation），在尊重与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寻找可行的治疗路径。

这种方法并非否定科学，而是旨在将人文关怀带回医疗实践。它要求医生不只是技术的执行者，也应成为患者苦难的“设身处地的、同情的见证者”。在许多慢性病无法“治愈”（cure）的情况下，这种看见并确认患者痛苦的“疗护”（care），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治愈（healing），以帮助患者在受扰动的生活中重建意义。

结合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凯博文为思考“何为健康服务”提供了重要的人文视角。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服务不只是扩大药物处方权或增加心理咨询师的数量，而是建立一种能真正“看见”人的服务体系——看见在“疾病”标签之下，那个在具体的文化与生活脉络中挣扎、感受并努力创造意义的个体。然而，凯博文的呼吁无疑是一种理想。在医疗资源紧张、区域发展不均的现实下，将体恤“疾痛”的责任完全压在个体医护人员身上，可能加剧他们本已沉重的工作负担与情感劳动。因此，凯博文的洞见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的挑战：即如何超越医生的个人努力，构建一个更具人情味的服务体系？这个体系应通过流程再造与多方协作，创造出让患者疾痛故事得以被看见、倾听和承托的空间，从而在现实制约中实现人文关怀的最大化。

《开放对话·期待对话》：在关系中持续创造对话的空间

《开放对话·期待对话：尊重他者当下的他异性》，【芬兰】亚科·赛科罗、汤姆·艾瑞克·昂吉尔/著 吴菲菲/译，心灵工坊，2016年12月版

如果说前两本书从文化批判、意义诠释的角度，从理论上与现存的传统医学服务模式进行对话，那么芬兰心理学家亚科·赛科罗（Jaakko Seikkula）与学者汤姆·艾瑞克·昂吉尔（Tom Erik Arnkil）合著的《开放对话·期待对话：尊重他者当下的他异性》（Open Dialogues and Anticipations: Respecting Otherness in the Present Moment）一书，则从实践层面探讨了如何构建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服务模式，希望为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型提供具体路径。该书批评了由专家主导、可能将求助者“客体化”的传统模式，倡导建立一种根植于尊重、聆听与合作的对话文化，从而让服务过程本身成为疗愈的一部分。

在当前的心理健康领域，传统模式存在将人“客体化”的风险——求助者常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观察、分析的“问题集合”，而非有完整思想感受的“主体”。专业人士在其“背后”讨论案例、制定干预计划，而案主的话语权则在其间被忽略了。本书认为，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人类渴望“被回应”的基本需求。为此，作者提倡一种基于“尊重他者的他异性（otherness）”的哲学转向，即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无法被外部专家完全理解和定义的内在世界，而正是这种不可被化约的差异使得对话成为必要。基于此，服务的核心目标应是创造并恢复一个真正的“对话空间”，服务提供者在其中放弃单向控制的意图，不再用标准化的方案去修正对方，而是进入共同创造的伙伴关系，无条件接纳对方的存在，以好奇之心聆听他者的声音，从而让心理健康服务从“施与”变成一场“相遇”。

为实现这一愿景，书中阐述了两种实践路径。“开放对话”（Open Dialogue）是为精神危机设计的治疗体系，其运作原则是在24小时内即时回应，并邀请案主的所有社会网络成员（家人、朋友、专业人员）共同参与。会谈致力于为所有“复调多元性的声音”提供空间，即便是看似混乱的“妄语”，也被视为有意义的表达而受到尊重。专业团队的首要任务是专注聆听与回应，共同创造能表达相关经验的新语言。“期待对话”（Anticipations Dialogue）则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对话形式，常用于社会工作等领域。它引导所有参与者从一个理想的“未来”视角展开“回想”，绕开对当下问题的归咎，共同构想一个可实现的愿景，并最终形成具体、可行的合作计划。

这两种路径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致力于将案主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解决自身问题的核心行动者。疗愈的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干预技巧，而是源于在安全、尊重的关系中被全然地看见、聆听与回应，不论自己的声音多么微弱甚或是“异常”。

这本书的视角尤为宝贵，其启发意义已超出心理健康服务的特定场域，来进一步审视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中“对话缺失”的普遍状态。在许多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沟通往往被单向的指令与服从所取代，当个体正常的情绪表达不被文化允许，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压抑痛苦、无处言说时，生物医学便成了少数能为其经验提供合法性解释的叙事之一。因此，本书的倡议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对生活实践的普遍呼吁，它邀请每个人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中反思：我们能为共同的生活，创造和拓展怎样的对话空间？

综合来看，从《像我们一样疯狂》的文化审视，到《疾痛的故事》对个体经验的强调，再到《开放对话·期待对话》的对话实践路径，这三本书为我们思考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框架。一个健全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仅需要扩大服务的覆盖面，更需要持续地反思，关注服务模式本身是否充分考虑了文化差异、个体经验与人的主体性。在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之前，都需要审慎地理解服务对象自身的文化与信念，倾听疾病标签背后个体的疾痛故事，并在每一次服务中都努力创造一个能让人感到被尊重和被理解的对话关系。唯有如此，“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愿景才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