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共产党在利沃诺，在圣马可剧院，一栋离我写这篇评论的公寓只有五分钟路的，曾经恢弘的19世纪建筑成立了。剧院残存的门面（它曾被盟军的炸弹破坏，并且在战后几乎完全被毁）并不宏伟：破烂的红旗裹在杆上，旁边是一块揭幕于1949年，“工人阶级先锋队”为“社会主义意大利的和平与独立”而为“打破”法西斯主义奴役的“锁链”而斗争的第28周年纪念日的匾。对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来说，这消逝的庄严看起来是一个合适的隐喻。意共曾是苏联阵营外最大的共产党，后于1991年解散。相形之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共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声望则与日俱增。就像1948年，塞西尔·斯普里格（Cecil Sprigge）在他于《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发表的葛兰西《狱中笔记》(Quaderni del carcere)第一卷的评论中写到的那样：“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一片黑暗……[但]在葛兰西著作中浮现的葛兰西这个人身上，还有能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给人启发的东西。”

葛兰西

在2020年正式访问罗马的时候，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在自己的行程上增加了这么一条：到非天主教墓地（Cimitero Acattolico，葛兰西是无神论者）拜访葛兰西的墓地。这也说明了葛兰西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希金斯是在去见教宗之前去看葛兰西的，但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媒体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葛兰西曾说，意大利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是“平民教宗”。而他本人，也在死亡中获得了“平民圣人”的地位。迈克尔·沃尔泽说得恰当，葛兰西是一位“清白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受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不义监禁，并且早在1937年就在狱中因病去世（当时他才46岁），葛兰西不但没和罪恶政权产生联系，还成了被法西斯主义杀害的烈士。

希金斯会去拜访葛兰西的墓地，是因为他读过葛兰西。这位思想家是在去世很久后，在《狱中笔记》进入学者和政客的视野的时候（在意大利，这个进程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英文世界这边，虽然1957年就有过一个选集，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直到1971年才出来）才流行起来的。笔记由分布在33本学校笔记本（quaderni）上的大约2848页手写稿构成，创作于1929年到1935年间，也就是葛兰西在狱中还被允许写作、还有体力写作的那几年。其内容包括4本外国文本的译文（主要译自德语，包括歌德、格林兄弟和马克思的文本）、对他当时能读到的书和期刊（每周8本以上，这是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的功劳，斯拉法在米兰一家书店为他安排了一个账户）的评论，和更有组织的关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贝内德托·克罗齐、马基雅维利、意共的政治策略、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对自己观念的应用——葛兰西用自己的观念来理解意大利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的复兴运动）的笔记。

在1948年到1951年间，意共授权出版了一个反映笔记主要主题的六卷本选集。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葛兰西被认为是一位设计师，他设计了一种与西方的发达民主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政治。据说，意共的成功（其吸引力在1976年的普选中达到巅峰，当时意共赢得了34.4%的选票）就是这一成就的体现。这个成功促进了一种对葛兰西的欧洲共产主义的诠释，后来，围绕英国期刊《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形成的葛兰西派将用这种诠释来为新共党辩护（哪怕这一立场的主要拥护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终把托尼·布莱尔斥为“穿裤子的撒切尔”）。

1975年，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编辑的意大利语学术版《狱中笔记》出版，这个版本按葛兰西原本的意图（包括他对多个段落的重写和重新排序）复制了笔记。一种与意共的意识形态立场分离的对葛兰西的看法也随之出现。于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以关于“庶民群体”即一切社会秩序中的从属阶级的著作为中心，葛兰西也因此而得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从某些方面来看非西方的一面。虽然葛兰西的确把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收入一个笔记本，但这个本子，是所有笔记本中最薄的一本——在已故的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对杰拉塔纳版《狱中笔记》的权威翻译《庶民群体：狱中笔记25校勘版》（Subaltern Groups: A critical edition of Prison Notebook 25）中只有区区12页。这些笔记中的一些，之前在奎因汀·霍尔（Quintin Hoare）和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Geoffrey Nowell-Smith）编译的《狱中笔记选》（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971）也出现过，但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编译者主要通过联系它们在葛兰西对意大利历史的诠释中的地位来介绍它们的意义。但身为撒丁岛人，葛兰西十分清楚南方以农业为主、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于北方工业城市的低下特征，故而他对庶民群体的关注是一直存在的。的确，这个话题也形成了他在被捕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重要论文的核心，在那篇论文中，他谈到了意大利政治中的“南方问题”。显然，吸引从政前的希金斯的，也是这个版本的葛兰西。也许，对一名身处当时还以农业为主、还没有加入欧盟的爱尔兰的青年社会学学者来说，这个吸引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布蒂吉格和格林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在亚洲和拉美历史学家那里，这些简短的笔记——校勘本还补上了其他笔记本中的相关段落——对葛兰西研究的后殖民转向做出了贡献。

这些版本的葛兰西，和历史上的葛兰西，如果有关系的话，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这重要么？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往往会产生自己的生命力。不可否认，这两个版本的葛兰西都有真实之处，对另一个虽然不那么显著却也重要的版本来说也一样：作为工人民主的反工会主义理论家的葛兰西。

这三个葛兰西反映了葛兰西生命的不同阶段：如果说，葛兰西对庶民群体的关注源于他在撒丁岛的成长经历（1891-1911）的话，那么，他对都灵工厂政治的参与（1920）催生了他的工人民主思想，而他的共产主义愿景则反映了1917年俄国革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参与建立（1921）和领导（1924-1927）意共和在苏联的经历（1922）对他的影响。在被监禁的强制反思期间，这些元素融合到了一起。但这三个葛兰西也源于人们为满足不同环境需要而重新诠释其思想的方式。这些环境和他当时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葛兰西在战间期的意大利写作，这个天主教国家工业化和民族统一得晚，北方有一个很小的无产阶级，南方地区以农村为主，有广大的自耕农和佃农，民主的制度和传统相对较弱。在葛兰西死后，甚至他的同志们也不得不为适应战后意大利的新现实而修正他的思想，此时il miracolo economica（经济奇迹）改变了游戏规则，而意共则变成了议会民主内部主要的反对派。今天，理解葛兰西涉及评估把他的思想进一步应用于他本人绝不可能想象的政治和社会情景的可能性。

在《生活就是抵抗》(To Live Is To Resist）中，让-伊夫·弗雷蒂涅（Jean-Yves Frétigné）概述了葛兰西的生平。葛兰西于1891年1月22日生于撒丁岛的阿莱斯，在七兄弟中排行老四。他因为罹患波特氏病而饱受脊椎弯曲之苦，且一生为糟糕的健康状况（贫困和不健康的生活条件又使他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所困扰。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公务员，后因被卷入地方政治而以贪污的罪名被判入狱。他哥哥参加了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上高中时，葛兰西就在他那里借宿。1911年，葛兰西获奖学金赴都灵大学求学，在那里，他对社会语言学这个新领域产生兴趣，后来他把这门学问来分析庶民群体的“内在或自发语法”（笔记本29，《庶民群体》收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这里，他参与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党（PSI）和围绕菲亚特工厂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他还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葛兰西从早期一篇文章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那篇文章中，他欢迎了俄国革命，认为那是一场“反资本的革命”，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对经济决定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糟糕的健康状况和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使葛兰西放弃了学业。他逐渐声名鹊起——特别是通过他于1919年与人共同创办的期刊《新秩序》(L'Ordine Nuova)——成为为都灵和其他地方工人对汽车和钢铁工厂的占领发声的知识分子。他把工厂委员会（由产业工人直接选举的民主团体，旨在削弱工会的控制）描绘为亲苏人士，这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21年1月，他和其他一些人离开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创立意共。1922年，也是法西斯军队在罗马游行的那一年，葛兰西以意共在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的身份赴俄。他在那里遇到了茱莉亚·舒赫特（Julia Schucht），他未来的伴侣和他两个儿子的母亲。他的姐姐，生活在意大利的塔提亚娜（Tatiana）后来成为葛兰西主要的通信对象和监禁期间的支持者。

1924年，葛兰西当选代表意共的下院议员并创办了后来主要的党报《统一》(L'Unità，这个刊物一直运营至2017年)。他利用自己的议会豁免权回到意大利，并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担任意共领导人。不过，在法西斯主义政权巩固后，他还是在1926年的时候被捕了——1928年，作为对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大规模审判的一部分，他被判入狱20年4月零5天。控方宣称“我们必须让这个脑袋停止运作20年”——考虑到后来的《狱中笔记》，这句话充满了讽刺。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在基于健康理由获得有条件假释后不久因中风而去世。

葛兰西之墓

葛兰西的著作——包括他在入狱前高产的报刊文章和《狱中笔记》，在给塔提亚娜的一封信中他说，那些笔记是“für ewig”（为永恒）而写的——结合了对一个独特智识立场的阐述，和对社会主义运动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面临的政治选择的密切关注。学者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来猜测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日演进，葛兰西会持怎样的立场——特别是他和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会是什么关系。

弗雷蒂涅的传记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分析这些演进。这部传记的法文原版初版于2017年，现由劳拉·马里斯（Laura Marris）译为英文。根据弗雷蒂涅，葛兰西力图（虽然这并不容易）在忠于他的意大利同志的同时，也忠于苏联的立场，后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他也试图塑造一种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策略，在不向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改良派让步的同时，对在各种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持开放态度。他特别关注让南方和边缘农村地区的庶民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对莫斯科和意大利同志的好感时起时伏。弗雷蒂涅坚持，葛兰西和意共第一任领导人，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马迪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的差异被夸大了。两人都反对共产国际规划的（让意共）与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合并形成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路线，只不过葛兰西试图以各种方式避免两个立场之间的冲突而已。不过，弗雷蒂涅也认为，葛兰西后来与围绕他的继任者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形成的意共领导层渐行渐远……

但在把葛兰西的政治选择和他不断演化的理论观联系起来的时候，弗雷蒂涅就不那么坚定了。而葛兰西的原创性和魅力，确切来说就在于这一密切关联。自称“革命的自由派”，生活在都灵，和葛兰西一样被法西斯主义杀害的烈士皮耶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1942年为他做的人物特写捕捉到了这点：

安东尼奥·葛兰西有革命者的头脑；他的形象看起来是他的意志建构出来的……脑袋克服了身体。这个支配病体的头脑看起来是按一个伟大的救赎性的乌托邦的逻辑关系建构出来的，它努力维持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严肃性。

就像娜迪亚·乌尔比纳蒂在她为弗雷蒂涅的书撰写的振奋人心的前言（这篇前言本身就值回了书价）中指出的那样，葛兰西“一生辗转于各种监狱”，从他自己病弱的身体，到他早年的贫困和经常处在边缘的政治立场，最后是实际的监禁。这些牢房是葛兰西“开创性的政治范畴”——霸权和庶民性的来源。戈贝蒂把葛兰西呈现为霸权的人格化身，在他身上，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维系社会体系并塑造政治行动。葛兰西以两种独特但相互关联的方式使用“霸权”这个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和19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的术语。一方面，霸权指观念在组织对主导政权的同意（如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从）上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党的智识领导权要生产一种吸收和激励庶民群体（不只是无产阶级，也包括——首先，在意大利，和在俄罗斯一样——农民）的，旨在颠覆现存社会关系的反-霸权。因此，霸权既是“庶民性”的来源——一套使群体保持服从的思维模式——又是挑战庶民性的手段。就像乌尔比纳蒂指出的那样，“在那个心理结构的培训下，庶民默认了自己受到的支配，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心智的自主，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和语言”。她普及了关于这个概念的基本知识（弗雷蒂涅甚至没有提到这个概念）并评述了何以有效的反-霸权可以是一种从“大众文化和语言”中汲取力量的“解放方式”。

这两种形式的霸权都处在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的核心。葛兰西反对纯粹的“经济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只是通行生产方式变化的附带现象。这不是说，葛兰西认为上层结构独立于经济基础，并且他也不相信单纯通过意志就能带来社会转变（可人们还是或批评或认可地把这两种看法归到了他头上）。相反，他认为，通行的物资条件允许人们以多种不同方式安排社会。要朝进步的方向转变，通行生产方式的中心社会群体（比如说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和20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必须理解物质条件并把握其革命潜能。而且，这个群体必须组织和领导不那么基本的、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朝革命的方向，也即，朝集体占有、管理生产资料的方向前进。结果，葛兰西给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分配了一个关键角色，不过他也扩宽了这个范畴，把无产阶级和庶民群体的活动家也包括了进去。这些人在意识到他们受到的压迫的同时，也发展出革命的意识。

在葛兰西看来，霸权的上层结构和构成经济基础的社会关系总和形成了一个“历史集团”。只要从属阶级还受制于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观，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借用一战的军事术语，葛兰西认为，如果培养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意的上层结构制度特别发达，那么，意共就有必要先打“阵地战”，通过在公民社会中宣扬反-霸权的看法，来夺取上层结构的“战壕”。然后再打“运动战”：对国家的强制制度发动直接革命攻击。葛兰西把列宁取得的巨大成功归功于他在沙皇政权垮台和资产阶级制度不足以支撑亚历山大·科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帮助下，快速转向攻击。相形之下，在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这个运动使工人能够自己采纳和管理新的生产方法）的失败和后来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表明，这个国家的制度更加坚固。

葛兰西给意大利既有的、把意大利复兴运动看作一场“失败的革命”（其中，资产阶级未能“塑造意大利人”并在像英国那样的自由市场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权）的传统增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转折。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退步的意识形态回应。政权通过许诺靠包含所有阶级的集权主义组织和意识形态来完成（之前未竟的）革命，来创造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意。因此，对政权的挑战要成功，就必须从“阵地战”，从发展一种能够在那些观念和利益与法西斯主义对立的人之间建立阶级同盟的反-霸权开始。创造工农联盟是根本，并且，必须克服后者的传统和宗教文化——这是列宁给我们上的一课。不过，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未完成的和“被动的”特征也意味着，这样的反-霸权需要更进一步，在性质上更为国民大众所接受。这就是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道路。正是葛兰西对这个统一战线策略的持续倡导（甚至在斯大林下令放弃这一策略后，葛兰西依然不为所动），使他和同志们产生了冲突。

葛兰西发展自己观念的语境看起来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它似乎只具有纯粹历史的意义。《生活就是抵抗》的内容也几乎都顺应了这种印象。葛兰西在那些工人领导的工厂委员会启发下形成的关于新无产阶级秩序的愿景不再成立，虽然它曾经可信。可今天，人们依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以更公平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的、富有想象力的愿景。而新的技术、气候变化和人群的流离失所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需要的迫切性。如果我们回到欧洲共产主义和后殖民版本的葛兰西，那么，事实证明，真实的和被扭曲的葛兰西元素的混合能够给我们启发，为怎样实现或不去实现这样一个愿景提供指导。欧洲共产主义把“阵地战”和阶级联盟当作自己的核心策略。在英国，新工党被认为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的撒切尔式的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回应而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在意大利，继承意共衣钵的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也加入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的橄榄树联盟并贯彻加入欧元所需的紧缩政策。然而，这个进路显而易见的缺陷在于，它会使社会主义逐渐屈服于通行的霸权。《庶民群体》中收录的简短笔记蕴含着更多的希望。就像布蒂吉格和格林指出的那样，这些笔记是工具，它们启发了其他历史研究，比如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开拓性的《原始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体形式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59)，并持续影响着关于庶民的历史研究和庶民的政治行动。这些笔记指出，要实现葛兰西的愿景，就必须赢得被压迫者的支持，后者的利益、心态和族群性经常意味着，它们处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这样的群体一般也为提出可行的自主替代选项而斗争。就像葛兰西预言的那样，在国民大众那里流行的观念的吸引力能吸引这些群体。但是，虽然在殖民情境中，庶民群体可被用来推动进步的解放运动，但在已经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这些群体却表现出倒退的倾向，既民族主义又民粹主义（英国的脱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用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话来说，葛兰西受国民大众欢迎的构想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团结的理想：既包容，又民主。寻求启发的当代政客可以考虑也亲自去拜会这位平民圣人圣安东尼奥。

*本文原文为Richard Bellamy, “A Trinity of Gramscis: Revisiting, and Reviving, the Lay Saint of Eurocommun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8, 2022.经作者和《泰晤士文学增刊》编辑许可翻译。

理查德·贝拉米，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思想史、分析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学，著有《欧洲共和国：欧盟中的世界主义、政府间主义和民主》(A Republican Europe of States: Cosmopolitanism,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EU, 2019)、《克罗齐、葛兰西、博比奥与意大利政治传统》(Croce, Gramsci, Bobbio and the Italian Political Tradition, 2014)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99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