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0日，恰逢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海图书馆分别在本馆、东馆举办展览，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研讨会论文集、书法墨迹选、古籍题跋集等，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主持编印了《为前贤行役——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在图书馆学界，像这样纪念一位前辈，于今来说已不多见。中华书局在此之际，出版《顾廷龙年谱长编》，其意义不言而喻。此前，2004年《顾廷龙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是沈津先生为了纪念顾老百岁诞辰，匆匆赶编而成的一本大书。时隔二十年，《顾廷龙年谱长编》的出版，自然是对顾老一生最好的回顾，也是献给他一百二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一

近二十年来，年谱长编类著作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形势十分喜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质量上难免良莠不齐。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十多年前，沈燮元先生就不止一次告诉我，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写传记、编年谱，早就有十分精到的论述，但真要动手做起来，年谱却也并不容易。他早年就是为了磨炼自己，尝试编了一部《屠绅年谱》，很幸运得以出版。彼时知道屠绅的人很少，但却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点过名的人。编年谱的难点，主要在史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谱主材料多的，编者的主观剪裁很重要，有些年谱长编摘抄谱主日记数十年，一味重复，无新材料，不如直接看日记，气息贯通，更为自然生动。反之，谱主材料少的，客观条件所限，编者虽多方搜罗，将诗文、笔记全部抄入谱中，枝蔓过甚，本末倒置，不如整理成诗文集，以年表作为附录，反而眉目清爽。更有甚者，谱主本人材料少，而友朋中一二人日记、书札留存极完整丰富的，编者抓到救命稻草，悉数收入，使得友朋反客为主，谱主反而边缘化了，这种偏枯的现象，在年谱长编中，也时有发生。

顾廷龙先生一生的行事，在《顾廷龙年谱》中早已呈现出清晰的脉络，毕竟当时已是七十万字的篇幅。《顾廷龙年谱长编》的篇幅，较之《顾廷龙年谱》几乎翻了一倍，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更近距离、更立体的顾廷龙先生，并且间接揭示了二十年间相关史料的不断揭示与发现。

就顾老本人的一手材料，原本一巨册的《顾廷龙文集》，变成了七卷十册的《顾廷龙全集》，这无疑为《年谱》的补订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撑。尽管《顾廷龙全集》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但没有收《顾廷龙日记》，2016年11月中旬，我与同事去北京顾诵芬先生家接受《复泉井阑题字册》捐赠时，顾院士当面表达了这一遗憾。之后，在师元光先生全力支持下，我接手了《顾廷龙日记》的整理工作，终于在2022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最初，在师先生交下的《日记》初稿中，除了《顾廷龙日记》中收录的内容之外，有一部分顾老晚年日记片段，我选择了割爱。主要原因是，这部分是师先生从《顾廷龙年谱》中摘录出来的，内容当然很好，却没有底稿可供校对。我曾专门问过沈津先生这部分日记底稿的情况，他告诉我这是从一批顾老随手用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里搜集而来的，事过多年，原稿恐无法逐一找到，令人深感遗憾。因此，《顾廷龙年谱》中收录了《顾廷龙日记》中的大部分内容，而《日记》反而缺少顾老晚年的那些片段。这是使用《顾廷龙日记》、《顾廷龙年谱长编》时，读者应当注意的。

关于《顾廷龙日记》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日记》初稿中最初是没有1932年《平郊旅记》这两个月内容的。在我接手《日记》整理工作后，忽然有一天师元光先生告诉我，顾老应该有一册1932年的日记，名为《平郊旅记》，早已捐存上海图书馆。于是，我写Email给上海图书馆，并请顾院士联系上图，拿到了这一本手稿的扫描件，补入《顾廷龙日记》，同时将这部分内容分享给了沈津先生，补入《顾廷龙年谱长编》，使得1932年的纪事丰满了一些。

《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吸收了近二十年中面世的新材料，如与顾老交往密切的顾颉刚、潘景郑、陈乃乾等的日记、书信之类。尤其是体量庞大的《顾颉刚日记》，从1921年开始，补充了很多顾老早年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同在北平期间的一些细节。以1932年为例，《平郊旅记》仅存十月、十一月两个月，《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不仅可以与这两个月相互参证，另又补充了一月至九月、还有十二月的相关内容，比对《顾廷龙年谱长编》与《顾廷龙年谱》，不难发现顾老早年在北平的活动《长编》详明了许多。这一阶段，顾老正在撰写《吴愙斋先生年谱》，若据《顾廷龙年谱》加以考察，只能看到一个粗线条的脉络；再看《顾廷龙年谱长编》，仿佛给高度近视配了眼镜，另外还给了一个放大镜，所见、所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潘景郑1929年、1933年日记的利用，效果与《顾颉刚日记》差不多，对早年顾老回故乡苏州的活动，作了细节上的补充。可惜，潘先生日记尚有很大一批没有整理，这给《顾廷龙年谱长编》的增订，留下不少余地。在《年谱长编》面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出版《杨仁恺日记》、《刘九庵日记》中，也存有零星关于顾老的记录，可供采撷。

事实上，纵览《顾廷龙年谱长编》，不难发现在谱主本人与他人材料的处理上，颇为克制，折中繁简之余，兼顾相互印证，力求允当。对《顾廷龙全集》中已收内容，把握尺度，不缺不滥，更有一部分溢出《全集》之外的材料，是《全集》出版后的新发现材料，为未来增订《全集》提供了诸多线索。

二

从《顾廷龙日记》出发，可以看到青壮年、中年时期的顾老；从《顾廷龙年谱长编》出发，可以看到顾老的一生，他始终都在发光发热。青年时代的顾老，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几部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学术上的天赋与敏感性，难能可贵处，在于来自跨学科的赞扬。举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前段时间读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意外见到他称赞顾老。在《从羽田亨纪念馆到杏雨书屋》一章中，他提到李盛铎收藏的432号敦煌卷子，被羽田亨买去日本，资金出自武田家族。国内关于这批敦煌卷子，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了一本《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有所记录。后来，荣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藏有顾廷龙先生抄的一个李盛铎藏卷目录，也是432号。顾先生也是很厉害的，他大概是从李盛铎家抄来的，或者在琉璃厂买的。这些学者，他们只要知道哪儿有资料，就赶紧弄一份”（页152）。顾老在敦煌学上，并没有令人瞩目的成果，正是他对文献的高度敏感，才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学术盲盒、学术彩蛋。这种例子，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应该有很多，不少像家谱、朱卷等已经成了著名的案例，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尘封数十年的宝藏等着我们去发现。

毫不夸张地说，《顾廷龙年谱长编》不仅向我们展现了顾老的一生，更时我们了解中国近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特别是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角度与线索。在七十多年的时间线上，《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都早已耀眼的亮点。

而在此之前，从1939年到1953年十四年里，顾老在上海主持私立合众图书馆工作，历经抗日战争、孤岛时期，一直到上海解放，苦苦支撑，不断壮大。合众图书馆可以说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从无到有，由小变大，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文化机构之一。《日记》无疑是最直接的实录，却只是从他本人角度做出的记录，若加上他人的材料，或许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真教授写了一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郑振铎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所做的抢救文献活动，颇受好评。之前整理《顾廷龙日记》时，我隐隐觉得，当年顾老因不了解内情，对郑振铎在上海抢购古籍善本，似乎印象不太好，可能是与合众图书馆形成了竞争关系，有些顾老想保存的文献，由于抢购价格升高，没有帮合众买下，让他深感遗憾。而《顾廷龙年谱长编》结合多方史料，重新回顾这段往事，历经岁月的沉淀，立体式的记述，显得多源而客观。

有时我不禁会想，若以顾廷龙先生作为主角，是不是也能写一本类似于《暗斗》的作品呢？个人觉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只不过我没有那样的才华与文笔罢了。依我的浅见，《顾廷龙年谱长编》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可供深入挖掘的点，一个是孤岛时期的上海合众图书馆，目前谈馆史的多，谈人、谈书的少，背后的暗流涌动，一旦揭示开来，必定十分精彩；一个是《中国丛书综录》的编纂出版，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跃进式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无法想象，那一段热血澎湃的往事里，主角竟是一群长期身处故纸堆、习惯坐冷板凳的学者；一个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举全国之力，前后持续近二十年的浩大工程，背后的甘辛，非亲历其事者无法言说，可惜全程参与者生前惜墨如金，没留下太多的记述，而今大半凋零。好在这些题目，《顾廷龙年谱长编》都为我们提供了大纲和线索，至于细节仍有待后来者细细琢磨。

三

说到细节，这次我也注意到了两个，这是之前读《顾廷龙年谱》没想到的。巧合的很，这两个细节，都和《顾廷龙日记》有关。《顾廷龙日记》中，我最遗憾没收的有两部分内容：一个是1963年十一月、十二月顾老作为中国书法家访日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访问的日记，一个是1989年二到三月他赴美国参加编辑“全美中文善本书联合目录”国际顾问会议的日记。前者题为《访日游记》，已收入老版的《顾廷龙文集》，但至今没看到底稿；后者是沈津先生摘自“先生小笔记本”，并未全文发表。我一直对“先生小笔记本”深怀好奇，却始终无缘一见。

言归正传，顾老访日期间，有一个非官方的任务隐藏在《访日游记》背后，之前《顾廷龙年谱》没有显现出来，那就是寻找流散到日本去的《永乐大典》。二十年前读《顾廷龙年谱》，之所以没有注意及此，主要还没看到1964年三月十日顾老写给陈乃乾的那封信，信一开头他便说“想公必在盼望《大典》情况矣”，然后逐一说明在日本期间，到京都博物馆、人文研究所等处，寻找上野精一旧藏《永乐大典》，查到人文研究藏书目录中有一个隆庆中吕鸣瑒抄本。《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全文收录了此信，信中所述，和《访日游记》互为表里。据《日记》记载，十二月七日，在今井凌雪、金翚陪同下，顾老参观天理图书馆，在善本书库见《永乐大典》七皆一册。十二月十二日，顾老又有托小野和子找日本藏《永乐大典》目录。十二月二十一日，参观东洋文库时，馆长岩井大慧赠其所著《永乐大典收藏情况表》。两个多月后，忙完手头工作后的顾老，给陈乃乾回信，并将《永乐大典收藏情况表》寄给陈乃乾参考，并告知“属访《大典》经过如此，恐不足以厌所望，乞谅。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两君均曾晤，但未谈及《大典》”。

彼时陈乃乾已调任中华书局，主持影印《永乐大典》。据张忱石《<永乐大典>的收集和影印》一文称，中华书局“1960年把当时收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影印本为三十二开朱墨两色套印线装本，凡二十函二百零二册。这是《永乐大典》诞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刊印”。陈乃乾托顾老到日后查访《永乐大典》，据《顾廷龙年谱长编》应是1963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七点三刻在北京访陈氏时事。

至于访美，是距访日二十六年之后，顾老以八十六岁高龄第二次出国，这次他与周一良同行。先后参访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前后共计二十天。在纽约期间，由郑培凯先生陪同、照料，沈津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拜托郑先生的。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谢正光在《钱遵王诗集校笺》后记中回忆，他获悉顾老到美，曾偕夫人专程到纽约拜望：

及返美后不久，得闻顾先生有美东之游，急携绛云飞往纽约叩见。时逢一旧交设盛宴为顾老洗尘，获邀作陪。是夕，绛云与顾老并坐，以苏州话对谈。席上有一原籍吴中之国际知名学人，则自始至终操英语，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此平生唯一至难理解、至难忘怀之事也。

谢正光夫妇参加在纽约为顾老接风洗尘的晚宴，这个细节，《顾廷龙年谱长编》中没有记录。但对照《年谱长编》，推测谢先生所说设盛宴的“旧交”应该就是郑培凯，这似乎并不难。更令人好奇的是，那位在席间操英语，夸夸其谈，旁若无人的“原籍吴中之国际知名学人”是哪一位？谢正光先生并没有明说，《顾廷龙年谱长编》从头到尾没有提及他的名字。结合纽约、苏州人、英语流利以及东道主等几个关键词，不免让人猜测，“国际知名学人”会不会是夏志清（1921—2013）？留下谜团的谢正光先生已于去年12月在美国去世，或许只有问三十五前那场盛宴的东道主郑培凯先生，才能知道正确答案。

匆匆又经年，去年十一月初，我因事去苏州大学老校区，寒风冷雨中，撑着伞经过十梓街的望星桥堍，一抬头便看见顾廷龙先生的故居——复泉山馆，屋顶的黑瓦不再陈旧，大门紧闭，院墙直接外扩到马路边。之前挡在宅前的一排楼房悉数被拆去，与几年前隐蔽、局促的老房子相比，气势完全不同了。上个月，沈津先生自美返国，十月十八日来苏州，约我在乐桥见面，随后一同重游顾老故居，行抵望星桥堍时，天忽然下起了细雨，去年清冷的场景，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仔细回想，七年前的暮春时节，我们和沈燮元先生一同来过这里，彼时老宅闭门谢客，大家只能悻悻而返。而今我们终于得偿所愿，登堂入室了，只是沈燮元先生已于两年前谢世，忆昔同游少一人，高兴之余，不免又令人怅怅。

沈燮元先生曾对我讲起，在北京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期间，他曾和“冀大姐”（冀淑英）等商量，约顾老一起到法源寺吃顿素斋，想着请赵朴老打个招呼，本就有名的素菜，庙里做得肯定更好。结果他向顾老说起这个提议时，没想到顾老说了一句“老沈啊，素菜没有荤菜好吃”，素斋自然也就没吃成。这件小事，《顾廷龙年谱长编》当然没有记，却让我想起《年谱长编》里有顾老晚年在北京，托人给他带福建肉松、玫瑰腐乳。一种熟悉的味道，透过文字，带着江南人家泡饭的米香，混合着肉松丝丝口感和腐乳的红糯咸甜，一下子让人觉得，顾廷龙先生的形象又鲜活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