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每天抬眼看得到的是希望”，邬立强的语调不自觉上扬，目光仿佛穿透时光。外滩的风裹着油墨香钻进每个街角，自行车铃铛声混着股票交易大厅的喧嚣，霓虹灯一盏接一盏亮起，人山人海的外滩上，每个人都在期待世纪之交。年轻的人生尽情浸润在生机勃勃的城市气息中，跟随时代，一路向前。

1960年代出生在上海的邬立强当过工人，从事过媒体工作，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梭，嗅闻到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举起相机，试图与历史并行，这就是《上海-1991》的由来。邬立强用半生记录上海的光影，也试图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里照见生活的实相：“《爱情神话》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些你们见过的、没见过的人，他们每天说着《爱情神话》里的那些话，我们上一辈人也在重复这些话。”

1999年出生的姑娘问老邬，“上海有个亚洲第一弯？在哪里？”他意识到自己如此深刻地与这座城市的过去和变革相连。本期《如此城市》，老邬和你讲述他与上海的故事。

以下是他的自述：

《爱情神话》剧照

——《爱情神话》的原型——老白和老乌

《爱情神话》可能在2018年就已经有初稿了。那时候，我和画家白红卫一个星期会有几晚聚在一起聊天，聊艺术、聊人生，也聊吃喝玩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的年纪已经百十岁了，我年纪比他稍大一些。因为都是单身，所以我们还继续追逐着爱情。我们和年轻的、不那么年轻的单身女性，常常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像我们这样的人，这种老上海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老上海传统的环境中，并不稀奇。

邵艺辉那个时候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她觉得这里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差异，那是上海与许多城市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上的不同。我们以为她听不懂上海话，其实她听得懂。我们在聊天、在做事的时候，她悄悄地拿出小本子，把这些内容记下来。

2019年2月，就有了一个雏形，名字叫《老白的爱情故事》。

我非常感谢邵艺辉。她在创作过程中，保留了原型人物老白和老乌，并没有把我们抹掉。如果她把角色改成老李和老王，其实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和老白，无非就是上海这座城市里许多有趣灵魂中的两个代表而已。

——延续至今的“规矩”成为城市底色

1843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协议，开放了上海这座城市。英租界原本只是一部分老外居住的区域，但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躲避战乱，他们进入了租界区，于是逐渐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

不过，它与香港是不同的。租界内所有的社会活动规则、生活规范已经制定好了。从租界外迁入的华人，必须遵守这一套已有的规矩。从1862年开始，这套规矩随着城市的发展延续至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就这样在上海根植了下来，成为这座城市深藏不露的底色。这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明显区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城市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咖啡与大蒜”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背后，说到底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在生活习惯上存在的一道巨大鸿沟。

因为《爱情神话》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些你们见过的、没见过的人，他们每天说着《爱情神话》里那些话，我们上一辈人也在重复这些话。我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越来越多新来到这座城市的朋友。他们接受了这座城市原本的文化，他们又进一步地迭代了这座城市。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上海，是我们这一代人眼中的上海，而年轻人眼中的上海，随着时间的发展，又会是另一个样子。但这座城市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

我们是很市井气的，但我们也很有一个正向的东西——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早晨五点半，我爸爸会陪我去跑步。那时候我才十岁左右，下雨天也要跑。我觉得很烦，但大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为你好。”在跑步回来之后我会写钢笔字。我妈妈说：“一手好字是人的第二张脸。”因为那时的我们正处于、交往在一个以书信交流、用文字来传递信息的时代。所以，当对方还没见过你这个人的时候，最先接触到的就是你的书信。一封信所传递的是你的内涵、你的能量，而它的载体，就是你的笔迹。

图源老邬

——70年代的梧桐区，呈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

过去的梧桐区是生活区，是那种大杂居、杂乱无章的生活区。

现在能看到的“巨富长”的巨鹿路，其实原本就是个菜场，五原路，以及新天地的淡水路，以前也都是菜场。因为这座城市早期的菜场规划本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英租界里的三角地菜场，四川路上的四马路菜场，那些都是一栋栋像百货公司一样的楼。就像你现在到国外看到的菜市场，那种模式是一样的：每个摊位是固定的，需要缴费才能经营；你进去买东西的时候，楼道里干干净净的。

1980年代的虹口三角地菜场 图源公众号：看懂上海

我小时候看到的三角地菜场，现在再到那一带去看，根本没变，一模一样。只是我们这里变了，因为楼改变了它里面的功能，变成了办公室和仓库。在中国内地，卖菜是集市的形式，集市就是在马路边上的。后来，像巨鹿路这样的地方，全部变成了马路集市，为了改善买菜的环境，上面还搭了一个棚子。但这些变化并没有真正考虑这座城市的文化，也没有顾及所谓的“优雅性”。这些是不被需要的。

——从当工人到做媒体，从上海记忆到记录上海

我那时候上班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云锦路那一带，单位叫“中国民航102厂”，主要是负责飞机零部件的替换。我记得有一款非常老的飞机，叫“运”，是上下两个翅膀的，属于一战以前的型号，是从苏联那边引进过来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没有真正起步。七〇四研究所当时正在研究如何将美国的波音707进行改良，并研发出了一款中国自己的飞机——运-10。试验是在大场机场进行的。当时这是一个军事机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整个1980年代的上海生活变化也非常明显，比如说牛仔裤、弹力T恤、音乐磁带，都是托人从深圳带到上海来的。还有口红、漂亮的女装，也都是从那边带过来的。

198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超市了，锦江饭店里就有一家超市。一个女性朋友第一次在那家店里买了卫生巾。她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花了6块钱等值的兑换券。我们男人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但从女性角度来看，卫生巾的出现确实是一种物质生活上的巨大提升。

还有一次，我在现在的淮海TX那一带吃生煎馒头。对面坐着两个香港女人，她们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掏出两张红色的纸片，嘴巴一抹就扔下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餐巾纸”，这大概是在 1983、1984年的时候。

1991年那个时候拍照片还是一种奢侈品。尽管当时上海已经有“三报两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两家电视台，还有一些专业类、垂直类的小报小刊，但他们在配图时，还是喜欢使用插图。其实，那时候美国的杂志早就已经用真实的照片来排版了。

我当时每天拎着两个相机，口袋里揣着四卷胶卷，同时为13家小型报纸和杂志供稿。因为那时我的月工资是一百块左右，而一张照片如果被采用，稿费大概是35块钱。所以我尽量多拍、多供稿。

图源老邬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中国著名摄影师雍和带我上了国际饭店的楼顶。我们俯瞰下去，只见下面已经是一片拆迁地。那时候南北高架还没建，他说：“这边将来要造一座桥。”其实我们当时已经穷到没什么想象力了，根本想不到要拆多少房子，桥要从哪里建到哪里。雍和老师当时对我说了这番话，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城市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拍摄的照片就是若干年以后宝贵的记忆。

于是我开始拍更多的照片。一方面是为了赚稿费，另一方面就是脚踏实地地记录我眼中的上海。

图源老邬

我眼中的上海，就是“梧桐区”。在以上海图书馆巨富长为半径的方圆三公里内，我进行了大量拍摄。这段时间大致是从1990年到1992年，其中大部分照片拍摄于1991年。我觉得，1991年是1949年之后，上海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元年，是一个真正的“起点”。所以，我的这本书定名为《1991-上海》。

图源老邬

时尚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1991年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让人看到了希望。从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到后来出现了“万元户”，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希望，是看得见的希望。人们每天都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变化，时髦的东西也随之而来。差不多每两三年，女性的发型就会有新的变化，服装款式也不断更新。那时候，男性也开始关注自己穿什么牌子、去哪儿买、该买什么。

1980年代约女孩子是要写信的，后来开始在家里装电话。那时候装一部电话要4000块钱，算是一笔巨款了。接着，又出现了BP机，再后来有了大哥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突然被拉近了。

图源老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