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人类开始耕种、放牧和传承财产以来，经济不平等一直是文明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人们通常寄希望于改革和增长能够有效削减不平等。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其著作《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版）一书中认为：经济不平等从不会悄然消失，历史上针对不平等的矫正器——大规模的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才能真正拉平财富差距。今天，过去减少不平等的暴力似乎已经减少，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也让更加平等的未来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该书自2017年问世以来获得多项图书大奖，于2025年5月以“Princeton Classics”系列新编再版。本文由“普林斯顿读书汇”微信公众号节选并编译自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的最新版前言。经“普林斯顿读书汇”授权转载。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Walter Scheidel,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20日出版，528页

灾难与不平等

在本书中，我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纵观人类历史，唯有大规模的灾难才能显著减少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这一论点直截了当，并且有从古代农业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证据作支撑。正因如此，本书自2017年出版以来，便引发了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

从现在看，我的论点是否还站得住脚？据我所知，尚未有人对其提出系统性的反驳。事实上，最新研究大多支持我的核心观点，或者至少与之不相矛盾。相关研究成果在数量和广度上都颇为可观，这正反映出学界对不平等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持久的研究热忱。随着每一项新研究的出现，我们对于不平等现象内在机制的理解都更加深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更清醒地认识到现有认知仍存在的不足。

前现代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均等机制

我发现前现代社会的财富均等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国家崩溃与毁灭性瘟疫（详见第四和第五部分）。相较而言，国家崩溃不仅更为常见，其均等效应也更为显著。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并不难理解：古代国家本质上是制造阶级分化的机器。国家疆域越大，存续时间越长，统治阶层从劳动人民的财富中榨取的就越多。当这类国家衰亡时，榨取性制度的瓦解便会逆转这一阶级分化进程：尽管无人能幸免于随之而来的动荡，但富人因拥有最多的收入与财富而损失最为惨重。相关证据如此确凿，以至于这一结论在学界没有引发任何实质性的质疑。

第二种前现代社会的均等力量——大规模瘟疫——则引发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其基本机制同样简单明了：在极少数情况下，瘟疫造成的巨量人口死亡会导致劳动力稀缺，进而引发资本贬值和劳动力升值，结果就是富人财富缩水，穷人境况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变化只是部分原因。我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均等效应的关键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无论疫情多么严重，大规模人口死亡和劳动力短缺本身并不会改善幸存劳动者的处境，只是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而只有当劳资议价是可能的时候，劳动者才能抓住这一机遇。否则，精英阶层很可能只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压迫。近年来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这一关联，还充实了很多细节。同时，学界对历史上瘟疫产生的均等效应的程度也展开了讨论。

工业时代催生了两种全新的均等力量。在20世纪，大众动员战争和变革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大密切相关的现象——成为了最有力的收入与财富“均等之手”（详见第二至第三部分）。就分配效应而言，世界大战确实十分特殊，不能与与此前的战争形态归为同一类。

在人类战争史上，世界大战带来的财富均等效应可谓独一无二。最新研究证实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即这两场战争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剧烈缩减。现在我们知道，在过去150年间，唯有在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收益率首次低于GDP增速，导致资产持有者的地位不升反降。

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并非均等效应本身，而是其具体程度——由于税收数据的整理和解读方式不同，对均等效应程度的估算也存在差异，这个难题必将在长时间内继续吸引学者们的关注。令人欣喜的是，学界对大规模战争带来的长期次生均等效应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最新研究着重探讨了军事工业动员与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正向关联，具体表现为福利立法、政策实施、财政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

这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其有力地驳斥了两种片面认知：第一，认为战时与战后的均等效应可以截然分开；其二，认为战后持续的均等效应意味着世界大战的均等效应并没有那么特殊。事实上，战争带来的均等效应在战后仍持续发挥着深远影响。

共产主义政权通过一系列激进手段实现了财富均等——从财产征收和再分配，到集体化运动与计划经济。这已是学界共识，无需赘证。近期研究在此基础上详尽梳理了这些进程的具体细节，另外还揭示了这些革命是如何倒逼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推行平等化改革的。

与此同时，对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财富均等的探索（详见第六部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诚然，发达经济体历经数代已实现财富总量的巨幅增长，以庄园与企业为代表的精英财富与以私人住宅和养老基金为载体的民众财富之间的平衡已向后者倾斜。二战以来，普通民众的财富增速甚至超越了常被提及的顶层“1%”群体，物质资源的分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平等。然而，尽管各阶层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但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1914至1945年间的“大压缩”时期究竟只是这场良性发展的序章，还是其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更值得警惕的是，尽管源自那个动荡年代的政策变革为战后约一代人延续了平等化趋势，但这一势头的逐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

……

自然灾害与环境冲击：缺失的维度

书中未涉及的另一类暴力性破坏力量是自然灾害。这里的自然灾害特指气候或地质类灾害，而非瘟疫。最新研究表明，此类灾害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缩小贫富差距：破坏当地资产、推动颠覆性创新、引发政治变革、促进援助资金再分配。这些研究再次印证：和战争和瘟疫等均等力量一样，当地特有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社会观念也是决定财富分配结果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天灾和人祸并无二致。

不过，我的研究存在一个更明显的疏漏。书中在断言四大均等力量现已休眠且难以再现时（详见第七部分），未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及相关环境问题的潜在影响。毕竟，生态危机很可能会重新激活其中的某一两个。

气候变化在叙利亚、也门、苏丹地区、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带引发的政治经济动荡，已经让战争、革命和国家崩溃的风险若隐若现。愈演愈烈的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不仅威胁着普通人的生计，更在动摇整个社会的根基。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陷入这种困境。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威胁也从未远去。在研究这些暴力均等力量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环境变迁的作用。

结语：灾难是否是均等的必要条件？

那么，从这些最新研究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大量的实证研究基本印证了，或者说至少没有推翻本书的核心论断。纵观人类历史，经济不平等的消长始终取决于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技术、文化等各领域）与暴力冲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也表明，要理解暴力冲击的财富均等效应，就必须考察这些推动或阻碍平等化的制度安排。

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能否通过自身行动和社会环境将灾难转化为财富均等化的契机”（这早已是定论），而是直接的暴力冲击及其连锁反应是否是实现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条件？这才是学界必将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

基于本书研究和最新成果，我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战争、瘟疫等剧烈冲击，社会财富分配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寻求和平手段的重点应放在那些能缓解，而非消除不平等的措施上面。随着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和政治制度变革，现代化进程确实展现了无需剧烈动荡即可缩小贫富差距的可能性。但现实中这一设想很难验证，不仅因为暴力冲击的影响难以忽视，更是因为我们无法将暴力冲击与后续长期的社会和平发展进程割裂开来。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财富分配既取决于重大灾难带来的冲击，也受制于没有灾难发生的和平时期。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何近几十年来经济不平等程度普遍未能下降？在55个可进行数据统计的国家中，49个国家的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占比自1980年代以来要么持续攀升，要么基本维持不变。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仅能解释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情况。非洲国家的贫富差距三十年间纹丝不动，拉美国家在新世纪头十年通过和平手段取得的平等化成果如今也基本陷入停滞。

关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相关讨论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从去监管化和经济金融化，到全球化与自动化。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人们总是习惯追问“发生了什么导致了现状”。然而，这些都只是硬币的一面，我们更应该关注“未发生之事”。近几十年来，并未发生那些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暴力冲击事件。即便暂时沉寂，历史的“均等之手”也从未真正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