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上海西餐厅中，邓脱摩饭店也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字，比如1933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列出编者心目中真正“有异国风味”的西餐厅，说麦瑞“菜料甚丰富，价亦较昂”，乐乡“沪上有产阶级中人视为最合口胃之餐馆”，沙利文是“饭菜亦尚可口”，说邓脱摩“为一般洋行华员午餐之最高餐馆”。但细心查考史料，这些评价也未必都合理，当然如果说邓脱摩在上海西餐厅中自有一席之地，那应该离事实不远。

另外，这几家餐厅的中文名称也各有来历，麦瑞是英文店名的中译，来自第一任老板Marcel，中文的语意也很漂亮；乐乡和英文店名Louisiane毫无关系，多半是找到了熟谙中文妙处的高手，不但中英文名字开头的发音相近，而且契合了老板想要呈现家乡美味的意图；至于邓脱摩这三个字本身没有意义，完全是英文Dinty Moore的音译，这个英文店名则来自一部大受欢迎的连环漫画。

《大陆报》的连环漫画和Dinty Moore

1913年1月12日，小有名气的漫画作者、美国人乔治·麦克马纳斯（George McManus）开始在报业大亨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报纸上连载一部全新的漫画 Bringing Up Father，主角是一个叫Jiggs的出身贫寒的爱尔兰人，中年发迹之后妻子 Maggie想踏入上层社会，热爱结交贵族名流，Jiggs却只想跟以前的一帮朋友继续泡在小酒馆里赌赌纸牌，大吃爱尔兰风味的圆白菜炖腌牛肉。Jiggs惧怕妻子的凶悍，顺从的时候总会出洋相，也常常试图躲开妻子逃到小酒馆，又每每失败。这个人物带有当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鲜明特征，故事有趣，作者又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漫画一炮而红，甚至很快影响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最重要的英文报纸是英资《字林西报》，已经营多年，在侨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1911年8月才创刊的美资《大陆报》为了能在上海报业中站稳脚跟，主编密勒想了很多方法，也确有成效，报纸发行量一度超过了《字林西报》。他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常规栏目，将美国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引入《大陆报》，其中就包括麦克马纳斯的 Bringing Up Father（最初《大陆报》读者以侨民为主，也有一些本地读者，漫画的传播比报纸更为广泛，1930年代上海人习惯称之为“怕老婆”漫画，并不算是正式的译名，之后的研究者称为《教教爸爸》）。我看到最早的一则是1913年3月23日星期天登载的5格漫画（《全国报刊索引》中收录的《大陆报》时有缺页，这个“最早的”日期只是我看到的）。

《大陆报》漫画专栏

上海人“追更”的热情同样高涨，《大陆报》的连环漫画还培养出一批忠实读者，甚至有人为了看漫画而坚持每天买报。报纸也一再增加漫画的篇幅，除了日报外，报馆还在可以单独订阅、每周日出版的专刊上增加了整版的漫画。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教教爸爸》，很多读者一追就是一二十年（比如林语堂），作者的灵感层出不穷，Jiggs挖空心思和Maggie斗智斗勇，不断落败，这种故事可以永远吸引人看下去。

麦克马努斯和他笔下的Jiggs，《小世界：图画半月刊》第3期

Jiggs和Dinty Moore（右）

1928年，叶浅予创作的著名连环漫画《王先生》发表在新创立的《上海漫画》上，他在多年后的自传中坦承《王先生》的形制和立意就是模仿Bringing Up Father而来的，他自己从1923年中学时期就追看《大陆报》周日版这部漫画的连载。

麦克马纳斯生活中有个往来密切的朋友James Moore开了家餐厅，漫画登出以后，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其中Jiggs的好友Dinty Moore蓄着胡子、叼着雪茄、身材瘦削，还开了一家同名酒馆，而自己和自己的餐厅分明就是Dinty Moore的灵感来源。被当作原型写（画）进作品中，当事人可能产生各种截然不同的反应，Moore倒是欣然接受。随着漫画的走红，他干脆将自己的餐厅也改成了漫画中酒馆的名字：Dinty Moore's，并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1923年左右，上海南京路10号开出一家新的西餐厅，名字就叫 Dinty Moore。我想餐厅最初的美国老板一定也是这部漫画的忠实读者，不但开了家名字和漫画中一样的西餐厅，甚至也供应跟漫画中餐厅同款的圆白菜炖腌牛肉。

餐厅位置正对着著名的泰兴洋行，不过位于弄内，而且午晚餐都供应公司菜，类似于今天的套餐，午餐每客1元，晚餐1元2角5分。看起来餐厅面积不会很大，目标顾客应该也是附近洋行的职员。最初的广告都写明“美商邓脱摩饭店”，1926年以后不再出现“美商”字样，很可能就是在1926-1927年间，原先的老板将饭店卖出，由华商接手，大股东和经理是宁波商人陈炜棠。

陈炜棠和邓脱摩饭店

1928年初，邓脱摩在报纸上登出彩票广告，凡消费满10元或者购买一本餐券的顾客都奉赠一张跑马厅的小香槟票。虽然也是招徕顾客的常见招数，不过明显和之前的作风有所差异。前一年上海召开了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有多个亚洲国家参加。据说不少运动员慕名到南京路10号去品尝店里的招牌菜咸牛肉。我想这多半跟陈炜棠的宣传手法密切相关。

餐厅的生意渐渐呈上升之势，陈炜棠力求突破，1928年6月，Dinty Moore’s Cafe迁到北京路64号（近四川路口），端午节后正式开业。不但面积扩展，还聘请了外国名厨，设备也焕然一新。表面上的理由是旧址太小，但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增设了宽敞的跳舞厅。由于新店开在道路交汇处，起初捕房担心停车太多会影响交通，因此不愿发出许可证，但最后陈炜棠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京路64号时期的邓脱摩饭店，《上海市大观》1933年

邓脱摩的迁址和新的营业措施，如果结合1928年的行业背景考虑，陈炜棠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时期卡尔登饭店和舞场刚刚歇业，麦瑞和乐乡蒸蒸日上，不过这两家店以餐厅为主业，尤其重视菜式口味，营业走精致路线，价格也贵，陈炜棠则找到了另一种经营模式。

在西餐厅部分，他坚持聘用欧美厨师，延续邓脱摩一贯以来“道地西餐”的风格，食客们大多认为北京路时期“肴馔精美”，“西菜之佳”名不虚传，尤其是招牌咸牛肉最为出色。这就使得邓脱摩更接近麦瑞乐乡这样的西餐厅而不是当时更常见的中式西餐。同时定价午餐1元1角，晚餐1元5角，比其余几家餐厅略低，菜量也比较多。至于舞场部分，当时正是跳舞风行的时期，邓脱摩并不将舞场和餐厅隔开，选用流行的华丽装潢，并且安装了冬天的水汀和夏天的风扇，晚餐时有音乐伴奏，顾客只要愿意随时可以起身跳舞。20年代后期流行卡巴莱和乐队伴奏，陈炜棠在搬迁之初也雇用过一支俄国乐队，但考虑到费用不低，很快就改变了做法，他斥巨资——花了1000多元配备了一台最先进的留声机来代替乐队。

北京路时期的邓脱摩设有大小18间包厢，大厅最多可以容纳两百余人。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即“语联”）负责人叶籁士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30年代初胡愈之和他联络，最常去的就是“靠外滩的一家外国人开的邓脱摩饭店”，因为下午顾客少比较清静，方便谈话。他还记得其中有一次胡将鲁迅给语联的捐款转交给他。这里提到的只能是北京路时期的邓脱摩，其实早就是华商合股的饭店了。

红框内为1940年前后的宁波路35号邓脱摩饭店

1935年6月10日，邓脱摩再度迁徙，这次搬到了宁波路35号，隔壁的33号就是原先立道饭店的旧址，立道结束营业后开了家舞厅。邓脱摩的几次搬迁彼此距离都不算远，始终在南京路周边或外滩附近，这也是二三十年代西餐厅和咖啡馆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我们今天看清末以后上海繁华商业区的变迁，很容易留心到西区的开发对城市的影响，以及抗战胜利后餐饮格局的明显变化，但往往很少注意像南京路这样的“第一闹市”其实早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商业生态，邓脱摩不管怎么搬还是在洋行银行林立的位置，午市的繁荣让时人都认为洋行的华籍职员才是餐厅的主要顾客，但这明显不足以概括邓脱摩的特点，其营业所涉及的也远比洋行职员的午餐大得多。

新店同样很讲究，除了各种设备之外，面积比北京路更大，可以容纳三百多人。不过就餐饮行业来说，情形又跟之前不一样了。陈炜棠经营餐厅非常灵活，随时可以接受变化。1936年前后，广东茶室风头正盛，邓脱摩随即新设茶室，上午和下午出售点心，风格一如广东茶室，并且也雇用了六名“茶花”（即广东茶室的女侍）。唯一的差别是邓脱摩卖的是扬州点心。抗战开始后餐饮行业的格局为之一变，西餐的影响力减弱，邓脱摩立刻登出广告“特备改良中菜”，同时“新辟礼堂”免费承接喜庆筵席。

不过宁波路时期邓脱摩的营业也还是不错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因为室内宽敞，适合承接盛大的活动和各种行业聚会。比如1936年8月，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周剑云设宴招待上海报界，到了一百多人，差不多所有大中小报都有人出席，听周剑云慷慨陈词两个小时。最有名的一次是1937年“七君子”出狱后，沪上各界就在邓脱摩公宴为沈钧儒等人洗尘，主客之外还来了一百多位青年学生，也只有邓脱摩这样规模的餐厅才好容纳。

陈炜棠可能生于1890年左右，1920年代后期接办邓脱摩时正在盛年，他的生意远不止一家餐厅，同时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股东，最著名的是1933年成立的梅林罐头食品公司，陈炜棠是最早十余位发起人之一，公司股东以及三位常务董事之一。邓脱摩1923年成立，1926年易主之后营业一直相当平稳，历经经济危机的影响、抗战和上海沦陷、西餐业衰落、物价飞涨，延续二十余年不倒，大多数时候都列于上海重要的西餐厅之列，我想跟陈炜棠有很大的关系，邓脱摩管理稳定，自陈炜棠接手之后经理一职就再也没有变动过。初创时期Dinty Moore并没有为《字林西报行名录》著录，之后关于邓脱摩的正式记载也很少（1935年《实业公报》记录的邓脱摩为华商股份有限公司，资本3万元），1940年前后的《上海行号路图录》还有位于宁波路35号的邓脱摩，到了1940年代末的地图上，这家西餐厅就已经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