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

一个人生在怎样的时代，决定了他的人生将会怎样展开。1879年生于浙江永康的吕公望，遇到的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大转型时代，在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1883年到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像一条条鞭子狠狠地抽在大清帝国的脊背上。吕公望虽偏处帝国的边缘乡村，他的成长岁月却也不能处在这些大事之外。最初接触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的那种惊喜，他用了“寝食俱废”四个字。

1905年，当慈禧太后同意停止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时，他已二十六岁，拥有秀才功名，通过科举考试进一步上升的通道突然堵死了。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在旧典籍之外一无所知的读书人。就在这个时候，秋瑾、徐锡麟这些志士像一道光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对于他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成了光复会的一员。他自述1905年在西湖第一次见到秋瑾，大约是记忆有误，应该是1906年秋瑾从东京回国之后，他们在西湖游船，并在秘密革命据点白云庵相聚，“漫谈清政不纲，非革命不足以救国等事。”秋瑾邀他到上海《中国女报》担任主笔（他记得叫《女学报》），但他拒绝了，“文墨生涯，我感不到兴趣，最好要我习军事。”徐锡麟到安庆前，在西湖边对他说：“革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体，法国革了八十年的命，方得成功，我们中国的革命还未开始呢。我呢到安庆去预备流血的一人，我希望大家皆不要因我的流血而有惧心，就有希望了。你呢一定要混进军队去，方有希望的。”

这番话对他影响很大，他决定从军，自荐到浙江巡抚衙门的卫队当兵，由此进入随营学堂，获得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的机会。他以后常以一介武夫自许，其实他的书法、诗文都有很好的根柢，是受过传统文化训练的秀才郎，他申请当兵的呈文得到过巡抚张曾敭的欣赏。

1907年，对于他是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光复会成员，他北上保定，将与他同行的童保喧等人都介绍给秋瑾，参加了光复。他们以后也都成了清末民初浙军的主干，与他同时的蒋介石不久被公派留学东京学习军事。当他们北上之际，徐锡麟在安徽巡警学堂总办任上刺杀巡抚恩铭而被杀，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遇害，风声鹤唳，他们在天津得知消息，刚刚加入光复会的几个年轻人惊惶不已，想要逃走，而他镇定如常，“以不欲革命则已，如欲革命是不能离开军队的；如离开军队，此后无事可做，生不如死的好”，最后安然无恙。

他由此进入军界，与尹昌衡、李书城、蒋作宾、吴禄祯等许多志士都有接触，参与谋划过不少事。武昌起义发生时，他正担任浙军八十二标第二营督队官，与同道在杭州等地起兵响应。浙江独立之后，正是他于辛亥年九月十七日率先向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提出浙军攻取南京的建议，获得通过。浙军攻宁支队迅速成立，朱瑞为支队长，他出任参谋长。南京之役是缔造民国的关键一战，浙军的功劳显赫，牺牲惨烈，如今在西子湖畔、鸡笼山上还有一块攻克金陵的浙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年后，西子湖头要举行追祭浙军光复南京先烈的大会，他以浙军第六师师长的身份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告白，直言：“去岁光复南京，我浙军之铁血代价者居多。”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光荣的杰作，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二岁。这一战显示出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可谓有谋有勇，已载入辛亥革命史。详情由他的回忆《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可知，已收入《吕公望集》第十一卷。

吕公望从政生涯的顶峰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他于1916年5月6日正式就任浙江都督（两个月后，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督军兼省长），不过三十八岁。他之主政浙江，乃出于军警商民各界公推，非靠武力争来。作为军人，他说：“维持国家，吾辈固有专责；而干预政治，军人应避嫌疑。”这是1913年3月他给北京国事维持会的电文中公开说的。在“二次革命”中，他身为浙江陆军第六师师长兼嘉禾戒严司令官，持反对立场。袁世凯称帝前，册封他为一等男爵，意图笼络，他不为所动。

从投身革命的热血志士，到主政浙江不过十年，吕公望想起牺牲的秋瑾、徐锡麟等先烈，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在他批阅的大量的公文中，也有涉及西湖边一处纪念秋瑾的“秋社”社址归属问题的。1916年7月25日，他正式就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几天后写的一封信中说：“顾念半载以来，干戈扰攘，浙省秩序虽一无变更，而方事之殷，耕辍于野，商废于途，风鹤惊传，流离转徙，其间损失盖已不可胜数。此后抚循之策，补救之方，欲厚民生，计将安出？”

他确实有心致力于建设，可惜为时不到九个月，时间实在太短，难有大的建树。有人在《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的浙江政局》中称许他“不失为自好之士”。他以省长身份在浙江省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临时会上宣布政见，谈及实业、教育、交通等，在说到交通问题时，他说：“今中国上不能赖于国家，下不能托诸人民，只能由省妥筹，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此公望所由有修筑省道案之提出。”修筑省道，就是他的主张，可惜未来得及付诸实施。《吕公望集》从第一卷到第九卷保存了他在任时的大量公牍，可以说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

他于1917年1月黯然辞职，因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夏超密谋策动军警赶他下台。这一点，他在这年6月21日发表在上海《时报》的致杭州同乡函中说得很清楚：“去冬军警之变，为保全浙人生命财产计，含垢忍辱，尤不惜牺牲个人之地位……”。他不是那种抓住权力不放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平常心，进可以掌军、主政一方，退可以服务地方、热心公益。“三生不语空虚泪，万劫犹留洁净身。”他的诗中就以“洁净身”自许。离职之时，他还以省长名义公布了省议会议决的《浙江省模范缫丝厂招商承办规则》《浙江省立苗圃办法》等。

从1917年到1927年，他在政界、军界继续活动了十年，包括1918年出任援闽浙军总司令，1924年任浙江自治军总司令等，但对历史都已产生不了什么重大影响了。从1926年1927年，他昔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蒋介石举兵北伐，他曾受命与北军斡旋，也只是扮演力不从心的中间人角色。从他1926年12月26日写给蒋的信中可知，他只是传话而已。此时，他称蒋还是“介石吾兄”，等到1934年11月他为家乡永康旱灾而致电蒋请求慷慨解囊时，口气已截然不同：“金陵叩别，忽已七八年矣。我公鞠躬尽瘁，公望无似，不能依附骥尾。”作为光复会旧人、浙军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已过去。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有幸参与创造过历史，这就够了。“兴亡异数追今古，岂独秋风庾信哀。……中朝多少光荣史，都付秋樵野话间。”在他的诗中，我读出的不是不平，而是云淡风轻。昔日的光荣史，在他暮年的回忆中也化作了“秋樵野话”。

值得留意的是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吕公望的余生仍在实业、公益等领域有所作为，《吕公望集》收入他1933年发表的《开发西北棉纺织业计划书》，就颇有见识。从他1945年12月起草的《浙江省振济会难民工厂报告书》，可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救济难民所付出的心血。

我初知吕公望其人还是少年时，读浙江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名字便常有出现。卢礼阳兄邀我为他们编的《吕公望集》写几句话，我之所以答应下来，就因为对吕公望这个名字并不那么陌生。其实，在此之前，接触到他的史料极为有限。《吕公望集》搜罗之广，编辑之谨严，都可圈可点，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此书不仅是永康的乡邦文献，也是辛亥革命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整理史料也要靠人。这一点吕公望很清楚，他在1916年12月推荐章太炎出任国史馆馆长的电文中说：“非其人则有朝报之讥，得其人斯有良史之誉。此丘明内外之载，史迁纪传之书，所为光前烈而昭百代也。” 我读即将付梓的《吕公望集》，读到他的《故园》诗，尤喜“夜色沉云星斗暗，野香入酒稻花多”之句。在这带着乡土气息的诗句中，吕公望又岂止只是一介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