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分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研究的前沿成果，努力跳出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试图以全球视野重新书写二战叙事，呈现以往被遮蔽、被忽视的历史声音。借此次会议机会，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这一主题，私家历史与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合作，对与会的几位国际学者进行了访谈，谈谈他们的二战研究，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抗战。

本期访谈嘉宾为川村范行，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兼东海日中关系学会会长。

川村范行与袁琪（右）、智敏（左）

能简单说下您的研究经历吗？

川村范行：我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在日本的中日新闻社担任报社记者，中日新闻社的总部在名古屋，还有东京本社。名古屋地区发行的报纸名字叫《中日新闻》，东京地区发行的则叫《东京新闻》。

1985年，受报社派遣，我第一次到中国短期出差。当时我不会中文，只会说“你好”。当时，徐州市政府希望跟爱知县内的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徐州当时人口规模大约80万，但是爱知县除了名古屋以外，没有规模这么大的城市。所以日本方面考虑后，爱知县知多半岛的10个城市组成联合访华团去徐州。中方准备的翻译内容比较简单。所以，我回国以后，马上就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愿意将来去中国工作。

1995年，我果然被报社调到上海，担任中日新闻社上海分社社长。在常驻上海的3年时间里，我去外地出差一共30次，因为我想了解中国各个地区的情况。回日本以后，我担任编辑和评论员。然后跟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有缘分，2011年跳槽到大学，此后一直做教授的工作。我的课程是中日关系、当代中国，内容主要是政治、外交方面。1993年，名古屋成立了日中关系学会，我马上就加入，到现在一共30多年，担任过会员、理事，13年前我当上了副会长。

请问当前日本学界二战史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川村范行：我不是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但是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现在历史学者对二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研究二战爆发的背景与根本原因，并追溯真正的战争动因，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二次中日战争作为一个连续过程进行研究。

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所谓的“满蒙权益”——这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抢来的利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日本大多数国民也愚昧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助长了中日战争的展开。但在当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反对战争。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日本学者积极探究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其研究目的在于寻找是否存在避免战争或实现停战的可能路径（包括政策与对策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加藤阳子。

第二，研究中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与历史事实。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战争爆发后各地历年发生的战斗内容，追索当时的战斗记录与士兵证言（包括日本及中国方面的资料）。其中也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依据事实、文献资料与当事人证言，力求立场客观、公正。

第三，研究战后处理与日本遗留问题。这一领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领土问题、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后和解问题。

1.领土问题：早期的研究集中于钓鱼岛、独岛（日本称竹岛）以及北方领土等地区。关于这些问题，日本大多数学者已经发表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2.赔偿问题：部分学者关注战后赔偿相关的司法诉讼内容，例如韩国慰安妇问题，以及中国人、韩国人被强制劳工的问题等。

3.战后和解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国民情感，是相对而言更难解决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积极研究德国与法国的战后和解过程，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谢罪行为、两国合作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等经验。例如，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教授近年来提出了“和解学”这一新概念，主张在东亚范围内（尤其是中日关系）推进和解研究，并成立了相关的研究团队。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第四，研究当时日本军方的政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部越来越强势，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弱。所以说，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部和大陆的陆军干部对侵略中国、扩大战争有什么样的战略、看法就非常重要。但是研究这一方面，找资料也非常困难。据我所知，有一些军官会自己保存记录，写日记。所以历史学家可以根据新发现的此类资料，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五，日本天皇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和行为。两年前，天皇后代向日本学者提供了他们长辈的遗留的记录。所以说，历史学者根据新的资料，可以更加了解天皇当时的行为。

日本学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抗战在二战史的地位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川村范行：过去谈到抗日战争时，通常被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双边战争。但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视角，开始将抗日战争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这一新视角下，研究者不仅关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还重视当时中国与美国的互动、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联系，以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等。这种将抗战放入更广阔国际背景中考察的研究路径，代表了当前较为前沿的研究趋势。

在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常常忽视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日本学界是如何认识的？

川村范行：在日本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并不显著。整体而言，将抗日战争纳入二战全局进行考察的观点尚未普及，主流仍倾向于将抗日战争与二战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事件。因此，将中日战争与全球战争连为一体来研究的学者人数相对较少，持这种整合性视角的并非主流。

您觉得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把中国抗战和二战分开的看法？

川村范行：在日本学界看来，欧洲战场的战争属于地理上相对遥远的冲突。因此，认为抗日战争与欧洲战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观点并不多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日本的主要敌国是中国，这一点也反映在学者的研究视角中——多数人将抗日战争视为中日两国之间单独的战争。因此，大多数日本学者在研究抗日战争时，往往并不将其放入与欧洲战场乃至全球战争相互关联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他们更倾向于将抗战作为一场局部战争来理解，而不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体的一部分。

日本学者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川村范行：这是个好问题。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主要的，尤其体现在长期的大规模正面战场作战和对日、对美等外交谈判中，国民党以国家政府的身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肯定共产党在抗战中做出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局部战役和广泛发生的游击战方面。多数日本学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国共合作被视为抗战胜利历史中极其关键的事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防御工事后方开火。

您如何看待中日两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分歧？

川村范行：就我个人认知而言，大多数日本人对二战的整体认知仍倾向于“受害者意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二战中最深刻的记忆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对日方造成了巨大伤害，也在日本社会留下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创伤性的记忆仍然存在于很多人的情感中。此外，在二战后期，美国轰炸机群频繁飞临日本，对各大城市实施空袭，几乎全国主要城市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轰炸。据统计，超过200个城市受到美军攻击，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者”印象。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几乎完全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这导致大多数普通日本国民既看不到、也难以真实了解战争的另一面。更何况，当时的新闻报道受到日本军部的严格管控，媒体无法如实报道战争真相，尤其是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和重大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几乎未被公开报道。因此，国民对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战争实情了解极少。

尽管在学校教育中学过“日本曾侵略中国”的基本内容，但这部分知识往往讲得不深入、不具体，缺乏切身的感受。相反，在很多日本人家庭中，关于战争的记忆主要来自父母或祖父母的讲述，而他们所强调的多是“自己作为原子弹受害者”或“被美军空袭轰炸”的经历。

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战后归国的日军士兵往往不愿意向家人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尽管如此，也有一部分人回国后进行了深刻反省，通过写日记、发表演讲等方式，向日本社会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所为，希望引起国民的反思。

那您认为中日两国应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历史认识的分歧？

川村范行：很好的问题。在我的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重要倡议：在大学层面设立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历史讲座。我曾就此向我任教的大学正式提出建议，主张三国高校联合开设“中日韩共同历史讲座”。该讲座的核心内容是三国共同关心的历史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例如，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日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甲午战争的原因与结果，以及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背景，是必须讲清楚的历史；接下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则直接导致日本对“南满”的控制。此外，还应重点讲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及当时日本军部的阴谋。从朝鲜半岛的角度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逐步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地位，这一历史背景也应纳入讲座内容中加以讨论。

我认为，设立这样的中日韩历史讲座，可以让三国的大学生站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立场上，共同学习与理解近代东亚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而推动三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这份倡议源于一项成功的实践，即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回顾以往，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第一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于2006年至2008年间展开。参与这项研究的是由中日双方共同选出的、各约10名历史学者，总计约20人，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共同探讨两国历史。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研究的成果于2010年由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共分为两卷，其中后卷为近现代史部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该报告书中，关于中日战争过程的章节，两国学者各自的研究成果以“并列方式”同时发表（即“两种观点并列记述”），在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也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

在中日历史研究的进程中，这是第一次正式实现“两国观点并列”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此外，在媒体报道方面，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在日本，每年8月15日前后，媒体集中报道战争相关内容，但大多数报道聚焦于“日本作为受害者”的视角，主要是采访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相对而言，来自中国等战争受害国的立场和声音在日本主流媒体中极为稀少。因此，我希望日本媒体在报道战争历史时，能够更加注重平衡视角，客观、公正地反映战争全貌，尤其应更多关注受害国家的立场与经历，而不是仅仅强调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