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著，陈志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625页，118.00元

在美国史及世界近代史的叙事中，奴隶制通常被视作一种落后制度，终将为自由劳动和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在传统的美国史研究中，以权利话语为中心的书写范式一般都将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经历排除在国家现代化叙事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从历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路径使得关于美国奴隶制的传统叙事得以改写。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的《另一半未被讲述的故事：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2014，中译本为《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下文简称《被掩盖的原罪》）正是在这种史学转型的关键时刻问世。巴普蒂斯特将研究视野聚焦于1790-1860年的七十年间，通过详实的档案研究揭示了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历史故事：十九世纪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盛行的“压迫系统”（pushing system）才是美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引擎。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奴隶制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但极少有学者将对奴隶的暴力压迫置于分析框架的核心，这种忽视恰恰凸显了巴普蒂斯特研究的突破性意义——他不仅对美国现代化神话进行了彻底的道德重估，更将暴力纳为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崛起的核心分析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范式与路径

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奴隶制史的权威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乌尔里希·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凭借《旧南部的生活与劳动：南部社会与经济史研究》（1929）为美国南部史研究奠定了基调。他将奴隶制描绘为一个注定衰亡的经济体系：种植园经济尽管在特定时期能够获利，却因固有的低效性而无法适应工业化浪潮，南部因此注定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北部。这种低效论主导了此后数十年的奴隶制史和南部史研究，使“北部自由资本主义更为优越”成为理解美国区域发展的主流范式。直到1944年，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一书中通过构建“殖民地-宗主国价值转移”理论，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持续活力本质上源自奴隶贸易与西印度糖业利润。这一开创性研究将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影响了后续的学术研究。“南部特殊论”、计量史学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史转向相继出现，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书写亦大体沿着这三条路径展开。1965年，研究南部史的著名社会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出版《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认为美国南部的蓄奴社会更接近于封建家长制，而非北部的资本主义结构。这一观点既驳斥了传统史学研究中“奴隶制经济低效”的论断，也对 “奴隶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简化叙事提出质疑，为理解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差异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吉诺维斯的这一分析框架被学界概括为“南部特殊论”（Southern Exceptionalism），即蓄奴的南部在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与北部工业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封建-家长制”特征，是美国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形态。吉诺维斯的研究关注的是南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他对奴隶制的经济效率问题并不感兴趣。与之相对的是，采用计量方法研究美国奴隶制问题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于1974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学》一书，明确指出美国内战前南部种植园的经济效率比北部的自由农场要高出34%，认为就经济效率而言南部奴隶制远远优于北部的自由劳动制度。在随后的几年间，“棉田回报率领先自由市场”这一论断在美国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争论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路径展开：在历史观层面，学者们质疑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是否不自觉地陷入了为奴隶制经济效率“辩护”的意识形态陷阱；在方法论层面，批评者对其数据样本的选择偏差、模型设定的理论假设以及量化结果的历史解释力提出质疑。这场争论虽然揭示了计量史学在解释奴隶制这类兼具经济效率与道德悖论的复杂历史制度时面临的理论困境，但也直接促进了数字人文数据库的构建。二十世纪末，以艾拉·伯林（Ira Berlin）、赛蒂娅·哈特曼（Saidiya Hartman）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奴隶的日常生活、身体与情感出发，寻找更能揭示人性与权力的叙事路径，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平衡了计量研究的局限。这一路径虽然淡化了经济制度的影响，但其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术视角为新资本主义史学考察资本主义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相塑造奠定了基础。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既是美国史学发展演变的内在结果，也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回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系统性缺陷的暴露促使学界重新审视资本积累的历史逻辑。历史学科内部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持续追问和对奴隶制、殖民主义等暴力积累形式的再发现进一步催生了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发展。新资本主义史学在继承社会文化史的微观分析传统的同时，创新性地运用全球史视野和数字人文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到地方经济实践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本质和历史性。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在研究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时，新资本主义史家既考察棉花等大宗商品在全球贸易链条中的流动轨迹，同时也分析国家财政体系与种植园信贷网络之间的制度性关联。通过对按揭票据、州政府担保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细致考察，新资本主义史家将加勒比海的甘蔗园、美国南部的棉花田与伦敦的金融网络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研究路径不仅重新定义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现代世界经济起源的认知。

约1862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霍普金森种植园，奴隶们在甘薯地里劳作。

二、身体、金融与空间：压迫系统铸就美国资本主义

长期致力于十九世纪美国南部史和奴隶制史研究的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是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先锋之一。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出版的《缔造一个旧南部：内战前佛罗里达州中部的种植园边疆》（2002）一书就展现出对十九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关注。该书通过考察奴隶的被迫迁徙、种植园主的财富积累与白人小农的生存策略三者间的复杂互动，再现了正在形成中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图景——既有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也蕴含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始逻辑。巴普蒂斯特这种将微观主体性与宏观权力结构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也体现在《被掩盖的原罪》一书的研究中。2012年，他在《有毒债务、骗子贷款、人的抵押和证券化与1873年恐慌》一文中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研究范式。通过将金融工具分析、经济周期理论与社会史细节纳入同一逻辑链条，巴普蒂斯特构建起一个从个体暴力现场到全球资本流动再到系统性危机的完整分析框架，大大推进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被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另一位先锋学者塞斯·罗克曼视为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必读之作”，该文也预先勾勒了《被掩盖的原罪》的宏大叙事框架。2014年，《被掩盖的原罪》出版，以极具冲击力的研究视角重构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巴普蒂斯特通过聚焦1790-1860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奴隶制扩张，揭示了暴力机制如何成为美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动力。该书突破了传统史学将奴隶制边缘化为“落后制度”的叙事范式，创造性地论证了奴隶主如何通过系统化的肉体惩罚和金融创新，将黑人身体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推动棉花产业与全球市场的深度整合。

该书的第一个重大创新之处在于研究地域的选择。在已有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研究中，大西洋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往往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但巴普蒂斯特却将目光聚焦于西进运动下动态扩张的西南部“奴隶劳工营”。首先，地域选择的改变揭示了关键的历史事实：东南部虽然充当了南部蓄奴的“仓库”，但真正驱动奴隶制经济持续扩张的却是以新奥尔良为枢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在这个新兴的奴隶制边疆，巴普蒂斯特勾勒出一幅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种植园主不再是守旧的乡绅，而是站在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前沿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奴隶强行迁移至密西西比河流域种植棉花，使密西西比河流域成为奴隶制资本主义最具活力的试验场。在这里，土地投机与商业冒险构成了社 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为了进一步提高收益，这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奴隶主发展出了一套以“系统化酷刑”为核心技术的生产体系，通过暴力手段持续提升棉花采摘效率。同时，巴普蒂斯特没有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区域性制度。他在观察密西西比河流域奴隶制动态扩张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奴隶制经济对十九世纪美国以及大西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极具侵略性和扩张主义的西南部种植园主阶层，直接支撑了北部工业体系的资本形成。甚至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全球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西进的“棉花王国”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应。巴普蒂斯特的地理-经济分析框架，重构了传统上对美国奴隶制空间格局与发展动力的理解。他不仅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东部海岸转向动态的西部边疆，更揭示了奴隶制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种空间视角的转换，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具张力的分析维度上，重新审视奴隶制在美国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独特的“创伤叙事”手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巴普蒂斯特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价值中立”的方法论，通过质疑美国主流历史叙事中的“美德宝库”神话——即将美利坚国家的繁荣归因于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的自我美化传统，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本质及其对非裔美国人群体造成的持续创伤。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边缘群体的经历。到二十世纪末，情感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拓展了学者对历史创伤的理解。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量化分析与情感体验分开讨论。《被掩盖的原罪》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这两种研究路径整合，既保持了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严谨，又融入了对历史创伤的道德审视。其次，这种创伤叙事不仅限于揭露奴隶制的暴力本质，更将其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考察。不过，虽然巴普蒂斯特采用了“创伤叙事”方法，却没有因此淡化十九世纪奴隶劳动与国家资本积累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巴普蒂斯特笔下，奴隶主对黑人身体的残酷剥削——包括鞭打、酷刑和性暴力等——并非单纯的个人暴行，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要求。通过分析从独立战争至美国内战之前的数据资料，巴普蒂斯特证明这种制度化的种族暴力帮助美国构建起了跨大西洋的贸易网络，并构成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这种暴力遗产的影响并未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使当代美国社会整体成为这一制度的历史共谋。

巴普蒂斯特的创伤叙事也决定了其独特的史料选取和运用方式。巴普蒂斯特同时运用了十九世纪出版的前奴隶自述文本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共工程管理局（WPA）收集的口述访谈。前奴隶自述文本的即时性特征和WPA口述访谈的回忆性特质相互印证与补充，动态地展现了奴隶群体认知框架的历史延续与变迁，构建起奴隶群体世界观的整体图景。同时，他将种植园经营记录、奴隶交易单据等量化资料与奴隶口述史料并置对照，通过数字与叙事的相互印证，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的证据体系。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更促使读者在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张力中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虽然这种强烈的道德介入立场引发了读者的情绪波动和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不可否认，它为奴隶制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理解美国社会持续的种族矛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

《被掩盖的原罪》以黑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章节划分框架，按时间顺序追踪了1790-1860年间近百万奴隶从东部旧蓄奴州向西南部棉花区的强制迁徙过程。独特的叙事结构揭示了奴隶制将被奴役者异化为经济单位的残酷本质，剖析了黑人的商品化在美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该书前两章“足”和“头”集中说明，独立战争后，美国如何开始实施系统性的西部扩张战略并初步建立起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全国性信贷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蓄奴州政府以“人道迁徙”为名，将大量奴隶从东部烟草种植区转运至西南部新兴的棉花种植区。这种人口转移具有双重经济功能：既解决了东部各州的债务危机，又为西部开发提供了抵押资产。通过将奴隶作为抵押品获取银行信贷，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西南部地区逐渐构建起一个将国债、银行票据与奴隶契约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信贷网络。同时，海地革命（1791-1804）、路易斯安那购地（1803）、1811年德国海岸奴隶起义和1812年战争等国际事件，共同重塑了墨西哥湾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使新奥尔良发展成为连接奴隶种植园与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枢纽。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南部的奴隶制从一个区域性经济制度，升级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资本积累项目。

随后，巴普蒂斯特展开分析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全球棉花市场的需求激增如何重塑了美国奴隶制的资本运作模式。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催生的棉纺织业不断扩张，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核心的新型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南部的奴隶主展现出惊人的金融创新能力：他们将奴隶人身及其预期棉花收成标准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通过复杂的抵押贷款机制，将这些“动产奴隶”转化为流动资本。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机构则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将奴隶抵押票据纳入跨大西洋信用体系，建立起“人体-商品-资本”的价值转换链条。这种金融创新得到了州级制度层面的支持。多个蓄奴州通过立法设立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不仅为奴隶买卖提供信贷支持，其发行的债券更获得州政府的信用担保。北部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也通过购买这些证券化产品从中获利。与这种金融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领域的暴力本质。相较于经济学家艾伦·奥姆斯特德（Alan L. Olmstead）和保罗·罗德（Paul W. Rhode）将内战前棉花采摘生产力的提高归功于品种的引进和完善，巴普蒂斯特认为“压迫系统”才是其根本动力。种植园主通过精确计算的鞭刑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定额，将恐惧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效率，使奴隶人均采棉量提升百分之四百。这种以肉体折磨为手段的“效率革命”，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最为残酷的一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与自由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

在巴普蒂斯特看来，奴隶制经济不仅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南部政治权力的来源。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通过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表面上维持了联邦内部的政治平衡，实则为奴隶制经济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进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倒台进一步解除了对奴隶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监管，直接催生了一场以奴隶为抵押品的全国性投机浪潮。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南部种植园主阶层通过灵活运用宪法条款和联邦权力制衡原则，成功为奴隶制扩张计划构建起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其次，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心照不宣的政治共谋，共同维护了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最后，随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西南部边疆地区的银行机构大量利用联邦资金开发出创新性的奴隶抵押金融产品，这些金融工具很快被纽约和伦敦资本市场吸纳，最终导致以奴隶人身价值为支撑的信用体系滋生大量泡沫。这一系列发展不仅改变了美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就在全国沉浸在棉花预期收入带来的财富幻想中时，1837年与1839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以残酷的方式揭示了美国经济体系对奴隶制的深度依赖。当原棉价格波动与杰克逊政府“铸币流通令”政策相叠加时，建立在奴隶抵押票据投机之上的金融泡沫轰然破裂。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土地价格暴跌，棉花市场崩溃，大量奴隶被紧急拍卖以清偿债务，而负债累累的奴隶主则纷纷逃往得克萨斯以躲避追偿。这一时期的经济动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曾借助奴隶制完成原始积累的北部各州通过产业多元化较快实现了经济复苏；而将全部经济命脉系于棉花种植的南部则陷入经济和信用危机。这种经济分化催生了新的区域意识形态对立——北部开始以“现代工业文明”自居，同时将奴隶制塑造为阻碍国家进步的“落后制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围绕新领土上的奴隶制存废问题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从密苏里妥协到得克萨斯兼并，从威尔莫特附文引发的争议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表面中立，再到莱康普顿宪法的强行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表明，曾经共同受益于奴隶经济的南北双方已陷入不可调和的对立。当金融杠杆与政治妥协都无法维持奴隶制的利润空间时，区域矛盾最终升级为武装冲突。内战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将黑人劳动商品化、金融化的深层机制并未消失。战后的强制劳动和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群体虽然摆脱了奴隶身份，却被禁锢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压迫体系之中。

《被掩盖的原罪》有力地回应了美国史学界关于奴隶制和美国历史的三个主要假设。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与更为广泛的美国经济格格不入，即认为奴隶制与美国北部和英格兰新兴的资本主义是分离的，因为奴隶制根植于一种落后的、反现代的和静态的模式。然而，巴普蒂斯特证明了十九世纪西进运动中形成的新型奴隶制通过劳动定额、家庭拆散等暴力手段，使奴隶劳动生产率达到与北部工厂相当的水平。同时，西部运动的政治事件与州际奴隶贸易的发展互动也反驳了奴隶制史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假设，即认为奴隶制与共和主义和自由劳动理念相去甚远，必然终结。关于奴隶制的最后一个假设是，奴隶制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剥夺了被奴役者的公民权利。然而，正如该书所阐明的那样，剥夺权利远非奴隶制最糟糕的一面，而是奴隶制将折磨、强奸和谋杀人类合法化。该书非但没有淡化奴隶制的暴力本质，反而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奴隶制的血腥，这也正是它如此震撼人心的重要原因。

美国佐治亚州，棉花种植园内的采摘场景。

三、争议与启示：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定位

学术研究既应包含大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也要包含富有挑战性甚至言辞尖锐的学术批评。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曼等人的学术研究曾引发了几代学者的激烈争论。巴普蒂斯特的研究也是如此。《被掩盖的原罪》独特的语言风格、非传统的材料选取方式以及突破性的核心论点，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和诸多争议。如前文所述，巴普蒂斯特同时采用量化数据和WPA口述访谈以及前奴隶自传来论述他的观点；但如何在保持创伤叙事风格的基础上有效整合量化数据是巴普蒂斯特面临的挑战，也是引起经济史学家批评的主要原因。部分经济史学者认为他对棉花生产的数据研究过于简单，部分数据存在错误。传统史学界则批评其过度依赖情感化的叙事方式，牺牲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经济学人》杂志曾刊发一篇言辞激烈的匿名评论，批评巴普蒂斯特把书中的白人都写成了“恶棍”，而将黑人描绘成 “受害者”，从而将对该书的讨论引向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审判。然而，“了解苦难的感受”对《被掩盖的原罪》的写作主题至关重要。不可否认，巴普蒂斯特关于奴隶制下棉花生产的研究仍有待完善。巴普蒂斯特采用“压迫系统”的描述取代福格尔和恩格曼的帮派劳动制度和棉花品种的更新，但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即使棉花更耐种植也更易种植的情况下，奴隶仍必须以极快的速度采摘。然而，巴普蒂斯特对“压迫系统”的强调也突破了传统分析框架，将身体暴力纳入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他对南部棉花生产和北部棉纺工厂发展的对照分析虽不如经济学家那样严谨，但也打破了将南北作为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揭示了南北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在语言风格上，《被掩盖的原罪》的目标读者不仅限于专业历史学者，更包括大众群体，作者需要刻意避免使用过于学术化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奴隶的苦难和商品化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这一结论必然挑战美国主流的认知。为此，巴普蒂斯特必须采取直白有力的叙事方式唤起读者的恐惧和共鸣，促使读者直面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事实。总的来说，巴普蒂斯特的写作方法体现了他试图在学术严谨性和公众传播效果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这种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为历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相较于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广泛讨论而言，《被掩盖的原罪》中译本的出版并未产生同等程度的学术反响，这一差异部分源于两部著作在研究视角和论述方式上的不同。《棉花帝国》以全球视野考察跨大西洋棉花贸易网络，而《被掩盖的原罪》则聚焦于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奴隶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巴普蒂斯特在研究中特别强调暴力因素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种直截了当的论述风格虽然强化了其观点的影响力，但也因其鲜明的立场而引发部分学者对其学术客观性的质疑。此外，该书将创伤叙事与学术分析相结合的独特写作方式，既包含了社会史的情感维度，又融合了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使得中国史学界难以将其简单归类于某一传统史学分支。对于初次接触该著作的中国读者而言，这种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在提供丰富视角的同时，也可能因信息密度过高而增加理解难度，导致读者难以准确把握全书的核心论证脉络。这种接受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上的差异。

诚然，《被掩盖的原罪》的学术语言和道德立场对中国和美国史学界而言都颇具挑战性，但其仍不失为新资本主义史学领域关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巴普蒂斯特认为奴隶制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暴力机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贝克特同样承认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对立面，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并在《棉花帝国》第五章中重新诠释了美国奴隶制与大西洋棉花贸易体系的关系。同时，两部著作都重视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贝克特的叙事中，国家在棉花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巴普蒂斯特则看到了国家如何影响奴隶制的扩张和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更重要的是，巴普蒂斯特与贝克特一样，突出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维度。资本主义需要历史化，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因此，新资本主义史家真正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运作方式，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和人类活动之间互相塑造的方式，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历史性。新资本主义史学旨在对“运作中的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而不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解读。奴隶制是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的，即使它借鉴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结构？《被掩盖的原罪》作出了回答。该书打破了经济史学者依赖数据模型的固有范式，纠正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忽略经济因素的狭隘视角，重构了美国奴隶制史的新叙事。巴普蒂斯特笔下的奴隶制不是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而是不断变化、移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塑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活动。巴普蒂斯特的研究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可塑性，为新资本主义史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研究范例，证明即使是看似“非典型”的经济形态，也可能蕴含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