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荫贵于2025年9月2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朱荫贵教授于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与东京大学合作培养），同年入选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5—1997年在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聘为研究员，1998年兼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中日近代化比较、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等。

为表追思，在此摘编自朱荫贵教授《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前言及后记，以睹其学术思考之吉光片羽。

朱荫贵教授

缘起

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兴趣，始于1990年到日本进行合作培养博士期间。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通过近代中日两国两家代表性的轮船公司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考察两国社会转型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分析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

近代日本企业之所以发展顺利，政府大力支持的作用极大，通过“命令书”等形式使企业特别是“国策会社”没有资金匮乏之忧，再加上对航海及造船的各种奖励金，使近代日本的轮船航运业从沿海到近海再到远洋，逐步发展起来，日本也由此成为东亚的新生强国。而近代中国的企业则始终未能摆脱资金缺乏的困扰，还时不时要受到当时政府的“勒索”。为何会如此？除了来自朝野的传统势力制约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打压外，还与近代中国缺乏资本市场，不能从资本市场获得有力的支持有关。 而近代日本的企业除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从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治维新后，仅仅经过十一年也就是1879年，日本政府就在大阪和东京设立了证券交易所，为社会的转型、为推动新型企业发展成长筹集资金。

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上海出现了新式企业通过股票买卖筹集资金的现象，可与日本相比，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则迟至1918年，晚了近半个世纪。并且在上海出现的买卖股票以筹集资金兴办企业的现象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即烟消云散。为何日本能够早早成立证券交易所？为何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迟迟难以产生？没有证券交易所的运作，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如何筹集资金？又如何运营发展？由此，我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5年到1997年，我获得到日本东京大学做两年博士后的机会，我决定将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资本市场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后的中心课题。但真正开始后才发现，这个课题的设定太大了。这样的课题，需要将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近代日本的资本市场都梳理清楚后，才能进行比较，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希望从这个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筹措资金运营的过程及特点。

从这一角度进行考察后，我发现传统金融机构钱庄、新式金融机构银行，都在近代资本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可以说是由钱庄一家独撑，民国时期银行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一段时期内与政府的财政联系紧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证券市场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则令人失望。

首先，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甚至比不上在中国的外商证券交易所存在的时间长；其次，除了在洋务运动和汪伪政府时期有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外，与近代中国工商企业的联系都很少，支持作用也不大，力度有限，再加上投机性强，破坏作用和促进作用并存等，总体来看，其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推动作用难以给出较高的评价。 在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加以关注和从资本市场的视角进行考察时，我陆续发现了近代中国企业自筹资金自救发展的多种方式，这也是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多样化表现的特点之一。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资金匮乏，近代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负债经营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企业直接吸收社会储蓄、利转股、红利存券等募集资本的方式。

这些基于传统中国商事习惯演变出来的方式，加上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等，形成了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多种图景。对于这些发现和研究中产生的思考，我都遵照此前的师长教导，先写成专文求教于学界，再逐渐整合成书稿。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在此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感谢的前辈师长。我的博士生导师聂宝璋教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汪敬虞教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还记得他不辞辛苦地写信给上海的洪葭管教授帮我请教问题。吴承明教授更给了我数不清的指点和帮助。曾记得同住在北京安贞桥社科院宿舍的时候，我经常到他的居所去请教问题，近代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的问题就是在他的指点帮助下逐渐清晰的。

我在日本的指导教授滨下武志先生，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曾亲自陪同我去神户，介绍相关的学者给我认识，并帮助我在松本海事文库寻找资料。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还有信州大学的久保亨教授、日本都立大学的奥村哲教授、东京大学的田岛俊雄教授等一大批日本中青年学者的各种各样的帮助，无论是学术探讨还是平时交流以及资料共享等，都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要提到东京大学的田岛俊雄教授，我们相识三十多年，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中间得到过他的多种帮助，还参加过他的课题组，一起进行过多种课题的共同研究，留下美好的回忆。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吴景平教授，在他担任历史学系主任期间，正是基于他的邀请和帮助，2003年我调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直接置身于上海这座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这里丰富的史料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2009年，姜义华教授将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列为复旦大学教育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的进展。在这部书稿出版过程中，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史立丽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如今回顾这些人和事，感激之情溢满心间，难以尽述。

概念

资本市场是指经营中长期资金的机构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它是企业融通所需资金的重要中介市场。一方面，资本市场能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大量吸收和集中社会储蓄；另一方面，它又能稳健和长期地供给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这种资金供给时段一般会在一年以上。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作用在于连通需求者和供给者，把社会分散资金和储蓄转化为真正的投资。

一般而言，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角，在资本市场上行使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职能。在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银行业和证券交易所之外，传统金融机构如钱庄业等也活跃在资本市场上。而且，也因为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新式企业还有自己创新的多种融资手段，这些手段丰富了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容和特色。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近代中国是一段变动剧烈的历史时期，也是几千年农业经济结构向工商业经济结构转化和演变的时期。与传统中国相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机器大工业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重要标志。与机器大工业产业诞生相伴的是对工业资本的大量需求和对资本市场的呼唤。大工业需要大资本，大工业企业借入资金供企业周转发展是各国工业化时期普遍的共同现象。这种转折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也正是在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从发生发展到壮大，并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面貌和作用。

在遭遇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和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的新式机器工业企业，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新型股份制资本组织企业成为典型代表。1872年轮船招商局诞生，是这种从西方引进的新型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自己的机器大工业企业正式登场的开始。此后，由于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具有集资广泛、迅速以及集资成本低、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和股份流通方便等特点，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不断成长壮大。据统计，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到1928年，全国注册登记的公司不过716家，注册资本数4.63亿元。此后从1929年２月到1935年６月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一共达1966家，其中仅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家数就为1384家，占注册企业总数的70.4％，注册资本数为5.29亿元，占注册企业资本数的94.4％。又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7年６月，中国各省区历年登记设立的公司总数为8088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为6283家，占登记总数的77.7%，每家平均实交资本5454.6万元，总资本数达3427亿元以上，占各类公司登记数及资本数的第一位。也就是说，从20世纪开始，在近代中国新式工商企业组织中，股份制企业已逐步发展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组织形式。与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诞生和发展相适应，股票、债券、银行、证券交易所等资本市场的各种角色也纷纷登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之一是对资本需求较多，非个人和小团体所能独立承担，需动员广大社会资金参与，这种新型资本筹集方式直接催生了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新式机器工业企业的出现和资本市场的诞生，以及两者间的互动，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和统计资料，1936年时，中国新式工业资本在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下，达到17.9亿元。那么，这样大的一笔工业资本是如何筹集的？筹集的途径主要有哪些？在筹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分别表现出什么特色？在今天看来，又有什么特点和值得关注的地方？

显然，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和对近代工业企业的作用，还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需要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解决。但是，回顾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研究的成果无论数量还是涉及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不能令人满意。

回顾

检阅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有一批，特别是研究钱庄和银行等领域的成果数量最多，涉及从起源到存贷款业务、银行业发展演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银行业从业者的状况以及经营管理和区域性银行特点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存世。但从资本市场出发，以资本市场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去研究近代中国资本市场诞生、发展、演变和具有的特点等问题，以及资本市场与企业发展进而与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彼此相互之间的作用、体现出来的数量和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等方面的成果，数量却相当有限。

回顾过去的研究，真正与资本市场贴近并以此为题撰写的论文，主要集中在1949年前。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吴承明《中国工业资本的初步估计》《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王宗培《中国公司企业资本结构之构造》，姜庆湘《当前我国产业资金问题》，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漆琪生《论旧工商之危机与新工商之使命》等文。这些论文的大部和重要内容，都被收入陈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中国工业的特点、资本和结构等基本情况”的第二部分，统称为“中国工业的资本问题”。

这些论文讨论了近代中国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资金薄弱、投机严重、重视商业甚于工业以及内部的构造等问题。其中王宗培的论文尤为使人印象深刻。王宗培的论文从中国近代工业资本整体的高度出发，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工业企业中独资、合伙和股份 制企业所占的比例、资力构成状况和所占数量，再以九个省和香港地区1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为对象，分析这些企业资本的构成中所占的内容如自有资本、借款和存款的具体情况和比例等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王宗培的论文开创性地注意到近代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与欧美企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企业营运资金中有一部分来自直接面向社会吸收的民众存款，王宗培还对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在企业营运中的重要性作出了分析，给人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

但是，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和考察角度的问题所致，这些论文也有两个共同的明显局限：一是分析的时段基本是20世纪且主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近代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早期工业化启动和晚清时期发展的资本状况基本没有涉及；二是都属于宏观考察，没有对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这些资本市场发展演变中主体的具体作用和演变以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著作的角度看，同样是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少数有关的著作中，如刘大钧的《上海工业化研究》《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而且属于基本情况的介绍和初步分析，如工业分类、行业状况、资本数量等。虽也指出“中国因无实业证券市场，更无各种工业投资之机构，故关于工业需要之资金皆向一般银钱业通融”，但并没有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这时期的著作中，要以1939年经济学家方显廷写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容最为贴近和有代表性。

方显廷的这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重工业和轻工业两方面分析了外国人对中国工业的投资，重点关注了外国人在华投资的比重和各个行业的状况以及大体的经营情况。第二部分从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两方面分析了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主要介绍了公有和私有资本的来源以及行业的大体分布和比例。该书指出公有资本来源因行政单位不同，分成国营、省营及市县营三种，并分别对其所存在的行业和经营概况进行了介绍。私人资本对于工业的投资，该书列举了官僚、买办、华侨、商人及银行钱庄等五种情况，并分别进行了介绍。在介绍到金融界时，该书将金融界划分为新旧两部分，把钱庄和银号等金融机构划分为旧者，把银行归为新者。但作者认为，不管新者与旧者，在对工业投资时，均为短期信用或抵押借款，而极少长期固定投资。第三部分分析了工业资本的筹集与运用。该书在资本筹集方面指出了我国工业资本筹集至少存在两个错误：“在筹集方面被外资利用而未能利用外资；在运用方面为民生工业之发展而非国防工业之树立是也。”

但是具体的情况特别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观察各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所应承担的角色和所应担当的职责，却没有涉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该书写成于抗战时期，受到资料和环境等条件的限制，篇幅又只有150页左右，作者写作时也正在躲避战乱之中，因此只能重点分析当时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时期没有以“资本市场”为题目撰写的专著，可是在多种学术著作中，都关注到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资本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至194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编印过一份《证券市场》的杂志。1948年时，这份杂志改名为《资本市场》。该杂志对货币、银行以及金融的诸多问题从理论到实务进行过多方探讨。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这两份杂志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有限。

1949年后，特别是从1956年起，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研究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均显得不合时宜，因此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二十多年里，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基本销声匿迹。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尤其是私营经济的解禁和兴起，再加上9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因素使得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和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之后，学术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和研究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段时期出现了多种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论著，从多个角度探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证券交易所成立、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等多方面的问题。例如祁斌主编、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资本市场：中国经济的锋刃》一书，在封面上就标示出一行字“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更早一些出版的书就更加重视从培育与发展资本市场的角度提出问题。如李杨、王国刚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就是这方面典型的著作。但是，这时期出版的这些论著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问题，除了极少的著作在涉及证券交易所时简单提到1949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简史外，其余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1949年前的中国资本市场。

愿景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进入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以来，一直从事的是1949年前的轮船航运企业和金融业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企业的资金多少、筹集方式、分配状况以及负债情况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要深入推进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和研究。也因此，最近十余年，笔者也发表了数篇呼吁学界重视资本市场研究和自己从此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特别是对近代中国企业和金融的研究十分重要。近些年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涉及资本市场的论著，如刘云柏的《近代江南工业资本流向》一书，虽主要着眼点是近代江南的工业资本流向，但也直接或间接涉及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某些方面了。在论文方面，也陆续有数篇关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论文发表，如孙玉杰《论近代民营企业的资本市场——以荣家企业为中心》、赵国壮《糖业融资与近代金融资本市场——以近代四川业糖者融资问题为中心》等论文。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以资本市场为题的论文，如苏州大学徐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资本市场》、山西大学宋兆芳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动态二元冲突》等。可是直至今天，对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十分薄弱的状况，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仍然很多，也几乎未见有任何全面的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深入研究的成果出现，这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大的缺憾，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加有必要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还是对当今资本市场的建设，其所具有的意义和参考借鉴价值都是不言自明的。

有鉴于此，笔者将这些年研究中的所思所感以及此前的一得之见，不揣浅陋和不足，补充整理成此书，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回顾和梳理，从中看到不足，以便于此后的研究。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主要是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主角——传统金融机构中的代表钱庄、新式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以及企业直接筹资的机构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分析和研究，遵循的方式都是首先对该机构的发展脉络进行整理，再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察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问题。下编则从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的角度，分别选择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领域中的典型企业，以及洋务企业中的军工企业和传统中的合股企业，从资本市场的视角考察其筹资方式、运营特点以及资本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或者制约等问题，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能够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有稍微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同时也希望前辈学者和诸位师友对于书中的不足和错误给予批评指正，以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推动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