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9日，台湾东海大学通识中心陈以爱教授以“建设新中国：后五四的社会改造”为题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进行讲座。本次讲座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科一百周年志庆系列讲座之一，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陈以爱教授近年集中精力投入于五四运动再研究，产出成果引人瞩目，2021年已出版的《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一书，作为“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首部曲，追溯东南集团人际网络及运作模式，分析社会精英对上海风潮的幕后指导，为五四运动提出新的解释，也揭示东南集团的深层活动，予人面目一新的印象，引起学界热烈反响。今年这一系列研究又出版了《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前篇）》（2025年6月），并已完成第三部《协商的艺术：上海三罢始末（后篇）》。

讲座“建设新中国：后五四的社会改造”

本次讲座，陈以爱教授主要讨论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上海的关系。近年随着围绕“五四运动”相关的各种概念研究逐渐深化，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诸多面相有了更多认识。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与流行，与南方学界关系密切。具体来说，即是以上海及南京为核心的地域空间，而不是过去认为以北京为中心。陈教授以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桑兵教授近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为例，说明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目的，是将短暂的政治运动转移到社会改造、思想改造尤其是教育改造，从而缔造持续性的国民改造运动。

主讲人陈以爱教授

关于五四运动与其时上海社会之间的关联，陈教授注意到当时上海介绍“新思潮”的重要刊物《新教育》主编江苏省教育会的蒋梦麟，与在其后接任主编的陶知行（行知），以及另一个由蒋梦麟主编的《时报》附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的继任者朱进之（达善），他们和经常在这些刊物发表文章的刘伯明（经庶）等人，都在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等南高（后改组为东南大学）教职员，则都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其中刘伯明早年曾是东京青年会干事，和青年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江苏省教育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核心成员之间存在重迭之现象，那么青年会在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中究竟有什么角色？他们是被动防守和接收还是积极主动推动呢？这就有了进一步推敲的余地。

胡适、蒋梦麟、陶知行陪同杜威夫妇参观上海《申报》馆，1919年《新教育》第1卷第3期。

关于基督教青年会，20世纪前20年正是其发展的黄金期，其主编刊物的常用词汇，诸如“新”、“青年”、“进步” 、“运动” 、“社会” 、“服务”“社会服务” 、“社会改造” 、“建设” ，强调“实行” 、“行胜于言”，此类词汇出现时间有早有晚，而都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间存在关联。五四之前，基督教青年会就有校会；五四之后，学校里面另有学生团体(学生联合会分会，以及学生自治会)，青年会校会与学校学生团体呈现重迭与分化的状态。青年会校会刊物内容则表明，新文化运动强调的社会服务，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有高度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管理群体也在人事上有高度重合。总而言之，在1919年以前，江苏省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教会学校和若干官立学校学生运动，存在密切相关的组织人员构成，因而呈现密切合作的融合状态。

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与沪宁等地学生运动之间的关联，除了已为既往研究所注意到的1919年5月发生在上海的“罢学”，其实背后有江苏省教育会的引导作用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发生在6月的上海“三罢”之所以没有引发剧烈的华洋冲突，也有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中的潜在影响。从青年会美籍干事的报告可知，当时华人领袖与英国工部局非正式协商的场地，正是四川路上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协商者包括了诚静怡、陈维屏、李耀邦、李登辉、孔祥熙等人，还有青年会中西干事曹雪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费吴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副干事）、如雅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干事）等几位。他们一面向英美旅沪侨民解释罢市缘由，一面引导上海学生运动在租界当局的容忍范围下行动。并且通过上海英美领事和外侨团体，促成英国公使朱尔典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向北京政府施压，使学生运动的诉求得以为北京政府所接纳。另一方面，他们说服上海学生不采取激烈行动，以免激起英美人士恐慌或不满。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由于上海学联干部有多位复旦学生（包括会长何葆仁），因而得以引导上海学联行止。

除了直接因应学潮外，基督教华人领袖也为转化一时的学生运动为长久的改造事业而努力。在上海三罢高潮中，李登辉等组成基督教徒救国团，为学生规划系列演讲，宗旨是遵循基督教义行事。“三罢”落幕后，基督徒救国团又转换为国民教育促进团，由十四个团体组成。在青年会系统和教育会系统外，更加上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团长李登辉、副团长沉恩孚、荣誉书记瞿宣颖、演讲部长黄炎培、总教练余日章、总编辑蒋梦麟。他们主导通过办理面向社会公众的义务学校，组织到大街小巷宣传的演讲团，将上海社会各阶层囊括进其所规划的运动范围中来。他们面向的四种人群，分别是中等以下学校的学生群体、成人、妇女、幼童。青年会干事训练学生如何向以上四种不同人群进行演讲。在内容方面，则从“五四运动”以前侧重于宣导公共卫生、学习注音字母，转向“五四运动”以后包含“山东问题”等爱国因素及外交问题。

陈以爱教授在讲座中

关于基督教青年会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陈教授指出1920年初《教务杂志》上即有文章，宣称学生运动需要“有智慧的长辈的引导”，并提出运动应转向更长久的、根本的国民改造运动。几乎同一时期，《上海教会使团年报》刊出两篇文章，作者分别是刘伯明和蒋梦麟。刘伯明强调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认为通过推动新文化运动，来创造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文中称新文化运动能够推展深化的话，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件事，这一陈述很可能在其后影响到孙中山的相关表述，可见其影响力之深之广。蒋梦麟文章则讲到五四之后，兴起了社会服务和文化运动。社会服务面向广大国民，文化运动则面向知识阶层。关于社会服务事业，将以上海及邻近城市的义务学校、通俗演讲为例，说明这些工作已扩大到南京、天津和北京等地。陈教授视蒋梦麟为南北沟通的桥梁，并发现和蒋一样的罗家伦在北京，当年8月也参与了一些社会服务。也就是说，南北之间有一种“对流状”。

《约翰年刊1920》介绍圣约翰大学义务学校

除了对于学生运动的引导外，江苏省教育会在推动学生运动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启蒙运动上也功不可没。1919年7-12月，江苏省教育会通过自身系统不断鼓吹“全覆盖启蒙”的工作，并在当年8月年会上通过减少授课时间、精选教材等议案，为学生对于社会各阶层进行国民教育提供活动空间。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十週纪念册》（1922）插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青年会档案。

基督教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之间的合作贯通五四前后，到1920年代中期才发生根本变化。从具体层面上看，1919年秋天以后，基督教青年会通函各校青年会成员，应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这段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在各高校内设立的校会迅速发展，甚至不太设限，无论是否信仰，青年人都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于是，大量本来非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接受了关于社会服务层面的训练，而“五四青年”中的许多人经过基督教青年会的“洗礼＂，包括组织和宣传的运作办法，观念上的国际主义、互助博爱、牺牲奉献等观念，都得到广泛的传播。总之，校学生会和校青年会的两个系统存在“双向对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沿以上问题进一步展开，关于此后随之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缘由，陈教授认为或许正是鉴于基督教青年会在学生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起的政治团体认为必须将之剥离于学生团体之外。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编印《校会事业丛刊》（1919年10月号），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女青年会档案微捲。

随后，陈教授给大家展示了上海学联编印的《通俗丛刊》、基督教青年会的《校会事业丛刊》、《南京青年会十周纪念册》、《约翰年刊》等相关资料。最后，陈教授对其研究作了总结：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沪、宁为代表的南方的中心，相比北京，南方的新文化运动在取向上更重视普及的平民教育，这很可能和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从组织系统来看，基督教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辅助上海学联、提示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讲座的最后，陈教授强调，1919年之后几年的历史十分复杂，其中有许多重大变化，还有待细致研究和史实重建，需要学界同仁及后起学者的共同努力。

陈以爱教授讲毕，首先由主持者复旦大学的戴海斌教授作出了简短的总结，以表达其对于陈以爱教授讲座的几点感想。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教授总结

戴海斌教授认为，陈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了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这两个组织对于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五四运动这段历史前后人事、组织、经验上的相互勾连之态颇有价值，引人深思。并且陈教授在治学上通过繁复的史实考证工作以进行史实重建的工作，使得相对宏观的“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历史概念被具体化，最终得以为学界提供出一种对于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的理解方式。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陈教授在进行考证的过程中运用了许多既往并不为学界所熟知的史料，并且采取了系统性的阅读方式，在充分利用史料的文本内容的同时不断去挖掘其背后的生成过程，并且注重史料间的相互对读之效，这是在如今运用史料数据库已经相当便捷的时代下极其难得的坚持，体现了陈教授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治学的严谨性，对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史料的运用方法也颇有提示性价值。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陈教授与提问的老师及同学对于围绕讲座相关的诸问题展开了讨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同学首先提出关于孙中山与五四运动间关系的问题，具体涉及到孙中山身边的国民党要员与其时上海学生运动之间以及其背后诸如江苏省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的的关系究竟如何，其是主动自外于其时的学生运动还是被迫被边缘化？陈教授表示对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其时与上海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而受限于史料的不足目前还无法给出完全满意的答案。而陈教授具体结合上海的政治及社会背景，指出孙中山等国民党要员在上海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制于在沪外籍人士的约束，并且其时孙中山的社会形象以及其所具备的政治资源都相对有限，而这也与二次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社会声望始终不高有一定关系。同时，陈教授也指出虽然其时在上海的其他国民党要员如邵力子、叶楚伧在报刊上对学生运动有所支持，但是就其实际行动层面来说，其与江苏省教育会等同人团体间的关系颇为复杂，目前还未能轻易定论。从态度层面来看，其时如戴季陶等国民党要员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更多以学理化为主，而尚未展现出明晰的政治主张，也体现出其时国民党要员与学生运动间的一种暧昧关系，但陈教授也认为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梳理。

随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教授提出，许多参与学生运动的报刊及社团中存在着相当的“列名”现象，而被列入其中者往往并不一定确实参与了相关活动，往往是为活动主事者用来扩大活动影响的常见手段，这是自晚清以来上海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可谓渊源有自。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教授（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副研究员提问

紧接张仲民教授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佳贵研究员则提出此前陈教授已经论述了基督教青年会以及江苏省教育会内部的同人网络及系统，那么是否可以将南京高等师范也视作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此外，既然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中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那么为何其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往往隐而不见？除了后世历史书写的因素影响之外，是否基督教青年会本身的性质使得其具备一种“易剥离性”，所以更容易淡出后世的历史视野之外。

陈教授同意“列名”現象的普通存在，因而需要随時具体考察虚实。对于为何基督教青年会在此后会淡出历史视野范围，陈教授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还需此后继续下功夫。对于南京高等师范是否可以划分为一个独立系统而存在的问题，陈教授表示目前还是判断南京高等师范处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强力影响之下。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进一步提示到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东南教育界群体之所以在前后多年间发生重大的影响力，离不开其内部同人之间的组织力以及协商能力，也离不开这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者相似的志业追求，从而才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凝聚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洁研究员提问

此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沈洁研究员结合此前阅读陈教授所著《动员的力量》一书及本次讲座的内容，提出是否可以将五四运动前后的诸史实视作中国近代革命组织形态变迁中的一环而加以思考，既往对中国革命形态的研究往往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层面加以研究，而革命政党的组织发生并不仅仅是外来政党组织传入的结果，更有着中国内部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从此一内部视角来展开观察，则正可以见得五四运动之于中国近代革命形态变动中的意义。

陈教授对此表示这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仍有很大可供开展研究的空间。而五四前后上海地区的社团组织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组织所提供的沟通、协作作用，从而对不同人群进行了整合。陈教授认为可以进一步关注上海地方上社团的活动，如何进一步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诸问题，从而加深理解具体的组织形态变动对于近代政治的影响，而这也需要进一步的史实重建工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提问

最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孙青副教授表示，陈教授的讲座极富启发性，通过坚实的史实重建工作，有助于破除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迷思”。任何政治运动的背后都存在着相应的人际网络支持，而陈教授的研究通过对上海五四运动的剖析，呈现了其背后不同人群的运动以及组织过程，对于五四运动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作了极其详尽的呈现。同时其也提出对于讲座中部分内容的疑问，即如其时面对公众的演讲活动如何得以实现，其背后是否存在相应的技术与物质支持？并且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其经济来源究竟从何而来？

对于提问，陈教授表示五四运动背后的动员机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而非单纯依赖新式的社团及相应的宗旨关系，所以才得以动员起强大的社会资源，这也提示学人不可简单依据新旧之分的成见，而忽视了运动背后往往存在着新旧难以分明的情形。对于五四运动中各组织的经济来源，陈教授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例，说明目前学界已对有了初步的处理。并且陈教授提示可以进一步通过报纸上的线索对此问题进行详细梳理，从报纸上所披露的捐献个人及团体，可以明显看到经济捐助来源自思想及政治主张差异相当之大的各色团体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