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学者共同发起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系列活动工作坊。此前，工作坊分别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三期。

日前，工作坊第四期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召开，聚焦当代“文学青年”，讨论和反思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文学教育。本文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陈渔在工作坊上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一代“文学青年”对文学教育系统的困惑和思考。

陈渔

“不培养作家”的中文系

在“文学青年”这一身份仍旧具有某种文化魅力的当下，很多青年以“写作之人”的想象怀抱文学理想进入中文系，希冀在这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能动的表达者。然而，学院并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课程设置主要围绕文学史、文艺理论、文本细读展开，学生被系统性地训练为诠释者而非创作者。

在系统的文学教育中，学生接触的是被历史筛选、被奉为圭臬的最伟大经典的作品，难免经典面前自惭形秽，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够传奇，语言不够优美，经验不够宏大。创作更多被神秘化、被默认为一种只属于极少数天赋秉异者的活动，从一种本能的表达欲望，变成一种令人羞涩甚至恐惧的行为。文学教育不鼓励进行有价值的个人书写。作品不再是语言实践的产物，而仅仅是理论分析的对象；学院内文学生产的话语权从“作者中心”向“理论中心”转移，写作主体的能动性被挤压进狭窄的缝隙。

痛苦不仅源于写论文的疲惫，更是一种对知识生产意义的怀疑

当前的中文系教学体系中，学生的写作能力被高度等同于论文写作的能力，而论文是否等同于创作，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表面上看，学术论文需要组织逻辑、构建结构、发展论点，似乎也是一种写作实践。但在实际的学术训练中，它所要求的并不是语言的生成力、表达的生命性，而是一种规范性的阐释行为，它所塑造的写作主体往往并非一个拥有表达欲望与现实关联的作者。学生逐渐学会如何像一个批评家那样说话，却再也无法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

目前中文系强调学术创新，选题新颖、视角独特、理论跨界，而对于本科生来说似乎很难找到所谓的研究空白，转而选择如何拼接观点，如何运用并不熟悉的理论话语建构方法，如何“挖”出没人写过的文本。但是这种创新并非出自真切的问题意识或强烈的写作冲动，而是来自考试和升学的筛选标准，一种体制逻辑下的“形式创新”，是生存与竞争的必要技能。

很多同学痛苦不仅源于写论文的疲惫，更是一种对知识生产意义的怀疑，一种想为自己的写作劳动找一个真实而能被自己相信的价值锚点的强烈冲动，这篇文章真的在和现实、人、生命发生关联吗？它解决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吗？当文学被抽象为概念的集合，语言不再“响亮”，文本不再“可感”，文学的公共性与情感能量被大幅压缩，学术论文不再是回应世界的产物，而是与现实、普通人、写作主体逐步断裂的内部文体。

如果停止创造，那才能就变成了品味，而品味本该是服务于创作的感知能力，在失去表达通道后变成了评判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拒斥与自己经验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语言中失去了真正的问题意识与开放性。当研究脱离了语言实践，当论文训练不再追问“我为何写、我在表达什么”，我们所留下的往往只是更熟练的拆解工具，却没有能力建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学不是死在理论里，也不只是活在文本里

中文系学生之所以陷入写作的倦怠与主体性的压抑，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时代与社会结构的症候。相较于之前学长学姐所描述的那种漫游式的中文系生活，自由地写作、无所顾虑地大量阅读，在不确定与松弛中缓慢生成个体的文学感受力与思考路径；在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僧多粥少”的资源焦虑与强升学导向的驱动下，我们仿佛被困在一个“时间的悬置”中：现在被未来牵引，成为某种“为将来服务”的工具时间，于是将最大化的时间投入到一套标准化可量化的考核升学机制中，陷入疲惫、忙碌与倦怠。写作的实践被工具化，主体的经验和欲望被边缘化甚至消隐，而钝化的感受与缺少创作实践体验本身就不是让创作发芽的土壤。

在AI大模型迅速发展的当下，写作的自动化不仅意味着效率提高，更可能意味着写作者主体性的进一步边缘化。当一篇理论完备的论文可以在数秒内被生成，我们开始怀疑：写作是否真的还需要“我”？

在教学与写作实践中，我们常常学习各种理论解构文本、话语、传统，但解构之后何以建构？什么是你的文学？什么是你相信的写作？什么是你认同的知识？

我想，好的文学教育也应该承担起引导建构的责任，建构一种对“真”的信仰——不仅是对现实的追索，更是对个体在写作中作为“人”的自我确认。我们渴望的不是规范的写作，而是“人”的写作。它来自一个具体的、受限的、带着问题意识和情感经验的写作者。无论是创作还是论文书写，这原本应是意义生产的过程，是人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文本和理解世界的路径。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反抗规范，而是我们是否厌倦了那些脱离经验与身体的、僵化而机械的表达和陌生化晦涩理论的堆砌。

规范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学术规范像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一样，承担起组织内容、唤醒意识、传达情感的功能，迫使我们界定概念、厘清问题、尊重前人，在写作中建立一种清晰而负责任的对话关系。在这样的规范内，如果我们能够留下思想的痕迹、表达的勇气与问题的深度，那么规范就是助力。

所以，文学不是死在理论里，也不只是活在文本里，而是要找到进入现实的方式。那么今天的写作是否仍能成为个体进入世界的方式？应当最具有人本主义的中文系如何在文学教育中帮助引导确立文学青年对“真”的信仰，以至于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仍能在经验混沌与现实荒芜中，守护好自己的灵魂，抵御世界的轻慢、冷漠甚至暴力与自身的迷失？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好的论文，而是更真实的写作者，需要的是培养一种以写作为居所、以思考为生存方式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