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所引发的巨大学术争议，7月1日，首次提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刻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就此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回应学界对石刻年代、文本释读及历史合理性的质疑。北大教授辛德勇则在7月1日与7月2日发文，从历史与气候地理等方面对仝涛观点继续提出质疑。

仝涛认为，学术研究中存在争议是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是复杂的、多面的，需要研究者从多维角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并且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北大教授辛德勇则在7月1日与7月2日发文，从历史与气候地理等方面对仝涛观点继续提出质疑。书法学界一些学者结合书风对比存世的秦石刻，认为其书风、章法，都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是伪刻的可能较大。

石刻所在崖面

谈石刻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仝涛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表示，这次石刻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人民政府邀请我们去当地调查一处被盗严重的吐蕃时期遗址——莫格德哇，并为其制订保护和发掘方案。2023年7月，在莫格德哇古城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探访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牛头碑、岩画、佛塔、墓葬等其他遗迹，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山岩基部，我们见到了这处石刻。”他说，当时石刻表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有多处石片残损剥落，残存字迹非常模糊，可以粗略辨识有“皇帝”“大”（后考证为“采”字）“乐”（后考证为“药”字）等残存文字。由于当时这处石刻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且被告知它属于清代石刻，因此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大概在2024年初，我们在整理和制订莫格德哇发掘方案时，才注意到石刻上的“己卯”二字。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有明确年代的碑刻，再加上小篆字体，我大胆推测，这可能是更早期的石刻。

“确定这处石刻为秦代石刻题记的过程非常复杂，但也比较严谨。首先，主要是依据文字本身，包括内容和写法的时代特征。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后世虽然有模仿，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一直沿用至东汉，而且“五大夫”这几个字是合文写法，是上古时期造字、写字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秦汉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这为我们确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识是又一关键例证。‘陯’字非常模糊、残缺不全，又极为罕见，识读非常困难，耗时很久。‘陯’偏旁为阜旁，西汉以后这一写法就基本绝迹了。我是通过比对里耶秦简发掘者张春龙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简清晰照片后，才最终将该字进行了确认。可以说，‘陯’字的识读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合理推测和辨识出了‘昆陯’‘方士’‘采药’等相关铭文，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读。”

对于在他之前，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也曾发现了这处石刻，仝涛说：“说实话，在文章刊发之前，我并未关注到侯光良教授已经发现了这一刻石。在该文发表之后，经同行的提醒，我才得知，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田野考察时就已发现该石刻，并且在他的专著《昆仑上下》中发布了对这一石刻的初步认识。侯光良教授认为该石刻的年代可能为元代或者清代，与这两个朝代的黄河探源有关。此后在2021年相继有其他一些本地学者也造访此地。从时间线上看，毫无疑问侯光良教授具有首察之功。”

石刻拓片及线描图

回应争议：保持开放和严谨的态度

对于学界从刻字历法、时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见，仝涛说，对于争议，始终保持开放和严谨的态度。关于刻石年代，初步识读为“廿六年三月”，这是基于现有资料，经过推敲和权衡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廿”字中间方框内似有一竖直残痕，似可识读为“卅”，但该残痕呈现自右上—左下方向倾斜，与第一横并不垂直，加之在该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贯穿接下来的二字，似可与“廿”中间斜直残痕相连接，故当时倾向于为“廿”。第二字为向下呈弧形弯曲的横笔，中心有垂直的短竖笔，末端似有右折，一开始也识读为“七”，但一方面简牍文字中“七”均不见此类长弧形两端下弯的横笔，而且，经查所见历谱，“廿七年三月”均不见“己卯”日，而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重建历谱，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综合考虑，倾向于识读为“廿六”。但关于该年号信息的论证还需要再结合刻石的超高清图像进一步确定。

对于高原交通逻辑，他认为，秦代黄河上游无桥梁，夏季沼泽阻路，冬季冰封反成通行窗口，与元代后基础建设完善的交通条件不可比，”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黄河上游桥梁系统的建设，发生在汉代之后，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开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条件在夏季丰水季节乘车实现高原的穿越。”

仝涛认为，学术研究中存在争议是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是复杂的、多面的，研究对象往往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常常伴随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需要研究者从多维角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并且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一石刻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诚感谢广大学界同仁和网友提出的各种专业见解，使我们对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争议和开放的讨论，大大提升社会各界对于这片高原无人区的关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护这一珍贵文物。”仝涛说。

他希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希望在石刻所在区域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发掘，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此外，我们希望加强对石刻的保护工作。

“采药昆仑”石刻。 图源 衣禾存此

质疑：从历史学、书风、气候等方面均存在破绽

质疑这一石刻是作伪的北大教授辛德勇则在7月1日发文表示：“还是那句话，我读了四十多年《史记》和《汉书》，因为这个，我就知道它必假无疑。”7月2日，他再次发文《DeepSeek:从西安到青藏高原扎陵湖不走道路 坦克完全越野能不能到?》，质疑秦代从秦代都城不可能到达青藏高原，“答案很明确：在现实世界中，仅靠坦克完全越野从西安到达扎陵湖是绝对不可能的。 即使是执行最艰巨任务的军队，也不会尝试这种近乎自杀式的行动。”

“采药昆仑”石刻。图片 辛德勇自述

此前他表示，秦始皇二十六年七月才议定“皇帝”称号，但石刻记载三月使团已用此称谓，存在“未卜先知”的逻辑漏洞。而且气候可行性上也存在疑问，河源区年均温-4.1℃，冬季极端低温-48.1℃。元朝都实探河源选在夏季，而秦使“三月（农历正月）履冰通行”可称为“自杀式远征”。

古文字学者刘宗迪提出，“采药”一词未见于先秦西汉文献，反与后世道教用语相似；“昆陯”写法与2017年公布的里耶秦简“琅琊献昆陯五杏药”高度雷同，疑为伪造者参考新出土材料。

石刻位于三江源核心保护区，抵达需专业装备且易引发高原反应。青海文物局证实，2020年侯光良团队发现时即上报，但未定性；侯光良团队最初推断为元或清代祭祀河神遗迹。

秦代琅邪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拓片

书法研究者、曾创办山东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的衣雪峰教授则撰文从书风进行考察论证其为伪作，“可信的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的刻石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昆仑石刻的根本的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甚至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