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全球史视野下的“奇迹之年”》，[德]海因茨·席林著，王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2月出版，376页，88.00元

1590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中，一位名叫赫罗尼莫·德·门迪耶塔（Geronimo de Mendieta, 1525-1604）的修士正在撰写《印第安教会史》（Historia Eclesiástica Indiana）。灵光乍现之下，他把三个看似毫无相干的，但据他考证都发生在1485年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首先，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这一年出生于德意志的萨克森公国。他“注定要让许多有信仰的人都臣服在魔鬼的旗帜下”。同年在大西洋对岸，居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为庆祝神庙落成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阿兹特克祭司杀死八千人作为献祭。门迪耶塔称，为了抚慰“如此多的灵魂的呼喊”，也为了弥补因新教运动而损失的信徒，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 1484-1547）降生在西班牙。他的征服事业将会“把那些自亘古以来就生活在撒旦之下的人们带回教会的怀抱”。实际上，这三件事并非发生在1485年：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科尔特斯生于1484年，而阿兹特克神庙的落成典礼在1487年（[英]马修·罗斯托尔：《印第安帝国的覆灭》，梁鹏译，文汇出版社，2024年，164页）。尽管史笔有失准确，但这位十六世纪的教会史家展现出了一种如今看来是“全球史”的意识：通过突出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彰显那些突破了地域与国家范围的变化和趋势。四百二十年过去，在大洋彼岸的德国，为了纪念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德国史家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写下了《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一书，对书写“共时的全球史”进行了实践。

从“民族”到“世界”：重写宗教改革史的尝试

席林是宗教改革史领域的顶尖学者。他生于1942年，1971年获博士学位，1977年完成了题为“宗教冲突与国家构建”的教资论文，于1981年出版（Konfessionskonflikt und Staatsbildung: Eine Fallstudi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religiösem und sozialem Wandel in der Frühneuzeit am Beispiel der Grafschaft Lippe, Gütersloh: Mohn, 1981）。他曾任教于奥斯纳布鲁克、基恩、柏林洪堡等大学，2010年荣休。席林的成名作是198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教派化”的文章（“D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m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6, 1988: 1-45）。“教派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厄内斯特·沃尔特·泽登（Ernst Walter Zeeden）在1958年提出，用来指代1555至1620年间路德宗和加尔文派地区围绕着各自的“信条”（Konfessionen）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席林和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等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将其运用于德国之外，如尼德兰等，用以解释欧洲向近代转型中的一些中观和宏观的问题，如国家构建、社会控制、文化生产。如今，“教派化”已成为宗教改革与近代国家兴起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范式之一。

《1517》一书出版于2017年，即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之际。在这一年，各种宗教改革史著作与路德传记以井喷之势涌现，被马蒂阿斯·菲内希（Matthias Pohlig）等评论家称为“纪念文学”（Jubiläumliteratur）。曾担任“德国宗教改革史协会”（Verein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主席的席林责无旁贷地祭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其实早在2012年，席林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广受好评的路德传记（Martin Luther: Rebell in einer Zeit des Umbruch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H. Beck, 2012；英译本：Martin Luther: Rebel in an Age of Upheaval, trans. Rona Johnston Gor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这本《1517》也可以视为对前一本著作的补充和扩展。

席林著路德传记

在德国历史上，1517年通常被视为现代（Neuzeit）的开端。利奥波德·冯·兰克突出了这一年在德国民族国家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兰克认为，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是要将德意志民族教会从罗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要寻求德国的统一。作为回应，天主教会发动“反宗教改革”，导致德国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族教会。由于德意志帝国晚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因此青年兰克认为，1517年的事件构成了“现代”的起点。另一个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来自马克斯·韦伯。他将“世界的祛魅”（die Entzeuberung der Welt）归因于宗教改革开启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进程。这种观点虽然不提宗教改革与德国民族国家的联系，但强调现代化的起源在西方。

在《1517》中，席林试图挑战陈旧的叙事，跳出民族国家史的窠臼，书写一部崭新的关于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历史。为此，本书将路德事件安排在了末章（第七章）。前六章采取了全景式视角，按照“由远及近，逐步聚焦”的写法，把1517年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第一至三章介绍了十六世纪初欧洲的边缘和外围地区（包括俄国、伊比利亚半岛、波兰-立陶宛、奥斯曼帝国），刚刚被纳入全球秩序的美洲，以及初步与葡萄牙人接触的亚洲的状况。此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建立了核心疆域，并继续扩张；另一个“世界性帝国”兴起于自封“第三罗马”的莫斯科。而1517年也是“欧洲新秩序酝酿形成，权力斗争蔓延扩大的开始”；“新的疆域和民族国家逐渐成形”（32页）。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先是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并获得了美洲的殖民地，又在两年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造了又一个“世界性”帝国。也是在1517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抄本已经在欧洲宫廷中流传，而伊拉斯谟的《和平的控诉》也面世了。一个是现实主义政治的源头，另一个则体现了“欧洲精神和宗教共同体的愿景”。也是在这一年，波兰人哥白尼撰写了《关于铸币基本原则的思考》，成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奠基之作。虽然哥白尼关心的是波罗的海贸易的问题，但是他的货币理论预见了美洲白银涌入欧洲后造成的影响。在东方，葡萄牙海洋帝国迅速扩张，于1511年控制马六甲，并且在1517年的吉达港海战中遭遇奥斯曼舰队并最终获胜。同年，葡萄牙船队在广州登陆，并于1520年朝见了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即位后，双方关系恶化，于1521年兵戎相见，最终明朝水师获胜。1517年，西班牙人登陆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试图征服当地的玛雅人，以失败告终。两年后，征服者科尔特斯和带领部众卷土重来，于1521年8月13日占领了特诺奇蒂特兰。同时，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开始为印第安人的权利斗争。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为1517年路德事件的“远景”。接下来的第四至六章转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讲述了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对于海外新知的接受，猎巫运动和反犹主义，以及美第奇教皇治下的罗马。直到最后一章才讲述发生在“文明边缘地带”（Grenzen der Zivilisation)维滕贝格的围绕着赎罪券问题的论战。

结语部分，席林提出1517年的全球史可以为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韦伯命题提供参照。首先，“变革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辐射……不是循着单行道进行的，断然不是世界的‘欧洲化’”。更准确的表达是不同文化圈之间的“碰撞，借鉴，融合”，形成“兼收并蓄”（Aneignung）的局面（284页）。针对韦伯命题，席林认为：“罗马教廷通过十字军东征的经验、对蒙古的探察、向东的意大利贸易政策，以及向西的传教活动或者伊比利亚诸国对新航路的探索等为建立世界性教会的布局，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能比宗教改革更加举足轻重。”（281页）换言之，如果非要说现代化起源于欧洲，那么它的发源地不是维滕贝格，而是罗马。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后果是促进了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这一观点倒是与方济各会修士门迪耶塔的世界史观不谋而合了。

全球史中的“共时性”

本书原标题为“1517：关于这一年的世界史”（1517: Weltgeschichte eines Jahres）。“世界史”兴起的时间比全球史更早，且根植于基督教的教会史传统中。开篇提到的门迪耶塔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在教会史框架内构建起了1485年的世界史。十九世纪西方专业史学兴起之后，在历史书写中出现了两种并行的趋势：一是在书写自身的历史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并注入民族主义价值；二是在书写“他者”历史时，带着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的视角看待非西方的社会。结果是造成了世界史中“时间”的西方化和殖民化。如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在批评“历史主义”时所说：“历史化一切，就意味着要建构一个历史的时间，并将其作为一个普世概念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社会。”（[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殖民记忆：历史的再造与殖民化的开端》，焦舒曼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0页）重写1517年的历史，意味着避免上述陷阱，并对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为此，席林采取了全球史中“共时性”的写法。

格鲁金斯基著《殖民记忆：历史的再造与殖民化的开端》

如何为某个特定的年份书写全球史？席林的同胞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Konrad）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process），又是视角（perspective）；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9页）《1517》之前，以年份为对象与方法的全球史著作并不少见。中国读者熟悉的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标题很有意思：“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尽管这是一本以明朝历史为主的书，但是其中的“大历史观”确实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虽然席林在书中提到葡萄牙人与明朝的交涉，但没有引用黄仁宇的书。席林明确指出对他启发最大的同类作品是美国汉学家卫思韩（John Wills）的《1688年的全球史》。这本书从居住在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城的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48-1695）的巴洛克诗歌讲起，串联起了美洲白银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网络、英国“光荣革命”、康熙朝政治，以及全球宗教冲突等多层次的话题，展现出十七世纪晚期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性（connectivity）。这是一种经典的全球史写法。然而席林认为，很难在这本书中采取相同的写法，因为“在1517年，世界上的各个文明与民族还太过孤立，彼此交集甚少”（10页）。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全球史是什么》

比起全球史家通常关注的“网络”（network）、“纠葛”（entanglement）等概念，席林更强调的是1517年前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间潜在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展现的更深层次的发展趋势。例如第四章讲述了亚洲犀牛的“奥德赛”的故事。1515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送给国王曼努埃尔一头犀牛。这头巨兽在5月20日登陆里斯本，立即在整个欧洲引发了“犀牛热”。纽伦堡艺术家丟勒从未见过它，但从一个商人那里听到了关于犀牛的描述，并据此创作了一幅广为流传的木刻画。葡萄牙国王最终决定将犀牛献给教宗利奥十世。在前往罗马的航程中，船只发生事故，犀牛不幸被淹死。最终到达罗马的是一具稻草填充的标本（128-129页；198页）。从这个故事中，席林发掘出1517年世界历史的多个层次：葡萄牙海洋帝国正在崛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与欧洲君主一样热衷于搜集海外珍奇；人文主义者对海外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这个故事表明，尽管1517年的世界各地还没有像十七世纪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不同地域、文化、物种、思想和传统之间的互动已经发生。“所以1517年震惊欧洲的亚洲犀牛早已经成为欧洲的犀牛，经由丟勒天才的描绘和艺术性的加工，融入了欧洲文化和知识的宇宙。”（284页）

丟勒绘犀牛原图

对当下德国与欧洲政治的反思

既然席林是德国史的大家，为何还要以七秩高龄，突破舒适区，尝试全球史的写作？仅仅是为了应景和赶时髦吗？恐怕不止如此。写作契机和受众群体很关键：本书是为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而作，目标读者是非历史专业人士。因此有参与公共讨论、塑造公共舆论的意图。反观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史书写，1517年事件逐渐成为了现代民族起源的神话。一战后，随着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的汇合，伴随对战败的不甘，经济萧条造成的生计困难等，催生了纳粹主义。1517年神话也在“从路德到希特勒”的叙事中走向极致。希特勒和纳粹党将德国带入二战的深渊，数千万人惨死，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席林生于战时，童年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战后的匮乏，又在战争罪责的集体反思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对极端民族主义尤为警惕。此外，四五十年代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为德国人在民族认同之外，提供了欧洲认同的新选择。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宗教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等无不在考验着德国和欧洲。过去二十年间，德国全球史领域人才辈出，出现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等国际顶尖学者，并不是偶然现象。既是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回应，也离不开像席林这样的学界前辈的推动和参与。

书中还有多处以历史映照现实的地方。例如席林多次提到，十六世纪初德欧洲人在面对穆斯林、犹太人、女巫等他者时表现出的集体恐慌，与当下德国人反移民、反犹、极端排外的情况类似。席林也毫不讳言宗教改革运动带来“欧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动荡，根本原因是不同世界观冲突对抗”，但强调这场剧变“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多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为现代多元文明打下基础”（278-279页）。随着全球经济无限增长的泡沫消退，进步主义政治受挫，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右转。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并非历史的终点，民族国家的时代也远未过去。席林在书中提到，当面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时，1517年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转向预言、梦境和天空中的异象寻求启示。那么今天的德国，欧洲和世界又将走向何方？生活在一个“祛魅”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无法诉诸魔法或奇迹以求得答案，只能拭目以待了。

结语：一点批评与思考

全球史家应该具备的重要美德是博学。这意味着要离开自己深耕的领域到别人地里偷菜。而博学如席林，也难免出现一些“硬伤”，特别是当涉及其了解有限的美洲史。书中提到1517年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登陆时：“印第安人把这些欧洲人视作神的使者，甚至神本身”；甚至断定“阿兹特克人信奉的宗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115、275页）然而，最新研究已经否认了这一点。不论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还是印加人，在与入侵者打交道时都是充满警惕和理性计算的，并没有天真地将他们“神化”。所谓将西班牙人“奉若神明”的说法，更多地来自殖民者，目的是合理化征服和殖民的历史（见[英]马修·雷斯托尔：《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李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81-191页）。席林仅仅在部分二手材料的基础上接受了这种叙述，恰恰说明全球史书写中“去殖民化”依然任重道远。

马修·雷斯托尔著《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

虽然这本《1517》并非尽善尽美之作，作为“纪念文学”的一种，也难免有应景之嫌，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席林的文笔老道，语言优美，思路清晰流畅。作为经验丰富的作者，他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带领他们在十六世纪初的世界各地肆意漫游和穿梭。仿佛手捧书卷，即可纵横四海，信步古今，真正打破了地域的隔阂和民族国家的束缚，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史。此外，本文大量征引图像资料，打破了历史类书籍的单调与沉闷，如同一幅幅展开的画卷，引人入胜。总体而言，本书不失为书写“共时性”全球史的成功实践。

最后，本书还启发我们思考两个问题。首先，如何放眼世界，立足中国，书写破除了欧洲中心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史？其次，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史？如何使“世界的”成为“中国的”？不论是十六世纪的教会史，还是德国学者的全球史实践，对我们而言都有借鉴意义。对于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而言，这本《1517》一定能带来智力的增益，视野的拓展，以及方法论层面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