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至5月18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视觉文化中的儿童建构”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心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兰君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共同召集，旨在从历史、艺术、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多维视角出发，理解儿童在中国视觉文化中呈现的不同面相，并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研究者如何通过图像史料理解儿童形象的建构。

与会者合影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副教授章可首先作开幕致辞欢迎，他提出儿童作为“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别人表述”的群体，在儿童史研究中，如何不仅仅把儿童当作被书写和认知的客体，而是发掘其自身想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徐兰君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从菲利普·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开始，学界逐渐意识到“儿童”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简单的生理概念。近年来，学界日益注意到视觉艺术在儿童研究中的作用，但“儿童视觉文化”作为独立课题在中国学界的关注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对传统与现代儿童图像的整体讨论。本次会议以“中国视觉文化中的儿童建构”为题，汇聚历史、艺术、文学、宗教等多维视角，探讨不同时期“儿童”概念在视觉文化中的呈现与转变，同时思考“以儿童为方法”为理解中国视觉文化带来的独特视角。会议涵盖儿童如何通过图像理解与表达社会身份，也关注文化中对儿童的想象与再现，旨在推动宏观视野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反思儿童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儿童图像的历史演变、文化建构、媒介技术影响，以及性别、族群、阶层等因素对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邓菲则在致辞中进一步提出，儿童形象在中国古代的呈现较为单一、格套，步入现代则在不同的新媒体中呈现多元的面貌，如何思考儿童形象的整体历史演进，将是本次会议希望讨论的主要议题。同时，本次会议聚焦图像这类较少被关注的材料，意在关注思想史、文学史及艺术史等不同学科史料之间的差异性。会议尝试提出如下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图写儿童的中国传统？当这一传统面对现代视觉媒介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第二，儿童图像如何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发生互动？

会议第一场主题为“儿童与宗教、叙事”，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祁姿妤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浒作了题为《儒家视野下的汉代儿童形象——以汉画像石为中心》的报告。朱浒回顾了汉画像石中的儿童形象，将之分为周公辅成王等历史故事类、许阿瞿等现实生活类和九子母等外来影响类，并提炼出儿童形象的辨识特征:身材、服装、发式和绶带等。汉画像石中的儿童形象体现了提倡幼慧而成圣的社会风气、以忠孝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温情瞬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袁頔的报告聚焦佛教中的莲花化生，提出初唐以来莲花化生在佛教中用以表现“三辈往生”“九品往生”等情节，可视作西方净土经变相中的范式元素；进入晚唐五代后，在图像重构、简化风潮的影响下，化生童子形象更为灵活化、符号化；至回鹘、西夏时期，由于佛教版画的盛行及其作为壁画粉本的应用，由化生童子演化而来的“面佛跪拜者”流行于版画及壁画图像中，事实上替代了前者的角色与功能，并成为链接观者与图像的桥梁。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美术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庄程恒作了题为《庆堂与净土——晋南金墓中的婴戏图像及其双重信仰》的报告，将晋南金墓婴戏图像分为三类，认为吉祥寓意类以化生童子为源头，不断演变为表达多子意愿的图像定式，童子乐舞类则通过世俗化娱乐场面呈现理想家园图景。其后，通过综合考虑墓葬中的仿木结构建筑、墓主像、婴戏图像，并将之与净土变图像程式比照，庄程恒认为，该时期墓葬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净土空间的想象和虚拟。整体而言，此时期的婴戏图像在家族观念与佛教信仰的双重作用下融合了墓葬作为“庆堂-净土”的复合需求。

汉画像石中的儿童形象——“许阿瞿”画像石

会议第二场的主题为“儿童与游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的报告聚焦于游戏，观察宋代孩儿画如何展现时人对儿童这一人生成长阶段的认知：“照盆孩儿”题材体现了儿童对影子的观察和体会，亦可能与宋代文人的“内省”观念相关；小儿的角色扮演游戏则是社会教化的一个缩影，儿童玩敬老游戏、扮演儒释道、闹学佯装老师等等，说明此种教化已经深入人心；多种多样的儿童玩具则构成物品的隐喻，例如《秋庭婴戏图》中的推枣磨与多子象征，《冬日婴戏图》用于逗猫的军旗等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陈嘉艺作了题为《戏非儿戏：明清时期的儿童博戏与命运秩序》的报告，将“动词思维”（verbal thinking）引入儿童游戏研究，意在将儿童游戏理解为一个富有建构意义的交互媒介和动态场域。在升官图类博戏中，儿童不仅通过游戏体验官场秩序，有时也担任升迁规则的设计者，从而内化官场价值观念。在《醒世恒言》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小童的博戏赌钱最终演变为造成十三人死亡的惨剧。陈嘉艺认为，儿童作为重要载体，参与了明清对命运观念的文化建构：无论长幼，个体皆无可避免地卷入偶然与因果交错的命运游戏。

会议第三场的主题为“儿童与家庭、性别”，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主持。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李清泉的报告题目是《家的关怀与祈盼——宋辽金墓葬艺术中的儿童图像》。报告以宋辽金墓葬中表现儿童嬉戏或育儿为主题内容的“童戏”壁画和砖雕画面为讨论对象，呈现出时人对“家庭”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知。在儿童社火、骑马交战等题材中，可见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与文化共情；而童俑在墓葬中的出现及其特定位置，则很可能是求子心切的表达。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的报告以孝子图像中的儿童为主题，首先概括了宋金墓孝子图的特征、位置以及功能，其次探讨了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儿童形象呈现。她提出孝行故事中的郭巨埋儿、刘明达卖儿、鲁义姑姊等都属于“私爱与公义”的两难抉择，体现出公共道德与私人家庭结构之间的张力；而闵子谏父故事通过塑造早慧、明辨是非的模仿儿童，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群体的厚望；曹娥哭江故事中勇敢无畏的少女曹娥，亦体现了社会对于女性后代的特殊期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醇的报告围绕宋代的绘画和诗文中的少女形象展开，她指出在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百子婴戏图》中，女孩几乎都是担任提供配乐的角色，唯一一个有戏剧角色的女孩则女扮男装，故而推测画家认为女孩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而在《秋庭婴戏图》和《冬日婴戏图》中，女孩看似是游戏的主导者，但两图中的幼儿均为姐弟关系，说明女性亦承担着“照顾者”角色，其重要性与责任相挂钩。梅尧臣的《戏寄诗厚生女》“何时某氏郎，堂上拜媪叟”则体现了作者对尚在襁褓中的友人小女的祝福与戏谑，而在《贫女吟》这类诗作中，士大夫自身的投射构成前现代版本的对社会时钟的想象。

《百子图》

会议第四场的主题为“儿童形象与版画”，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董捷的报告首先通过历史文献回顾了“童”与“僮”的内涵，指出“童”有时指涉仆人身份。其后，从不同场景出发讨论了多元的家童形象：《环翠堂园景图》中园林中的家童和《新镌海内奇观》《三刻五种传奇·鸣凤记》中旅途中的家童，均兼具文人生活中操持劳役的实用性功能及作为“活”的“长物”的符号化功能；《会真图》《玉簪图》中戏曲中的家童则对剧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回归谢国桢《明季奴变考》中明末江南奴变的残酷现实，版画中的主奴关系平和与实际情况构成强烈的张力。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赵丹坤所作报告题为《僮仆与稚子：明清版画中的儿童形象、性别空间与理想家园》。报告意在突破“边缘性”的框架束缚，反思“儿童”在明清视觉文化中的文化意义，并思考其如何介入以男性/女性为主体的性别空间的构建及人们对于理想家园的想象。研究不仅梳理了明清画谱中程式化的儿童形象，还探讨了明清文人空间中僮仆形象的作用，认为僮仆既是文人身份和文化审美的具象化，也是营造诗意空间氛围的重要元素。最后，通过考察晚明日用类书插图中的儿童形象，认为“御仆”与“训童”情景展现了对理想家庭秩序的表现。

会议第五场的主题为“‘儿童相’与现代文学文化的起源”，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的报告从身体展演和媒介转换两个角度，分析了《铸剑》中的复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了从作为孩子具身的“眉间尺”到作为复仇精神抽象代表的“黑色人”的蜕变，由此展开对鲁迅“复仇”理念和生命政治思想的重审。报告将《铸剑》放置于《哈姆雷特》、摩诃萨埵王子“舍身饲虎”的佛教本生故事、以及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故事的互文参照系，试图阐发眉间尺的“舍身”和“成长”中深刻的文化、美学和哲学意涵。报告最后指出，小说结尾中复仇主人公的展演媒介转换——从视觉主导到听觉主导，蕴含了鲁迅意图通过无-身体的存在以达成彻底颠覆身份标识和权力结构的意图。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陈莹聚焦20世纪20年代两部重要的中国儿童电影《孤儿救祖记》（明星公司，1923）与《飞行鞋》（民新公司，1928），指出两部影片刻画了模范男童与神奇女侠这一对异质性的儿童主角，且都致力于通过儿童教育题材突破流行电影的程序化表达，力图实现教育主旨、艺术探索与商业盈利相结合的“启蒙的生意”。报告从情感动力、美学范型与政治想象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作为“视觉启蒙”重要媒介的儿童电影与时代语境之间的深层勾连。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职博士后胡玥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民国儿童摄影比赛中“儿童相”的多元呈现，意图剖析背后差异化的儿童观和文化实践。20世纪初，受美国儿童健康福利运动的影响，中国在强国保种、提倡科学的诉求下开展了一系列以儿童健康、卫生等为主要名目的比赛活动，报告聚焦由儿童福利机构、商业公司和报纸杂志主导的三类儿童比赛中的“理想”儿童相，不仅考察民国政府、政治团体、商业机构、印刷媒介、摄影师、城市家庭等活动主体如何运用摄影媒介呈现和构建理想“儿童相”，还将其与同时期英美儿童比赛的儿童相进行比较，探索从“儿童相”进入特定历史时期权力协商和文化差异复杂剖面的路径。

《孤儿救祖记》海报

会议第六场主题为“儿童图像、中间性与政治动员”，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康凌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报告题目为“儿童图像与战争动员：中日战争期间双方儿童图像的生产和使用”。他从跨媒介的视野出发，通过分析新闻摄影、宣传海报、漫画及电影等不同媒介的中日两国战时儿童图像的意义生产及具体视觉修辞手法，并对战时中日双方如何利用儿童图像进行战争动员的具体实践展开细致考察，例如在战时日本语境下，摄影作品中广泛出现的儿童与富士山的蒙太奇拼贴，以及战时中国制作的《第二代》这样的影片中国家领袖与战时难童的并置，探索摄影、儿童、战争动员三者的复杂勾连。报告还指出，中国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分属“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端，因此研究者需要注意研究中日战争动员的理论框架的同与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关注1960年代前期的一个特殊的儿童文学个案《宝葫芦的秘密》，将之视为与政治美学化形成间距的“中间文本”，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复杂性。报告选择了《宝葫芦的秘密》的三个媒介版本，从日常生活、性别、人物形象设计三个角度，考察图像的符号意义。这三个年份相近、却以不同媒介出现的版本，图像的生产显示了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画中没有明显的政治标识；二是相对于文学文本，图像生产中增加了大量女孩的形象并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三是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描画并不像“红色经典”那么刻意。而《宝葫芦的秘密》的“中间”状态提示我们可以将“ 儿童”作为一种方法，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诸多复杂特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曾麒霖则聚焦丰子恺童话插图中的乌托邦世界。报告以1950年丰子恺在上海小报《亦报》为童话《赤心国》制作的系列插图为研究对象，尝试把1949年前后的“儿童”概念历史化，剖析不同话语系统以及历史语境可能带来的“儿童”身份流变，考察这些儿童图像中所蕴含的多重文化意义、丰子恺的创作心态和理念。报告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辨析，指出丰子恺通过童话潜在回应了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新中国塑造“新人”诉求、新社会结构与建设形式构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并存的“新”与“旧”两套话语体系等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兰君的报告《“小火箭人”：机器、孩童身体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话语》，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话语如何深刻形塑儿童文化，尤其是当时的儿童期刊或者儿童文学作家如何将科技与儿童身体作为重要隐喻用以构建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乌托邦图景。报告首先回溯了新中国针对少年儿童所展开的科学与技术教育热潮，以及围绕科技和机器建构的新神话。随后聚焦于“火箭”这一标志性视觉意象在五六十年代儿童期刊与画报中的呈现与传播，特别是透过对半人半机器的复合体“小火箭人”这一新儿童相的分析，指出这一混合形象打破了幻想与现实、机器与人类、科学数据与政治乌托邦动力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高度流动性与潜在的颠覆性。这种政治与视觉符码的混合性亦揭示出社会主义工业化话语中儿童身体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与审美形塑机制。

会议第七场主题为“孩童、成长/发展话语和当代媒体文化”，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王宇平副教授主持。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林震岚的报告关注新世纪前20年湖南电视台制作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将之视为发现“城市问题少年”和建构规范性的改造叙事的关键行动者，并将其放置在当代中国塑造新人的历史谱系中进行定位，思考自我标榜为“新上山下乡”的节目新意何在。报告将《变形计》与1960年代中前期流行的话剧和电影文本《千万不要忘记》进行互文阅读，指出二者都表达了父一代和子一代经验的中断和丧失接班人的危机，另外从内容、媒介等多个层面反思这一塑造新人的媒体实验的可能和局限，并由此反思当代中国日益占据主导位置的中产阶级儿童观。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渡言的报告《从横向到纵向成长：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哪吒形象》，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哪吒形象，探讨动画技术与哪吒成长模式之间的关系。报告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哪吒形象，指出手绘动画里的哪吒是一个长不大的儿童，只能横向成长，而CGI动画则让其实现了迅猛的纵向成长。报告最终探讨了“长不大的儿童”背后复杂的性别和性的隐喻，指出这类脱离社会时钟的儿童相所内蕴的颠覆潜能。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浩敏关注中国生态电影中的儿童，选取了中国“第一部”生态电影《大气层的消失》（冯小宁，1990）、王久良的《塑料王国》（2015）和《流浪地球》系列，指出相较于生态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与自然间相互比附”的持续关注与尖锐批判，学界对于儿童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却很匮乏。“儿童”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习焉不察的常识，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报告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生态电影中儿童与自然这一关系的视觉呈现、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其转变，探讨儿童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关联在不同时代语境的电影创作中的表征。

在圆桌论坛环节中，各位学者积极发表了参会的感受和体会，发言主要围绕儿童视觉文化中的古今对话、媒介特性以及儿童能动性等问题展开。本次工作坊的报告呈现了多种媒介复杂交织、多种传统纵横交错的古今儿童图景，并且展现了“从儿童出发”重新定义“视觉文化”的理论潜能，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