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带我们认识了这个地球村上许多以前并不了解的小而美的电影节。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特色的版块之一，“一带一路”电影周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而每年“一带一路”电影周举办期间，最令人向往的，除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电影之外，就要算是电影文化论坛了。

平日里，我们对声名在外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如数家珍，相关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但“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带我们认识了这个地球村上许多以前并不了解的小而美的电影节。或许，它们没有好莱坞明星的星光点缀，没有数以百计的展映影片，没有富丽堂皇的多厅影院，甚至没有开幕式的红毯，但它们秉持自己的特色，福泽当地的观众和电影人。还有那些来自或邻近或遥远的国家的电影机构负责人，他们会从本国出发，分享宝贵的经验，这何尝不是他们馈赠给上影节的最好的礼物？

“一带一路”电影周海报

比如，今年的论坛就有来自塞尔维亚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的策展人杜尼娅·库斯图里察（Dunja Kusturica）、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创始人加林·努格罗（Garin Nugroho）、泰国电影与内容联合会助理副主席沃拉乌·乔提功（Worawudh Chotikul）、荷兰眼睛电影博物馆影视国际推广部总监娜塔莉·米洛普（Nathalie Mierop）担任嘉宾。

此外，“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邀请的嘉宾类型也不一而足，既有最前沿的电影创作者，也有其他文化领域的翘楚。今年，前者的代表是青年导演邬浪，后者的代表可以说是作家陈丹燕。但这样的表述似乎不够准确，在她执导的《萨瓦流淌的方向》问世之后，她也多了一重纪录片导演的身份。

再算上担任论坛主持人的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吟，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以及华夏电影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群飞，今年总共有十人参与讨论。没错，“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的嘉宾人数，一直在上影节的论坛中名列前茅，因此这种关于电影、关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才会更多元，更具启发性。尤其是在反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战争与冲突的硝烟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依然不散的当下，这样的交流与沟通更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陈丹燕所言，“你看到世界的多元，你喜欢世界的不同，然后你可以在不同里边找到相同。通过电影，你会发现在世界的另一端，有那么多人跟你有相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在现在的世界非常珍贵，而且温暖人心。‘一带一路’电影周带给我们的，可能正是这样珍贵的感受。”相关发言链接

电影节能让人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接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吟

论坛伊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吟就介绍了上影节自成立以来，从亚洲新人奖到“SIFF ING青年新锐影像计划”等为扶植年轻电影人而推出的项目。“通过这些年的调整，我们打造了一个叫6+1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希望以这种阶梯式的扶持方式，表明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是一个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它也能够成为青年创作者生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参与到青年创作者的整个成长周期当中去，达到一种伴随式的扶持的概念。”

说到“年轻电影人”，论坛与会嘉宾中倒真有两位，除了《雪云》的导演邬浪之外，还有一位就是65岁才初执导筒的陈丹燕。纪录片《萨瓦流淌的方向》历时七年拍摄而成，陈丹燕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视角，聚焦南斯拉夫崛起与消亡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跌宕。该片于2023年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并于当年11月正式公映。

陈丹燕执导的纪录片《萨瓦流淌的方向》聚焦南斯拉夫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跌宕。

谈及这次跨界的起因，陈丹燕表示，“我最初去塞尔维亚是为了写一本书。因为我很喜欢南斯拉夫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非常欣赏他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所以就想去看看书里横跨的三个国家——塞尔维亚、土耳其和奥地利。后来，我的编辑跟我说，‘你看现在大家宣传新书的时候都会带一个一分钟的小视频，你也拍一个好不好？’我觉得不妨一试。于是，一个小视频就慢慢变成一部纪录片，而且还是中国和塞尔维亚的第一部合拍片。”

“没想到，结果一拍就是七年。七年好长，我觉得也真的很难。当作家的时候，只要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行了。然而，拍电影需要去勘景，还要记录，后期还有剪辑、发行这些事情。我也没想过要跟一个团队一起工作，这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毕竟作家只要一张书桌、只跟一位编辑讨论就行了。”

陈丹燕坦言上影节期间一天要看四部电影。

“甚至这还是一部合拍片，团队一半是塞尔维亚的，一半是中国的。所有的拍摄都是在塞尔维亚完成，但我们的声音团队又在加拿大。于是，我会先跟中国团队用中文开会，再跟塞尔维亚团队用英文开会，然后还会听到他们在那里用塞语讨论；再接下来要跟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团队开会，他们的母语是蒙特利尔法语。所以……当我把片子做完后，我发现它大大开拓了我个人的理解力，这可说是拍电影带给我的莫大好处。”

陈丹燕的这番话着实道出一部电影从无到有的不易，而电影节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构建起一座桥梁，让这些凝结着时间、汗水与心血的作品能够找到观众。对此，邬浪导演表示，“我其实就是电影节的受益者。因为我之前是学艺术的，没有经过系统性的电影学院的教育，所以能够在电影节这样一个平台，让自己的创作被看见，然后我就有了机会可以继续期待下一次。就好像刮了一张彩票，你可以再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青年导演邬浪

而好的电影节应该是观众与电影人的双向奔赴，作品能被看见，观众也能有所发现。陈丹燕就坦言，“我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开始，就天天一连看四场电影。我渐渐知道了自己想看到的并不是以后会在电影院里放映的商业片，而是那些一闪而过、特别珍贵的影片，因为你能从中发现那么多的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影节里面听到挪威人讲挪威语。我感觉那很像鱼发出的声音。于是，你突然领悟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很奇妙。它让你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沟通和联接的，不会因为不同而令人害怕，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红毯的电影节与千岛之国的电影节

即便对影迷而言，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的名字都让人感到陌生，而它的策展人杜尼娅·库斯图里察的名字同样如此。然而，她的姓氏相信很多影迷都耳熟能详——她就是执导了《流浪者之歌》《地下》《马拉多纳》等影片的名导埃米尔·库斯图里察的女儿。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正是由她的父亲一手创立。

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策展人杜尼娅·库斯图里察

“我们这个电影节恐怕跟在座各位了解的其他电影节都非常不同。”杜尼娅介绍说，“它在一个山区的小村庄里举办。那里有些与世隔绝，保持着一种原生态的特质，所以从物理条件上就无法容纳太多人。此外，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红毯，氛围非常随意。正是这种环境，反而促成了年轻创作者与资深电影导演、知名制片人等的相遇。事实上，这种自然而然的交流方式，确实帮助了一些年轻人结识后来能为他们项目提供支持的重要人物。”

“我们无法同时进行多场放映。通常上午会安排一位大师作品的回顾展，下午放映一部已在其他电影节亮相过的导演的长片，而晚上才是最重要的环节——角逐最高荣誉金蛋奖的短片竞赛单元。我们在那里其实一直有一个电影院，它从20年前这个村子刚建成时就存在了。那是个小影院，大概能容纳100人左右。到了电影节期间，我们会在一个更大的场地临时搭建屏幕，并安装所有必要的放映设备。”

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为金蛋奖。

主持人石川问及为何电影节的奖项取名“金蛋”，杜尼娅解惑道：“我父亲可能是受到很久以前威尼斯电影节某个奖项的启发。那奖杯就是一个蛋形的设计，上面还托着胶片之类的元素，差不多就是那样的造型。我想他是希望将它作为一种象征，代表那些尚未被世界发现的、正在成长中的天才，就像一颗等待破壳而出的金蛋。”

相对塞尔维亚的库斯滕多夫国际电影节而言，印尼的日惹亚洲电影节因为地缘关系，更为中国电影人所熟悉。创始人加林·努格罗谈及日惹亚洲电影节对印尼电影发展的共享，满是自豪。“印尼是千岛之国。在整个印尼，我们大约有165个电影社团，遍布在17000多个岛屿上。也就是说，推动电影节发展的基本理念是：我们不需要大量资金。我们运用的是社会资本、网络资本、教育资本。”

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创始人加林·努格罗

“作为宣传的支柱，我们会与媒体网络合作，这就形成了一种电影联盟。我们也会尝试与新的生态系统合作，比如一些流媒体平台，Netflix就为我们的创投论坛提供了资金，还有印尼的地方政府以及电影产业本身也对我们有所支持。”努格罗说道，“要知道，现在是印尼电影的黄金时代。我们每年能有超过100部影片上映；电影观众已经达到了1.4亿人次，其中票房过千万的影片已经达到10部，还有动画电影也在崛起。”

我们需要能够代表亚洲多数声音的电影节

电影节除了是观众和电影人沟通的平台，也为各个国家以电影为媒的交流提供契机。然而，如何将电影节的成果转化到日常的合作拍摄、引进公映之中，想必是全球所有电影节都面临的挑战。关于这一点，荷兰眼睛电影博物馆影视国际推广部总监娜塔莉·米洛普的一番话，既道出现实困境，也点出了成功的可能。

荷兰眼睛电影博物馆影视国际推广部总监娜塔莉·米洛普

“当下在荷兰，好莱坞大片还是最受欢迎的一类电影，基本上占到了我们年度票房的70%。去年，荷兰本土电影票房仅占到国内票房的12%到14%，还有6%的票房是留给非荷兰、非美国的电影，包括非荷兰的欧洲电影和来自其他市场的电影。在荷兰市场有比较好票房表现的这些异国电影，主要还是故事上有非常好的原创性和真实性。其实，观众是喜欢看外片的，他们非常愿意了解异国文化和国际性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电影院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你一脚踏进去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感受到别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是来自哪种文化，只要有新鲜感，就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泰国电影与内容联合会助理副主席沃拉乌·乔提功介绍泰国政府的资金补贴政策。

泰国电影与内容联合会助理副主席沃拉乌·乔提功则具体介绍了该国如何在政策上扶植电影人。“泰国有30%的现金返还奖励，还有一些小型电影创作的项目，我们对于它们的创作每个过程都会有一些现金返还的鼓励措施，而且这样的现金返还政策还没有额度上限。另外，泰国政府还会提供支持性的服务，包括帮助国际性的电影创作团队来泰国工作。比如说最近我们投资建设了片场，其中还有相应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些工作人员都会说英语，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合拍、合作方面的工作。”

华夏电影公司副总经理黄群飞介绍华夏与“一带一路”电影周的渊源。

对于“一带一路”电影周在拓宽视野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华夏电影公司副总经理黄群飞介绍说，“2023年，我代表华夏在这里和上影节签订了‘一带一路’电影联盟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每年都派专业人员参与‘一带一路’电影联盟的选片和审片。刚才说到泰国电影，作为联盟的重要成员，我们今年会重新引进一部泰国的老片子，叫《初恋这件小事》，它过去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的。去年我们还看中了一部苏丹的电影，叫《再见，朱莉娅》，这是一部很小众的片子，但我们看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丹电影《再见，朱莉娅》有望正式在中国公映。

而曾经先后在鹿特丹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平遥电影节发挥扛鼎作用的马可·穆勒，则对上影节和年轻电影人提出了自己的希冀。“我常常问年轻的中国电影人，为什么你们总是那么热衷于少数几个特定的目标？比如那些所谓的国际销售代理、世界销售公司。要知道，他们手上有一长串电影清单，他们每年要宣发几十部电影，在一个50部候选影片的名单上你可能只能排到第32位。”

作为策展人，马可·穆勒先后在鹿特丹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平遥电影节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马可·穆勒坦言，“我跟贾樟柯一起创建了平遥电影节，后来我离开了。因为我想在电影节里打造那种如手工艺作坊般精致的策划与课程。然而，平遥电影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我发现我们无法真正照顾到每一部作品，这有悖我的初衷。”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电影节其实可以跟在布基纳法索举办的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FESPACO）取经，那是一个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大型电影节。在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上，你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观众专门过来观看非洲电影，他们对非洲电影的一切发展了如指掌。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真的在年轻人参与度方面非常惊人，年轻观众争相观影，现场非常活跃。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不再局限于最热门的韩国或日本电影，也能去了解东南亚电影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可·穆勒沉思片刻后补充道，“这样说似乎有点像是某种政治声明，但亚洲真的需要一个重量级的电影节，一个能够代表亚洲多数声音的电影节，而不是只为机械的机制服务的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