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1391-1469）是明代中前期的著名理学家，世称康斋先生，江西崇仁人。陈献章（1428-1500）、胡居仁（1434-1484）等一流儒学学者都出自他门下。吴与弼著述颇丰，所撰《康斋先生文集》十二卷，收有日记类著作《日录》。《日录》虽止一卷，却是“一人之史”，“悉言生平所得”，堪为理学家日记的代表。至其所得，不过是理学家进德修业之类的寻常物事，大要在接近圣贤的工夫。解读这类理学家日记，人们通常专注于日记中进德修业和修身的内容，而忽视其日常生活的一面。倘承认理学家日录仍属日记，只不过较为特殊而已，则并不难发现其中包蕴了许多世俗生活。而这些平凡的世俗生活，是认识理学家道学践履必要的背景。

在近世理学家日记范式转型过程中，吴与弼的《日录》虽篇幅短小，却是宋代理学家日记在明初复苏的标志，对明代中后期的理学日记产生广泛影响。吴与弼在理学谱系中尤重内省工夫，与他专心致力于《日录》写作有关。

吴与弼《康斋先生文集》卷十一所收《日录》，明嘉靖刻本

一、有意编排的日记

谈及中国古代日记写作的主体，理学家日记常因枯燥无味而被忽视，实则理学家是中国古代日记写作的主力队伍。会计日常生活，考镜治学修身的得失，是理学家日记的一般面目。然而，我们不妨设想，通常具有两副面孔的理学家在写日记一事上，往往和会计学家一样，也拥有复式簿记。大部分理学家都有两本日记，一本写给自己，秘藏枕箧；另一本则经由自己或后生编纂，精心选择，以便公诸天下。写给自己的日记，在理学家而言自然珍秘十分，百般爱护，却终于大部分还要有意销毁。故理学家所能流传后世的，常是本人或后生们意欲传诸久远的，是有意允许人们看见的那部分。于是，这些日记从私密到公开的过程中，理学家究竟如何删改腾挪文字，令人好奇。

倘是理学后生或他人删改，修改的环节与日记作者无关，我们不必深研。惟有理学家本人删改日记的举措，才可见他们究竟如何处理私密阅读和私人心得。《日录》是公开的日记，它应当别有底稿。《日录》中明确提及“明日书以自勉”等字眼，但刻本中的“明日书”已不存，足见吴与弼日记底稿远较今存本更为丰富。此外，吴氏丙午年（1426）年一条札记中明确写道：“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写诗外南轩。岚光日色，昽映花木……”这类保留明确日期的札记条目在《日录》中尚存许多，进一步确证吴与弼别有日记底稿，而今存《日录》仅是他有意流布后世的日记鳞爪。

从日记底稿到公开日记，理学家究竟做了哪些编排，以便树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形象？在见不到日记底稿之际，做一番以意逆志的推源溯流，同样可窥测理学家如何通过日记重构人生。

《日录》始于乙巳年（1425），这一年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改年号为洪熙，可惜当年就驾崩了。史书认为，这位相对贤明的君主一改明初苛政，重视文臣，推动改组内阁、宽平刑狱等一系列新政。类似举措与年轻的吴与弼干系不大，但在经历过正统、景泰和天顺诸朝世变之后，吴与弼晚年将这部分内容挪到公开日记的开篇，且有意截取其中特殊的梦境作为开端，便赋予这个年份以特别的意义。

日记开篇讲述的这个梦中，吴与弼和孔子、周文王同在南京崇礼街的旧宅。在东厢房中，两位圣人在中间，吴与弼在西间，似乎在批阅周文王世系书。吴与弼把孔子的容貌看得清楚，他很想问两位圣人：“人生知、安、行之心如何。”两位圣人未曾作答，这条日记也就此收束。我们无从判断吴与弼这个梦的真伪。也许他确实做了这样一个梦，又或者他有意编造。不管怎样，这一年的日记，《日录》只选了这一条，且放在《日录》开篇。就中的微言大义，不难想见。

在窥见孔子、周文王的梦之后，《日录》的第二条又是一个梦。这一回吴与弼梦见了朱熹。在梦中，吴与弼随侍在朱熹身边，朱熹“颜色蔼然，而礼甚恭肃”。梦以后仍是梦，且梦见的不是周文王、孔子，便是朱熹。《日录》中如此的结构安排，很难说不是吴与弼有意的安排。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排在《史记》列传的第一篇，意在表彰伯夷的高洁品行，而吴与弼在《日录》中刻意将梦见先圣先贤放在开篇，无疑也在树立心中的圣贤榜样，且暗暗地将自己归入儒家的圣贤谱系。可见，在编撰《日录》的过程中，底稿原貌如何，吴与弼并不特别留意，他的中心意思是要通过这部日记，让自己和圣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许多时候，吴与弼都比照前贤来重新确立写作的方向。如1425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瞥见晴光山色，却并不多写自然风景，而一定要缅想孔子千年前的舞雩之乐，写自己的体会暗合孔子的理想。《日录》中许多诸如此类的牵强联想，固然可说吴与弼确乎如此省察，却也不能排除他在重编日记时曾有意改写。

由于这层缘故，在《日录》中，标记年月的时间词汇常被置于札记末尾。这表明吴与弼选编日记时，日常生活的时间性记录不再那么重要，是否属于通往圣贤之道的修习体验才是入选《日录》的主要依据。儒家心性修炼的内容压倒了基于时间轴展开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消解了《日录》的时间感，也将理学家札记的特征再度突显。

二、与贫穷做斗争

在写定《日录》时，吴与弼有意提升日记的理学省思浓度，但他所据的底稿毕竟内容十分丰富，许多生活琐事与生存状态无法排除。于是，与修身无关的情绪也不自觉流淌而出。如某天吴与弼在外南轩读书后，觉眼睛痛，身体疲倦。他躺在床上，不知道往哪里安放这疲惫的心。吴与弼想起归家十五年来，“历艰辛实多，不堪回首”。从生活间隙出发的反省，是吴与弼《日录》展开的主要手段。而他不堪回首的一生中，最艰辛的部分便是与贫穷作斗争。在贫穷中读书，在逆境中超越，构成《日录》的主体内容。

在乡居躬耕读书的岁月里，吴与弼面临的首要大敌无疑是贫困。据学者统计，《日录》328条记录中，“安于贫贱”和“克治脾气”两大自我省察的主题分别为41条和18条（王璐《明代儒家省过工夫的发展脉络——以儒家修身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贫穷让吴与弼学会了精打细算，1432年七月十二日夜晚，吴与弼在“枕上思家计窘甚，不堪其处。反复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盖亦别无巧法，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道理悟得铮铮，他的内心也不能不因此起大变化。

贫穷每每激起吴与弼的愤怒和躁动，外加疾病缠身，故一想到家务事，吴与弼“心绪便乱，气即不清”。审视平生，实际上早在永乐八年（1410），吴与弼就意识到自己“气质偏于刚忿”。这一年吴与弼二十岁，在南京从台阁“三杨”之一的杨溥（1372-1446）学习，杨溥传授他《伊洛渊源录》，仿佛赐给他一面镜子，让吴与弼看清自己的坏脾气。从杨溥处归来后，吴与弼和老朋友李原道在秦淮河畔抵掌畅谈，互相砥砺，势要做一番克己工夫。不料此后十五六年间，吴与弼仍是“猖狂自恣”，“良心一发，愤恨无所容身”。约1425年春天，三十五岁的吴与弼幡然悔悟，决定重拾早年刻意学道的志向，然而碰到逆事，他排遣不掉，心里依然不高兴，克己复礼的工夫还是不到家。吴与弼重又鞭策自励，提醒自己“读书穷理，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

在《日录》中，我们常能见到吴与弼一再提醒自己用心学道，除妄想，安于贫穷。然而，家务缠身，贫病交加，使他根本无法专心致志于圣贤经传的学习。对此，他不惮于在《日录》中自曝，说自己“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许多时候，吴与弼自认羞愧，预备继续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实在克服不了，他也会抱怨，会重审圣人所处的语境，甚至怀疑圣人的处境并不如自己惨。譬如有一次贫困到极点，吴与弼就在日记中发泄道：“因事知贫难处，思之不得，付之无奈。……古人恐未必如吾辈之贫。”倘若圣贤贫穷到这地步，难道会比我吴与弼做得更好？这恐怕是此时吴与弼内心真实的想法。

超越贫穷，驾驭贫穷，觅得一安身立命的办法，是吴与弼能想通却又时时窒碍犹豫的人生道理。毕竟，就吴与弼整个人生来说，是“贫病相因，读书不前”。可见，理学家的自省并非一劳永逸之事，是需要不断巩固的。在此，日复一日书写的日记在记录反复省察方面的优势便逐步体现出来。如某天日记中，吴与弼又抱怨：“思债负难还，生理蹇涩，未免起计较之心。徐觉计较之心起，则为学之志不能专一矣。”日记可以不断复现日常生活，为日后反思人生提供了诸多印记。藉由日记，理学家可以清楚看见自己从前在道德和思想的进退。又一天，吴与弼“近晚往邻仓借谷，因思旧债未还，新债又重，此生将何如也？徐又思之，须素位而行，不必计较”。因为借稻谷，债上加债，吴与弼心境又乱了，又是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方得心平气和。不断重复的理学心得语，容易使读者厌烦，而吴与弼《日录》中这些话至今读来仍不觉无味，乃在于文本重复原本是日记的基本特征。

生活里每一次激起吴与弼自觉贫穷的事由都不一样，日记写来，又有微小差异。有一回是晚上收稻谷，吴与弼想起家用窘迫不能专门读书。有一次是读朱熹文集，家中点灯却没有油了，妻子只好烧柴火照明。又一回是十一月的夜晚，彻夜寒冷，吴与弼穿着单衣，将夏布加盖在被子上捱过一晚。这些置诸日常情境的《日录》故事，消解了理学的教条，也契合了日记的一般体例。通过《日录》，可见吴与弼每一次贫穷的起因和化解贫穷的心路历程虽大体相似，终于还有细微差别。这是人生的常态，也是日记能够容忍重复的特性。《日录》许多种贫穷的体验和应对贫穷的心法，因而可以被接受。换言之，日记享有不断书写重复生活的特权，可消解理学家不断省察自身、重复超越人性的枯燥程度，使其训示后学的方法不至于那么无聊。这就为《日录》获得更广大读者奠定了基础。

此外，揆诸吴与弼的《日录》，可见在官方叙事中，宣德、正统年间所谓“治教休明，民物康阜”的描绘社会盛况的文字并不可靠。至少，就大部分百姓而言，彼时仅仅是没有战乱，能在免于饥饿和穷困之间挣扎罢了。不然，应对贫困何以成为吴与弼生活的中心，成为不断摆在底层读书人面前的重大难题呢？吴与弼在《日录》中将处贫、耐贫、超越贫穷而继续志道向学的策略悉数公布，其书其学深受读书人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读书法门

吴与弼以布衣儒者闻名，然而世间的布衣无虑千万，儒者无虑百千，吴氏能自树立，关键还在读书。读书是吴与弼化解贫穷焦虑、整齐心气的法门。在《日录》中，可见吴与弼随处读书、随分读书。他读《近思录》，“觉得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读《论语》，觉得子思学说“亟当服膺”。每一部书，都是他走向成圣成贤的阶梯。在《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中，马丁·莱瑟姆（Martin Latham）写道：“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艰难环境下读书的历史不为人知却英勇卓绝，他们的精神用‘鼓舞人心的实用主义’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尽管中国历史上在艰难环境中读书成才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以儒家践履工夫细密写出的，倒主要存在于理学家日记中。《日录》就展现了吴与弼面对逆境，不断对外宣示“鼓舞人心的实用主义”。

乡居耕读生活中，吴与弼特重观万物以养心养气。他有时“夜观童子照鱼，静听流水”，悟孔子“逝者如斯夫”的道理。有时，他躺在田垄间看农人劳作，觉“静极，如无人世”。田园风光和农事劳作活动，成为吴与弼思考的背景板。看水、看天、看人沤田，沿途游览，这一切乡间的生活，让吴与弼心情愉快，于是归家焚香读书，“风日和煦，揽景乐甚”。那些“隔溪藉草，临流读书”的景况，是乡居生活好光景。在这一幅幅田园读书的场景下，吴与弼书读好了，理也明白了，心神也清爽了。这应当也是吴与弼对明道先生程颢“观万物生意”的效仿。

偶尔，吴与弼也下地干活，这是《日录》所谓“适蔬园中，虽暂废书，亦贫贱所当然”。他不为农事活动耽搁了读书而后悔，而自认身处贫贱之中，劳作是理所必然的。况且这样的劳作，与自然亲近，别有收获。如《日录》云：“读《孟子》，与野花相值，幽草自生，而水声琅然，延停久之，意思潇洒。”大自然不会不解风情，大自然只是呈现它原始的模样，野花幽草，水流激荡，被吴与弼遇见了，便与读书进境相互映照感发了。

在日记中，吴与弼也一并开示读书法。他的读书法主要在交叉读书，此法可提升读书的时长和效果。他说，“读《易》倦，观《晦庵先生年谱》。”这一减缓疲倦的切换读书法，使人想起当代学人裘锡圭对学生说：“你也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休息的时候看看金文。”此外，吴与弼还认为读书人处贫贱时，应当“随分读书”，即“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此心须澹然一毫无动于中，可也”。如果眼睛太痛，就束书不观，转而诵书。在吴与弼，书是一日不可丢掉的。阅读不动时，就诵它。有时候，他甚至对着野外大声讲诵，以此涵养工夫。

许多时候，吴与弼走向田间的小路上，也会默诵《中庸》字句，从容咏叹。这些行为，常被人看作是“书呆子”作派，但在吴与弼，却是“体于心，验于事，所得颇多”。体力活重的时候，吴与弼累了，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甚至隐隐要抱怨。不过他每每能转念一想：“每日劳苦力农，自是本分事，何愠之有？素贫贱，行乎贫贱。”疏通不快的心情，只有读书办得到，这是吴与弼褒扬读书功效的又一例。

四、驯服时间和日常生活

回忆是人生的常态，书写回忆因之也是日记的重要内容。那些时过境迁的事情，总能准确击中人心最柔软的部分，使日记作者在忆往思今里思绪万千，惆怅难已。吴与弼《日录》写他读《论语》“至年四十而恶焉，其终也已”，“不觉惕然”，因他也年近四十，能体会到孔子所说的道理。他深知作为老辈，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嫌恶，岂能不深刻自省？他在道路上碰到故友，发现友人“两鬓已斑，不觉怆然。问其年方四十。顷之，此公熟视予鬓亦已斑矣。益为凄恻，久之方别。既而思平生碌碌，只此衰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岂不信哉？”朋友之间对于衰老和时光流逝感叹的互相确认，加深了吴与弼自省的力度。可惜，流逝的时光是无法追回的，驯服时间的办法便只在回溯初心，并在往后的日子倍加珍惜光阴。

譬如，吴与弼看到自己二十岁时所作文章表达了有志于为圣贤的理想，可揽镜自照，如今的自己却是“非惟不能至圣贤，欲求一寡过人，且不可得。奈何奈何！”有一次，吴与弼又在《日录》中感叹“学德无成，而年光空老，平生之志不得遂矣。感恨何穷？”时光流逝，在平日看来是无所谓的，然而一旦回眸往昔，对照省察，难免感慨万千。在吴与弼，更有无尽的忏悔，后悔自己忘了初心，后悔志学希圣的道路走得不笃实。然而，往日已一去不复返，他只能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他在《日录》中谆谆呼吁：“安得好学茂年，痛倾此意！”吴与弼的岁月无多了，他想把人生的经验和教训通通说给好学的年轻人听。这点衷心意思，或也是他刊布《日录》的一大缘由吧。从这个角度看，《日录》中有关回忆的叙写可视作吴与弼公开的演说。

自然，吴与弼是有意为日记的，有意在日常生活中朝着圣贤的意思走。他时时把生活里的状况和前贤的故事相映照，暗合了，就愉悦，悖逆了，就反省。生活就这样不断地被驯服着走成圣贤遗留的样子，而《日录》也就记载了这许多值得玩味琐事。如：“小童失鸭，略暴怒。较之去年失鸭，减多矣。未能不动心者，学未力耳。”童仆丢了鸭子，他暴怒。女儿染上疮疾，他因此不能专心读书，一时之间也“躁急不胜”。这些愤怒，是寻常人难以免除的，也是我们读吴与弼日记觉得亲切的一大缘由。每每在这样的愤怒之后，吴与弼总力图寻找原因。譬如，有一回他暴怒过后，“徐思之，以责人无恕故也。欲责人，须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学圣贤方能此，安可遽责彼未尝用功与用功未深者乎？况责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责人，谬妄多矣。戒之，戒之！”经过这么一次大费周章的思考，吴与弼找到了自己愤怒的缘由，更觅得不发怒的办法。这些话，仿佛出自一位心灵导师袒露的心路历程，使人亲切，使人觉得他驯服日常生活的办法可以效仿。

理学家的内心世界，总不免要与人的喜怒哀乐情欲作斗争，赢了便近圣贤一步，倘败下阵来，必会深入反思一番。故因事暴怒，胸中块垒不消，是理学家所不愿见的。倘圣贤工夫到家，当在怒意未形之前，消释它。与许多理学家相似，吴与弼的怒几乎随在皆有，他把这些驯服脾气的历程写在日记中，抄在《日录》中。也因此，制怒的心路历程，《日录》中记载得异常丰富。从中，我们又可见，日常生活何其难以驯服，而作为理学家的吴与弼确乎有令人敬佩的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吴与弼并非一个被道学观念“吞噬”的理学家，《日录》中对生活琐事的描写，足征理学修身仅仅是他生活的部分内容，而绝非生活的全体。他教女儿读《论语》，去青石桥割稻子，在门口栽种竹子，到新房子授课心喜十分，坐在门外，对着满书案的图书、环侍的弟子，觉得“生意”满满。凡此，都是常人常情。这些举措，在晚明理学家眼中已算得上是落入“世情窠臼”了。难得的是吴与弼写出来了，让我们看见明朝中前期理学的混元状态。

自然，吴与弼刻意修身太过，一些行为也因偏执而显得迂腐，如某天日记载：“夜大雨，屋漏无干处，吾意泰然。”理念先行，将生活的所有东西都填进预设的框架中，不免使这类格物致知的故事因悖逆常理而略显荒诞。

五、回向理学日记

在谈论中国文学的自我书写传统时，人们常常注意到文学文献中的自传性书写，而很少将这种现代性的写作特征与理学家联系起来。理学家修身、克己等工夫，呈现在语录等文献中，并不仅仅是哲学和思想的话题，在文学的自我书写话题中也有重要意义。理学家善于书写自我，他们喜欢描写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进展。在许多语录和言说中，他们一遍遍讲述如何从一个愚钝无知的人走向光明俊伟。那些通过读书和自修走向名儒的经历，是历代理学门徒耳熟能详的，其中一些经典故事更是跃出儒学之外，成为世俗教化策略的一部分。

吴与弼在自传性的《日录》中，通过有意的剪裁，将记录日常的日记底本重组成具有修身意义的道德和智慧成长记录。他在重组的过程中删除的许多日常生活内容，我们已看不到。残存的零星记录，虽保存了以年份标记的时间线索，却无法在时间维度上显示生活的进程。通过选择性呈现，有意排列，吴与弼将生活中具有理学特征的密钥型内容择取出来，以便读者从中寻找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有意识的编选策略，突显了日记的理学特征，也是理学日记这一门类崛起的内在理由。

贫穷、农事劳作等，构成吴与弼《日录》超越日常生活的外在障碍。考虑到明朝正统、景泰、天顺、成化等时期大量底层读书人一边劳作一边读书，常态是贫困，则吴与弼《日录》中所面临的儒者困境及其超越策略，非常契合当时读书人的价值观。明英宗在复辟之后的天顺元年，将吴与弼召至京师授太子左谕德，在笼络士人的机心之外，显然还特别看重吴与弼及其“崇仁学派”在逆境中耐苦的心性修炼主张。理学家日记由此不仅是理学家个人的修身册，更是王朝意识形态公开教化的工具。

在理学家修身日记的谱系中，吴与弼及其“崇仁学派”居于重要位置。他们有别于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中所讨论的晚明理学家，不仅因所处时间在明代中前期，也缘于其理学日记尚不够精密和系统。吴与弼将许多生活内容纳入其中，这种敢于自曝的精神，值得称许，却也可见此期理学日记尚未经精心修饰。不过，这些修身日记最终仍然表现出日记的一般特征，即主人公最终呈现的是正面且值得讴歌的形象。在吴与弼的日记中，“59岁（1449年）之后的120余条日记中，因贫困和愤躁引起心理焦虑的记录不再出现”（王璐《明代儒家省过工夫的发展脉络——以儒家修身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可见，日记所示的吴与弼最终战胜了人性的诸多弱点，距离圣贤更近了。由此看来，《日录》也是儒门的成功学著作。

吴与弼从日记中收获了和平的心态，想必也看到了日记在自我修身实践中的广阔用途，故一并将其纳入日常教学。吴与弼给学生布置了写日记的功课，提醒他们记录“早晚所读书，及视听言动得失，应事接物当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须逐日札记，归日要看”。这些具体要求已近似清代书院规定性的日记作业。不过如上要求仅是宋代以来日记传统的复活，与宋儒黄榦的日记体式并无多大差别，仍多停留于生活表面的记载。惟有在对私密弟子的告诫中，吴与弼坦言希望他们记载内心世界，是所谓：“还家各记丁宁教，私录工夫日日新。”（吴与弼《赠同行诸生》）个体内心世界的独白，吴与弼也希望他们记录，不过叮咛的训诫意味淡了许多。更多地，吴与弼只是以身作则，认真写自家日记，传示后学。《日录》明确写道：“打点平生《日录》，感慨系之矣。”“看前去年《日录》，倦寝。”“看乙巳、丙午《日录》，感发多矣。”“阅近数年《日录》。万事不必计较，徒劳心耳。”“看去年《日录》，惕然兴感！”《日录》之于吴与弼，不是写完就丢的册子，而是用心经营，时时翻阅以自省的人生备忘册。甚至《日录》本身也成为吴与弼时时反省自我的宝贵资源。

《日录》既是吴与弼不断剖白与表演的舞台，就不妨碍我们在修身之外，探究其他部分的价值。从吴与弼不断翻阅自家日记的情况来看，《日录》底稿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于是，对吴与弼来说，重编日记就是在簿册中以放大或缩小的方式来呈现自家面相。尽管理学日记想展示的理学家面孔并不那么可爱，也难以赢得当今读者的热爱，却不并不能遮蔽它从一般日记中裁剪出来的事实。与生活意味浓厚、故事丰富的近代日记相比，明清时期的理学日记可能枯燥，却绝不无聊，其中也有许多活泼泼的“生意”。探明这部分日记的属性及其价值，是“中国近代日记探源工程”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