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鑫从未见过爷爷。

她是九零后，出生时，爷爷已经离世十多年。每年和家人去扫墓，看着爷爷的墓碑，她总会感到一丝遗憾，对她来说，爷爷一直很遥远，面目不清。

爷爷没有留下遗像，奶奶曾告诉过她，1976年爷爷因肺癌去世时，家里原本保存了一些爷爷的照片，但1980年代的一场意外大火，导致所有和爷爷有关的物品都被烧毁了。“小叔叔和爷爷长得最像”，储鑫从小听家人这么说，她会从小叔叔的样貌，去推想爷爷的样子。

今年8月，收到南京市档案馆寄来的户籍卡那一刻，储鑫很激动，爷爷终于变得具象起来：当年爷爷38岁，穿着一身中山装，气宇轩昂。“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查到的世界上仅存的一张（爷爷的）照片”。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放映，储鑫不会知道爷爷这段具体的历史。这是一部关于照片的电影——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几个南京平民被困在一间照相馆里，为了活命，他们被迫为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却意外地发现平民被日军屠杀的暴行在照片中显影。他们用生命保存的这些照片，成为战后审判的重要罪证。

电影的公映唤起了寻找历史记忆、寻找普通人在战乱中活过的证据的冲动。通过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一批民国时期户籍卡，许多人得以重新和那个年代的亲人产生连接。

战乱中，活下来的祖辈

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后，储鑫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许多网友分享，可以通过“我的南京”APP，在南京市档案馆查询祖辈的民国户籍档案。“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有了。”从档案信息中，储鑫得知，爷爷当了17年的兵。

户籍卡上显示，爷爷本名储和，生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本籍湖北，中学学历，1926年至1943年在国民革命军服役，1946年搬至南京，在“宗老爷巷”工作，从政，居住在南京市主城区的玉带巷三号。

储鑫爷爷的户籍卡，图中寄籍一栏疑似笔误。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让储鑫感到意外的是，户籍卡登记的户口信息中共有四个人，还记载着当时34岁的奶奶的信息：生于1912年（民国1年），职业是“理家”。当时两人有一个2岁的女儿和一个14岁的儿子。照片中，奶奶抱着一个有着肉嘟嘟脸的孩子，头上戴一顶小帽子。

储鑫奶奶。

储鑫说，父亲有五个兄弟姐妹，大伯、大姑妈、二姑妈，父亲是老四，有一个弟弟。

储鑫第一时间把档案的图片分享到了家族群，平时联系不多的亲戚们活跃起来，二堂姐（小叔叔的女儿）建议她，可以把照片拿去给大伯看看。

大伯就是档案中14岁的男孩，招风耳、小眼睛，如今已经94岁，居住在常州溧阳的养老院。8月，储鑫坐高铁从南京出发，找到了许久没有见面的大伯。大伯躺在床上，神智还很清醒，储鑫和他聊了一会儿，然后翻出档案照片，大伯一个个认出了父母、妹妹，还有自己。

储鑫大伯。

他们聊起爷爷，储鑫才知道那些被埋藏的往事：爷爷出生在湖北随县，小时候上过私塾，后入学黄埔军校。1946年，爷爷退伍后和家人一起搬迁到了南京，负责华侨方面的事务。在湖北老家时，爷爷已结婚生子。

储鑫查到的这批户籍卡，由当时南京的“首都警察厅”制作和保存，共有150多万张，记录了1946-1948年居住在南京主城区的部分家庭信息，后被南京市档案馆接收。据南京市档案馆的介绍，根据卡片记载的情况，1945年至1949年，南京居民、驻军加上流动人口，粗略估计应在130-14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主要由军人和外来务工人员构成，以男性人口为主。

“可以看出当时南京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南京市档案馆的介绍提到，当时的南京以政府机构、军队为主导，失业人群在这里寻找各种可以糊口的职业，所以，很多卡片上的职业类型为社会服务业。

李广瀚的爷爷来到南京也是在1946年，当时28岁。早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之前，李广瀚就关注到了社交媒体上可以查档的信息。去年，他就想查爷爷和大伯在南京的档案。六岁到九岁时，李广瀚曾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如今，李广瀚48岁，爷爷奶奶都已离世。

令他惊讶的是，如此珍贵的资料被保存下来了。他看到了爷爷的户籍卡，显示爷爷本名李特夫，生于1918年（民国七年），本籍湖北应城，当时（1948年）就职于“资源委员会”，居住于三元巷2号。奶奶本名魏文兰，生于1917年（民国六年），本籍湖北应城，职业是“家务”。

李广瀚爷爷。

李广瀚奶奶。

李广瀚说，户籍卡上还有很多人，都是奶奶的姐妹们，去南京工作时，爷爷奶奶顺便带上姐妹到南京念书。此外，他们当时有一个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

8岁的男孩，是李广瀚的大伯，在户籍卡上的姓名是李顺璀。李广瀚听长辈说过，因为当时用南京话读“李顺璀”不好听，后来大伯改名为“李乔陵”，乔迁至金陵之意。

李广瀚大伯。

在这批户籍卡上，除“本籍”外，还有“寄籍”一栏，即南京。许多人在历史动荡的时期来到了南京，也包括汪茜的外公。

7月，汪茜在社交媒体上得知可以查档后，去南京市档案馆拿到了外公的户籍卡复印件。去年，外公离世，汪茜想更多地了解这个陪她长大的人的人生。

户籍卡显示，外公俞泰生于1934年（民国廿三年），本籍宁波。

汪茜外公。

外公在1948年被家人送到南京的亲戚家谋生。母亲告诉汪茜，外公的父亲原本在上海从事鱼档生意，因在船上作业掉入水中，得了肺痨，身体每况愈下，家里不仅失去了经济支柱，还需要大量支出治疗父亲的病。

与此同时，战争不断。母亲对汪茜说，自己的奶奶曾跟她提到过日军入侵时惊心动魄的经历：上海沦陷，为了逃难，俞泰和亲人一起乘小舢板回宁波，在江面上遇到了日本人巡逻的船只。当时，渔船上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年纪尚小的俞泰推出来给日本人鞠躬。日本人看到船上都是老百姓，果真放过了他们，全船人因此躲过一劫。

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俞泰一家回到了上海，但上海局势混乱，生存不易。俞泰去南京，“就是为了让他活命，谋一条出路”。俞泰有五兄妹，他是老大，13岁时，正在上海读私塾的俞泰“人都没有扁担高”。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他进入姨父在南京开的店铺当学徒。据俞泰的户籍卡信息，户主是林耀祖，五金店的店主。

汪茜听母亲说，外公做学徒，店里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他要挑着扁担给店里的师傅送饭，很艰辛，从一个衣食无忧的经商家庭长子到这样的身份，外公生前对那段记忆印象尤为深刻。

家族故事里的时代痕迹

2006年，南京市档案馆接收了这批民国时期南京市户籍卡，此前，它们被遗留在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仓库，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

据南京市档案馆介绍，每一张卡片经过除尘、消毒、重新编号，再进入恒温恒湿的档案馆库房，被永久收藏。其中的重要信息被录入电脑，涉及数据300万条、3000多万字。整理历时四年，2011年，这批户籍卡全部入库，并对社会提供查阅。

这些户籍卡中，有14×8厘米的小卡片，被称为“口卡”，记录个人身份信息。大一点的是“户卡”，以户为单位。口卡上的信息类别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籍贯、教育程度、职业、与户主关系、身份证，还包括外貌、公民宣誓日期与宣誓地点、兵役、义务劳动、保甲番号、左右手指纹等。类目密密麻麻，有28项之多，还有对个人特征的描绘，如左撇子、瘸腿、麻子脸、眼盲等。

户卡上的信息，除了直系亲属，还包括了互保结人、枪支登记、房屋是否参加保险、本户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价值等，同时注明在南京沦陷期间本户财产所受损失、本户抗敌军人等。

在爷爷的户籍卡上，储鑫注意到“南区警察局”几个字，她想到，这可能对应她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爷爷当年曾经生活的玉带巷，后更名为玉带园，这里靠近城南万象天地，属于“城南”。

储鑫爷爷当时整户的户籍卡。

爷爷的经历决定了她和家族的命运。解放后，爷爷留在了大陆。大伯告诉储鑫，后来爷爷被调到了粮食局工作。

储鑫成了南京人。玉带园经历拆迁，在原址上新建了大片居民楼，从小，储鑫和奶奶一起在这里的小区居住。储鑫父亲年轻时做卤菜生意，卖鸭子，因为拆迁后少有人买，他开始从事旅游业，在江浙沪带团，很少在家。

收到爷爷的档案后，储鑫立即在网上查询了爷爷曾经工作的地址“宗老爷巷”，发现它位于“总统府行政院”北面，毗邻“国民社会委员会”，如今已没有这个路名。

通过大伯模糊的记忆，她得知爷爷曾经工作的地方可能叫“华侨医院”。她在网上继续搜索“宗老爷巷”，发现一篇几年前的文章和老地图，记录了南京已经消失的地名。她根据地图推测，“华侨医院”实际上可能是指“国民政府中央医院”，当时由华侨出资，也就是说，它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就是我们南京人讲的军总”。

李广瀚爷爷工作过的地方，办公楼已被划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位于南京工业大学校园里。李广瀚说，解放后，爷爷奶奶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他们从南京到湖南、贵州，再到重庆，又到海南，然后飞到台湾，这一路的痕迹留在了孩子们的名字里，李广瀚的二伯叫乔湘，父亲叫乔台，李广瀚就在台北出生。

李广瀚爷爷曾经工作过的国民资源委员会。

很小的时候，李广瀚就知道自己的祖籍在湖北。李广瀚记得，台湾的身份证曾会标明祖籍，他至今记忆深刻，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同学，祖籍有江西、四川、北京的等等。在台北，他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一条不长的小巷道，道上全是矮院子，住的都是来自各个省份的人，“你可以想象跟街坊吵架都吵不到一起。大家都很亲切，会彼此照顾、关心对方”。

他记忆中，爷爷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奶奶则对他又严厉又疼爱。有一段时间，堂姐从高雄到台北考大学，借住在爷爷奶奶家。当时见堂姐钱包里有钱，李广瀚便偷了去买东西，被奶奶发现后棍棒教育了一番。

爷爷退休后，不时和湖北同乡、战友或同事在家聚会、聊天、打麻将。他们在一起时说湖北家乡话，听得李广瀚一头雾水。小时候每到过年，准备的饭菜也有珍珠丸子、粉蒸肉等湖北传统小吃。

家里不时还会包春卷。春卷的寓意很吉祥，“炸出来是金黄色，所以我们都叫它炸金条，就是家里财源滚滚的意思”。长大后，他问长辈才知道，奶奶包春卷的手法其实是在南京跟爷爷同事的妻子们学的，南京的春卷，要包韭黄和粉丝。一家人到了台湾后，逢年过节，奶奶仍然还会去买江浙沪的点心：“采芝斋”的粽子糖和小孩酥，还有“老大房”的月饼。

这样多样又融合的经历影响了李广瀚。2000年代，两岸的民间交流、贸易变得频繁，当时30岁的李广瀚决心来大陆闯荡，他在北京做两岸间工业电脑销售，租住在中关村的一栋商业楼，隔壁就是公司，对面几户住着北京当地的大爷大妈。李广瀚早上出门，或下午回家时，他们总会招呼他到家里，“都会说，胖子进来吃两口吧”，“我们这里的饺子肯定和台湾的不一样”。那种主动的关心，让李广瀚恍惚回到了小时候在台北的生活，他觉得，那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像工作后那么遥远。

两年后，尽管本职工作结束，但李广瀚决定长期留在大陆打拼。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搬迁到了妻子老家郑州，一直在这里经营餐馆。

他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小学时，奶奶因癌症过世。爷爷寿终，在2000年时离开了。他现在仍然记得，年轻的时候给爷爷奶奶扫墓，墓碑上可以看到许多新中国之前的地名。

时代变迁，也在每个家族的故事里留下痕迹。汪茜外公曾经做学徒的五金店位于南京的长江路，如今那里也早已改变了面貌。汪茜从母亲那里知道，解放后，军工企业招工，外公进入了一家军工厂。

上世纪50年代初，外公的父亲在上海去世，外公的母亲因为伤心哭瞎了眼。不久，外公最小的弟弟也因病离世。外公的母亲后来曾和汪茜的母亲讲述那时的艰难：一家人住的地方，从最初租的两间石库门房子，到一间，最后住到亭子间。

汪茜说，当时上海市政府帮助联系到了在南京的外公，外公母亲等家人于是投奔外公，搬到了南京。“他承担起了作为一个大哥的职责”，外公的整个家族此后都生活在南京，包括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后代。很长一段时间，他赡养母亲，照顾刚来南京、没有工作的弟弟和妹妹。甚至到结婚后，仍会不定期地给弟弟妹妹钱。

汪茜印象里的外公喜欢学习。他后来又去工农兵大学深造，一直工作到从军工厂退休。在外公留下的回忆录里，他分享了上学的经历，“先是钳工，又去钻研，然后又搞安全生产”。

汪茜在南京出生、长大，现在在当地做儿童教育工作。她回忆，上幼儿园时，外公每天骑着一辆小摩托送她上学，沿着明城墙，到鸡鸣寺那里，就快到她的幼儿园了。

到初中上物理课，汪茜学习电源的正负极知识，回到家，外公会用电灯泡做实验，向她展示灯是怎么亮起来的。外公负责维修家里所有坏了的电器，台灯坏了，他会把其他台灯拆了，重新组装一个新台灯。外公虽然不擅长做家务，但“他就喜欢捣鼓这些事情”。

外公离世后的一年来，每次路过台城到西家大塘的那一段明城墙，汪茜就会想到他。

1998年，汪茜（右一）小时候和外公、表姐。

去世的人，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汪茜的外公俞泰一直在南京生活，直到去世。

2015年，俞泰在南京鼓楼医院被查出患有间质性肺炎。汪茜记得，当时医生说外公只能活两年。医院有正在做临床实验的新药供病人尝试，外公申请成功后坚持服药，延长了生存期。但从去年开始，他基本下不了床。去世前半年，外公晚上睡不了觉，需要汪茜母亲和舅舅轮流陪夜。去年8月的一天，“他就去上了一个厕所回来，然后倒在沙发上，很自然地去世了”。

那时，汪茜整天以泪洗面，当地有习俗，头七期间不能上坟，但汪茜管不了那么多，她会偷偷地去墓园，在外公墓旁久久站着，和他说说话。

查到外公当年的户籍信息后，从小和外公相处的记忆，又一下子涌了上来，汪茜开始觉得，“找回他当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物件，也算一种留念”。

汪茜是家里的独生女，由外公外婆带大。小时候，她调皮，不爱吃饭，外公会开玩笑似地把她绑在凳子上喂饭，汪茜就很开心。外公“爱捉弄别人”，爱玩，退休后，他也闲不下来，经常摆弄花草、种子和果实，每个邻居都送。院子里种了枇杷树，他会邀请邻居来家里摘枇杷果。

外公还很喜欢摄影，他为社区拍了不少照片，参加过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他还会修图。外公也爱旅游，他退休以后，汪茜和父母带他去了不少国家，“他就很爱回来吹牛”。晚年，外公还会和别人比较学习强国的积分，“他就是觉得争光”。

后来外公身体衰退，汪茜要上班，但每周都会抽空去看他，和他聊聊天。“他非要让我坐在他面前，就会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

有一段时间，外公经常跟她提，自己很难受，想死。汪茜很痛苦，不理解外公的想法。后来，她慢慢想通，或许是生病后，外公觉得没有了生命的尊严。对于疾病缠身的他而言，死亡也是一种解脱。

找到户籍档案后，储鑫也开始重新忆起离去的奶奶。奶奶是在她13岁时去世的，不小心摔了一跤，脑干出血。

出生没多久，储鑫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但父亲工作忙，她被奶奶照顾带大。那时，幼小的储鑫不懂，她经常听大人说，“你还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可以照顾你”，听多了，她觉得烦躁。

奶奶走后，她开始怀念她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奶奶曾对储鑫聊起，那个年代，她要裹小脚，因为疼，她自己会偷偷把布剪掉，第二天被发现，又不得不缠起来。储鑫说，奶奶有全名，这和当时嫁人的其他普通女性不一样。户籍卡的信息显示，奶奶曾经读过小学。

储鑫记得，快90岁时，奶奶身体还挺好，能喝两口白酒，喜欢吃猪头肉和炸臭干。有时，奶奶会用一个小醋碟，倒一点白酒，用打火机一点，酒精燃烧起来，奶奶徒手蘸酒，涂在身上疼痛的地方，“可能是为了活血化瘀”。

记忆里，奶奶是个善良的人，那个年代，普遍条件不太好，碰到上门乞讨的，奶奶身上没钱，“都会给人家一口吃的”。储鑫有印象，有一个阿姨经常来看望奶奶，她后来了解到，当年阿姨出生时没有母乳，是奶奶把她喂大的。

户籍卡照片里奶奶抱着的孩子，储鑫在见到大伯后才确认，这是奶奶的女儿，她的大姑妈。在大姑妈的口卡上，没有独立的照片，只有代表指纹的符号。储鑫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大姑妈2岁的样子。去年，她摔了一跤，去世了。

对储鑫来说，这意味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长辈不在了。小时候，从玉带园到大姑妈家，车程要一个半小时。即便如此，储鑫经常一个人坐公交车去。那时，五十多岁的大姑妈也离婚了，储鑫喜欢大姑妈，父母待她情感都淡薄，她觉得待在大姑妈家比自己家轻松自在。

大姑妈一直在一家工厂工作，直到退休。每个月，大姑妈给储鑫一百块钱。有时还把单位发的“票”给她，让她去门市部排队领汽水喝。暑假，储鑫会去姑妈家跟她一起打扑克牌。

后来储鑫毕业、工作，逢年过节，她会塞钱给大姑妈。“她都不要，但是我硬塞给她。我挣钱了，我有能力了，我报答她以前对我的恩情。”

如今想起来，储鑫觉得后悔，自己结婚生孩子后，工作也多，她去看大姑妈的时间少了。大姑妈在ICU的时候，储鑫去见了最后一面，那时，她已经没有意识了。

大姑妈去世前，都是一个人居住，唯一的娱乐是看电视，但后来电视坏了，没人修。堂姐（大姑妈女儿）和储鑫说，妈妈过世后，她回去时，坐到家里的板凳上，“发现板凳腿已经断了”。储鑫说着，哽咽起来。

未竟的心愿，永远的纪念

决定去养老院看大伯后，储鑫才知道，大伯已经在养老院住了两年。两年前的一天，大伯跟朋友约好打麻将，朋友一直没等来大伯，上家里一看，发现他摔了一跤。之后，小叔叔把大伯送进了医院，出院后又送去养老院。

多年来，她和大伯交集不多，小时候一起玩过，大伯也会塞钱给她。因为户籍卡的缘故，储鑫会多些念想。她觉得，大伯应该是个挺有想法的人，他初中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标志的“标”，因此和户籍卡上的名字不一样。

年轻时，大伯离开南京，去常州打拼生活，终身未婚。储鑫记忆里，大伯行踪漂泊不定，和家里人很少来往，偶尔回南京，只是跟大姑妈叙叙旧。两人因为年纪接近，相比其他兄妹关系更好。

奶奶去世后，大伯要求带走自己母亲的照片保管，“可能他跟我奶奶的情感会比较深，因为他是奶奶的第一个孩子”。

储鑫说，晚年住进养老院前，大伯独自住在类似廉租房的房子里，“把自己的遗照都洗好了”。去看大伯前，储鑫特意买了一些巧克力，因为想到大伯年纪大牙齿掉了，但喜欢吃甜的东西。大伯有咳嗽的症状，储鑫剥了一颗巧克力，又掰成一半，不敢给大伯吃多，递到他嘴边，他吃了一口。储鑫看得出，大伯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储鑫给他看了户籍卡后，他喃喃自语——大妹（储鑫大姑妈）在ICU躺了七八天，他当时刚好摔跤骨折，让人接他回南京，开车赶过去，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临走前，大伯的眼里忽然噙满了泪水。

这是储鑫第一次见到长辈哭泣。储鑫说，我下次再来看你，给你带烤鸭吃。大伯说，好。

储鑫觉得，大伯也许是回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和父母、妹妹相处的记忆，又或许想起了一生中的某一个瞬间，情绪翻涌上来，泪水不仅仅是因为悲伤。

一些更深的遗憾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缝隙里。户籍卡上，李广瀚奶奶的两个姐妹在1949年后回到湖北应城，本以为能再回南京团聚，却成了永别。

李广瀚奶奶姐妹。

李广瀚奶奶姐妹。

李广瀚的姑姑李淑仙的信息也留在户籍卡上，时年4岁。李广瀚曾听大伯回忆，当时爷爷和姑姑吵架，李淑仙便回了应城老家，而爷爷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因为走得太急，没有时间回湖北接女儿一起。

李广瀚没有见过姑姑，记忆中，爷爷提起姑姑，无数次懊悔地说，自己“干什么要和她（李淑仙）吵呢”。他后来才知道，1966年，姑姑病逝。

李广瀚姑姑。

离开南京后，直到去世，爷爷再也没有回过南京。1987年，台湾当局调整政策，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上世纪90年代初，和老家湖北应城书信联系上后，李广瀚的爷爷和父亲从香港转机，辗转落地武昌机场，抵达老家。李广瀚说，那一次，爷爷在老家待了将近一个月，那也是爷爷唯一一次回大陆。

同爷爷一道去了台湾的大伯，此后常年在高雄居住。这次李广瀚查档案信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伯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想念大陆，特别想回曾经生活过的南京看看。

找到档案后，李广瀚决定趁大伯身体仍然可以走动，带他回南京。2024年5月，李广瀚陪着80多岁的大伯从高雄抵达了久违的南京，大伯很兴奋，走过小时候走过的街道、巷口，想找回曾经的记忆。如今，许多建筑都变成了高楼大厦，李广瀚说，到了怀念的地方，因为腿脚不便，大伯也只是看一眼。

李广瀚大伯回到南京。

那天，大伯对李广瀚回忆起来，他们当时居住在爷爷的员工宿舍，他原本在洪武路附近的小学念书，后来因为觉得上学走路远，便转学至三元巷附近的汇文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当时，三元巷新街口附近有一个大华戏院，他经常和父母去戏院看戏，看过一部抗战胜利的电影，他还曾去巷子里买油炸小吃，或者去中山陵乱跑……李广瀚想到，跟着父母去台湾时，大伯还不到9岁。多年后，身在台湾，他对那段在南京的经历始终念念不忘。

李广瀚大伯曾经就读的汇文女子中学附属小学。

去了南京后，大伯又回了一趟湖北应城老家，之后便回了台湾。李广瀚感觉到，回来之后，大伯整个人“衰老了蛮多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好在，大伯已了却心愿。

找到外公的档案后，汪茜好像和他重新产生了连接。“我觉得他给我留下很多精神类的财富。”

8月初，她把户籍卡照片发到家族群，群里，大家回忆起外公这一生，说他很不容易，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汪茜的母亲说，正好是他去世一周年。

外公刚去世时，汪茜一度无法接受。现在，她慢慢意识到，外公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她觉得，人要学习，才不会变笨。外公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去五金店当学徒、工作期间上夜校、退休后自学摄影和上网……

她工作后，外公经常会教她各种方法和道理。外公做过管理层，他以自己的工作举例，告诉她，如果有人犯了错，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对方，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去夸他做得好的地方。

汪茜说，外公走得突然，没有留下什么老物件，有一份回忆录，这份“自传”是他用图片配文字的方式记录的日常生活。汪茜留意到，外公喜欢在其中分享童年趣事，捡包装纸、放鞭炮……鲜少提到年少时的艰苦经历。

外公还留下了他珍爱的相机。现在，汪茜每年会到外地旅游，记录生活，有时带着外公的相机，“会让我更加热爱生活”。

汪茜外公坐在玄武湖畔。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广瀚及其家庭成员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