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节亲历记：虚构的中世纪与活着的历史-DTCMS 新闻发布网

托尔金节亲历记：虚构的中世纪与活着的历史

article/2025/7/15 13:07:28

幻想文学如何创造传统，而传统又如何塑造未来

五月末，我抵达德国北威州的Geldern，正逢一年一度的托尔金节。下火车后，我步行穿过一片林地，远远地看见草地上升起了帐篷，烟火缭绕，有人在河边磨面，有人在棚下用古式木工打造手斧，有孩子身着霍比特服饰在泥地上追逐。一时间，我并不觉得自己“进入了中土”，而是仿佛走进了一场确实存在于历史里的村落节庆，没有现代音乐，没有荧光色，没有塑料。只有火堆、吟唱、木头、弓箭，以及手写的精灵语标牌，认真的，不容嘲讽的。

托尔金节第二天的入场决斗

这是一种不同于“cosplay”的氛围。不是模仿，不是角色扮演，更像一种仪式化的生活转调：人们暂时放下真实身份，但不是为了躲避，而是为了进入另一种可以成立的世界，一个书中的世界，一个拥有语言、地理、传说与传承的世界。这个世界，叫中土；它的缔造者，名叫托尔金。

我从未见过一个节日这样同时承载幻想与秩序。在活动场地的主棚内，德国托尔金协会正在举办“精灵语诗歌朗诵会”，两位学者穿着长袍、带着笔记，字正腔圆地论述元音元辅的古语言变化、从古北欧文献中抽取出的托尔金语法原则，以及如何通过诗歌复现中土语言的音韵结构。我见到听众举手提问，有人请教：“在《精灵宝钻》中，此句是否能按照昆雅传统发音朗诵？”学者认真回答，台下顿时响起掌声

旁边的小屋是“霍比特厨房”，志愿者正用柴火锅熬制洋葱汤，孩子们排着队等着蘸蜂蜜面包。再往前，是手工艺者集市：皮革匠、银饰师、古书商、植物师，每一个摊位都像从第三纪元的集市搬来。

参与者们正聚在一起喝啤酒，图源：Silber-knoepfchen

那一刻，我意识到：托尔金节不只是粉丝文化的自娱自乐，它更像是一项尚在形成中的民间传统。它有时间表，有地理中心，有代际参与者，有语言与故事体系。它正在完成一个幻想文学罕见的飞跃：从“被阅读的文本”，变为“被继承的习俗”。这不仅仅是文化节，更是一种对“传统”本身的提案。

书读完，传统才开始：托尔金“历史感”的构建

J.R.R. Tolkien 作为语言学教授，是极少数真正具备“形塑神话”的知识结构与心理执念的现代作家。他的中洲并不是“想象中的国度”，而是用整个西方语言史、民间信仰、宗教隐喻与神话结构“拼写”出来的完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托尔金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编撰一套属于英语民族的替代神话（substitute mythology），一种为失落的文化创伤创造补语的历史性修复。

他曾在信中写道：“我希望为英格兰创造一个神话体系，如芬兰的《卡勒瓦拉》、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那样，一个属于语言的神话，不是宗教，却能够让人们相信。”（Tolkien， Letters， 1951）换句话说，他并非在写作中“复制”一个中世纪，而是在构建一个“可以流通的历史幻想”，使它具有语言的纹理、文化的时间感与宗族的层级结构，仿佛它真实地发生过，只是被某种时间断裂埋藏了。

托尔金极为重视“可信的历史错觉”（the illusion of historicity）。这体现在他对中洲世界的年代编排、文字谱系、语言演化、神祇与生民之间的因果链条的构建中，《精灵宝钻》《魔戒》《未完成的传说》这些作品相互嵌套，不是为叙事方便，而是为了营造一种“被考古学可能找到”的历史深度。例如，《精灵宝钻》如同远古经卷，《魔戒》像一则中世纪传奇，而《霍比特人》则像是晚近的民间故事。这种“从经史到志怪”的文学手法，让中洲不只是虚构国度，更是一个具有可继承性的文本宇宙。

为了赋予世界“信史的质地”，托尔金还大量构造语言细节。他的创造过程先有语言，后有人物和种族。昆雅语、辛达林语、黑语等并非情节装饰，而是“历史发生机制”的一部分。每种语言背后都是一段迁徙、一次分裂、一次命运的转向。学者汤姆·希普（Tom Shippey）称：“语言在托尔金世界中不是工具，而是文化演化的痕迹，是民族身份的化石。”（Shippey 2003）

这种史观也延伸到他对英雄与时间的理解。中洲的时间线是神话性与断裂性的。它不是“永恒重复”，而是“逝去与遗忘”：精灵逐渐衰落、努门诺尔沉没、伊鲁维塔不再发声，这是一个自带“失落感”的世界。其核心不是乌托邦，而是记忆的残片；不是现世繁荣，而是曾经伟大。托尔金真正的文学发明，不是构造未来，而是让一个过去“值得被悼念”。

爱好者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节日，图源：arandil_dtg

因此，托尔金节本身也不是庆祝未来的节日，而是悼念中土失落文明的象征仪式。当参与者在森林里吟唱昆雅语诗篇，或手制灰港木船模型时，他们其实是在重建“失落”的共同体经验，就像一群文化的继承者，在没有真实祖先的前提下，依旧庄严地传承一个他们“选择相信”的过往。

这种“反向历史建构”能力，是幻想文学极少数可以与民族史学相对话的维度。托尔金成功地将文本转化为时间，将角色转化为象征，将虚构事件转化为可以继承的仪式动因。于是，托尔金节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有人“喜欢看小说”，而是因为那部小说早已具备“历史文本”的力量：它允许人们拥有悼念、再现、继承与纪念的可能性。

如同中世纪修士在《编年史》中夹带寓言与神迹，现代人也许正通过托尔金节，以另一种方式缝补自己的文化记忆断裂。区别只是，我们的神话是从小说来的，我们的纪念碑是从手工艺与角色扮演中搭建的。我们不是在庆祝托尔金，而是在把他的世界推进到历史可能的领域之中。

节日里的学术编织

参加托尔金节最令我惊讶的，不是霍比特人的服饰有多精致，或中洲小吃的调味多么古典（朴实），而是现场浓厚的学术气氛。这不仅是一场沉浸式体验，更是一次关于语言、文本与文化史的严肃讨论。在我看来，托尔金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并未将“知识”与“扮演”割裂开来，反而将两者编织成一场充满活力的公共神话实践。如果没有这部分，那么托尔金节也不过只是一场大型的漫展罢了。

活动期间，德国托尔金协会（Deutsche Tolkien Gesellschaft，简称DTG）组织了一系列全天候讲座，议题涵盖从语言演变、文本比较、神话谱系，到中洲政治史的虚构逻辑。其中一场讲座名为“昆雅语的时态系统与叙事声音的交织”，由一位大学语言学教授主持。在他讲解托尔金如何在昆雅语中构建一种“叙述用语层级”时，台下不少观众认真记笔记，提问环节甚至有人自带托尔金原稿注释版本，与讲者交流诗歌重音与词尾变格的问题。

学术讲座之外，还有更多轻量化但仍具知识密度的环节：比如“托尔金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的互文性”小组讨论，或者“精灵建筑风格与哥特式宗教美学”的公开演讲。这些讲座穿插在节日活动当中，与角色扮演、音乐会、战斗演练等“感性环节”并置，营造出一种少见的“参与性知识现场”。你可以上午参加关于《精灵宝钻》叙事结构的讲解，下午立刻换装化身兰斯特拉人，参与一个“第三纪元战役”的情境模拟。这种体验打破了现代人对“知识是抽象的、冷静的”的误解，反而使知识回到了它应有的，仪式性、身体性、共同记忆性的场域。

托尔金节的这种“学术—仪式复合性”，可被看作一种“未来传统”的结构模型。在现代社会中，节日常常成为文化的缓冲器，它一方面承载叙事，另一方面制造身份。而托尔金节，因其背后有如此丰富的文本、语言系统与文化逻辑，使其从“粉丝聚会”自然进化为“准宗教仪式”：在这里，知识不是脱离感官的抽象分析，而是成为可以行动、可以复述、可以歌唱的公共语言。

学者 DimitraFimi（2010）指出，托尔金文学的延续性不仅源于文本自身的深度，更在于其“启发了一种文本之外的知识实践，这种实践通过语言学习、宗教拟仿和社群叙事持续再生产神话结构”（p. 78）。换句话说，托尔金的文学遗产之所以持久，是因为它被后代读者发展成了一种“学术-仪式混合型传统”。而在托尔金节上，这一传统得到了几乎完美的场景验证。

夜间共读

甚至可以说，这种节日行为正在为幻想文学赋予一种新的社会功能，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当代社会缺失的意义系统，临时搭建一种共享叙事框架。它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里，讲座不是冷板凳，朗诵不是装饰品，知识不是排除感性的机器，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共同创造”。

当我们穿上斗篷、朗诵昆雅语诗句，听讲中洲神话中的“失落之战”，我们不仅在缅怀一个虚构的过去，也在建立我们自己的未来，一个可能进入时间、可能被铭记、可能在几代人之间流传的未来。

历史是被制造出来的

在托尔金节的林地营地里，我时常恍惚：我们究竟是在模仿一本书，还是在继承某种过去？在那些用辛达林语写成的指路牌、讲解员讲述第三纪元起源的语调中，我意识到，这里的人们并非“把小说当历史”，而是用小说的语言在实践一种新的历史感。唯有大家都相信此刻真实，才能够彻底在中土世界沉浸两天。

历史，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堆叠，而是一种可以被继承、被讲述、被仪式化的文化结构。正如历史学家Hayden White（1973）所指出的：“历史的真实不在于它是否发生过，而在于它被讲述得多么像真的。”换句话说，历史是一种被叙事构建出来的幻真（truth-effect）。它不是完全虚构，但也不需要“原始证据”来成立，它需要的是一种连贯的、具有参与可能的讲述。

托尔金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创造了精灵与霍比特人，更在于他用语言、血统、编年、战争、神谱和灭亡，为这个世界提供了“讲述的权力”。而托尔金节，则是这套叙事结构的集体再表演，它让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获得了一种几可乱真的“历史沉积感”。我看到手工艺者在复制第三纪元王国的徽章，看到父母教孩子朗读昆雅语祭词，看到学者在露天剧场讨论努门诺尔的道德衰败。这些行为，并不只是“模拟”；它们更像是一种正在被组织和继承的“文化行为”。托尔金节的历史性，并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是关乎它是否已成为代际之间可以重演、可以记忆的仪式网络。

在这个意义上，托尔金节不仅仅属于托尔金，而属于所有“渴望传统”的现代人。而也许，传统本就如此形成：不是因真实发生才流传下来，而是因为它值得相信、值得重复、值得共同进入。百年之后，也许某位历史学家在记录21世纪民间文化时，会写道：“在每年五月，人们聚集于森林或古都，身披奇装，讲述一个旧时代的故事。他们自称后裔，唱着祖先的歌谣。”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不过是那一段叙事的原点。

结语：当幻想成为我们最真实的历史记忆

我离开托尔金节的那天傍晚，正值黄昏。林地边的草地上，一群孩子正围着一位身着长袍的吟游诗人坐成一圈，他用近乎古英语的腔调低声讲述芬威家族的兴衰。而远处的集市上，匠人还在雕刻带有精灵符号的木盒，一位老太太蹲在炉边慢慢地翻着黑麦饼，几个青年则在练习辛达林语中的“r”音发音，一切井然有序，像一个活着的旧世界，仿佛它从未消失，只是我们刚刚学会重新进入。

在那一刻，我并不觉得我在“纪念”托尔金。我甚至忘了自己是个现代人，是个读者、学者、观察者。我只是某个文化演化链条中的一环，像那些念诗的孩子、烤饼的老人、讲古的学者一样，在“重复”某种我们认定值得记住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