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奈瑞贝科将要重返科文特花园的英国皇家歌剧院，此事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这位53岁的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曾经在2014年登上新闻，据称她为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分裂分子送上礼物（译注：指奈瑞贝科当年为俄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歌剧院员工捐赠了一笔钱款）。再往前追溯两年，她也曾将自己名字列入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竞选总统的名单之中。在2022年2月之前，她一直听命于克里姆林宫，或者她的恩师、大权在握的指挥家瓦列里·捷杰耶夫。只要他们召唤，她就会登台献艺。

2025年5月27日，德国柏林，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安娜·奈瑞贝科在

当俄罗斯战机轰炸基辅，一切都不复以往。持奥地利护照居住在维也纳的奈瑞贝科一直保持低调，直到战事爆发五周后，看着演出邀约被一一取消，她才发表了一份声明，与这场战争划清界限……她的原话是：“我明确谴责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我的心与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同在。”

这样的声明太过微薄也太过迟缓，她的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与她断绝了关系（译注：德意志唱片公司仍然将奈瑞贝科列为其签约艺术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撕毁了多年的合约。有几家歌剧院——主要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取消了对她的抵制，但奈瑞贝科如今已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烫手山芋，她（在西方世界）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零星的示威和不恰当的关注。

那么，科文特花园为什么下个月要请她回来演唱《托斯卡》，在这个演出季里还会请她出演《图兰朵》，以及明年6月还会罕有地为奈瑞贝科在歌剧院主舞台举办一场“亲密”的独唱音乐会呢？

上个月，皇家歌剧院总监奥利弗·米尔斯试图夺走一名叛逆的临时演员在谢幕时挥舞的巴勒斯坦国旗，他未能得手，反而惨遭耻笑。随之而来的是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比尔德爵士取消了与以色列歌剧院联合制作一部歌剧的计划，拖延很久之后才宣称这并非出于支持巴勒斯坦人士煽动的压力，而只是出于员工安全考虑。本周又有一群英国议员和亲乌克兰文化界人士联名在《卫报》上发布公开信，要求皇家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取消对奈瑞贝科的邀请——按照他们的讲法，这是一个“在地位与责任、利益与价值、沉默与良知之间”的“决定性的选择”。进退两难。

米尔斯还是有点先见之明，在这个演出季公开时他就说明，奈瑞贝科的回归并非他或者比尔德的决定，而是新任音乐总监雅库布·赫鲁萨的明确要求。执行者中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这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没错吧？

但奈瑞贝科参与的新版《托斯卡》将由米尔斯亲自执导。这部歌剧的情节饱含刑责、未遂的性暴力、谋杀与自杀，最适合由大牌明星领衔主演。安娜·奈瑞贝科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哪怕人到中年的她嗓音已显衰退，而她的观众群体也因乌克兰冲突而四分五裂。英国的歌剧观众们当然有权再一次听到她，这也是邀请她的部分原因。

新版《托斯卡》宣传照

或者说，会不会我们都错了？我们是否正因为她的国家的行为而使一位重要艺术家成为受害者？这位单亲妈妈，抚养着神经多样性的孩子，需要他人认可其才华，才能维持生计和自信。很难不对安娜·奈瑞贝科抱有某种同情，她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一位诠释伟大而残酷的意大利歌剧的史诗级的表演者。上次我在斯卡拉歌剧院的《安德烈·谢尼埃》中看到她，就像是一股自然的力量，牢牢地掌控着全场。当她从台左退场时，现场的张力骤然消散。这种磁场堪比卡拉斯与萨瑟兰，还有索尼娅·容切娃和阿斯米克·格里戈里扬，此类物种亟须得到保护。也许人们原本应该以奈瑞贝科所擅长的领域而接纳她，而非她曾签署过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她的辉煌岁月里，她几乎没有为自己积攒什么功德，以至于没有哪些同行对取消她的演出表达不满（译注：实际上男高音考夫曼、指挥家蒂勒曼等都曾为她发声）。奈瑞贝科目前正在起诉大都会歌剧院，指控其基于出生地的诽谤和歧视，这绝非重塑其歌剧职业生涯的最佳途径。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科文特花园让她演唱，那就要倒霉了；而不让她演唱，就会被起诉。从现在到9月11日《托斯卡》上演，反对的力量会逐渐累积，示威者会高声叫嚣，米尔斯也会很难解释为何其演出季开幕会陷入如此昂贵且不必要的干扰。奈瑞贝科不该为此遭受责难。这幕困境更多是关系到在这个贫困而疯狂的时代里，我们这个国家最后一间仍能正常运转的歌剧院应该提供什么。奈瑞贝科只不过是我们的多重困惑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