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最后一位大哲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更希腊地思希腊人之所思”（das griechisch Gedachte noch griechischer zu denken，坊间一般简化为“比希腊人更希腊地思考”）。乍听之下，这个主张违背常理，令人诧异：作为后人，我们尽一切努力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难道不是趋近并还原“希腊人之所思”，怎么可能比希腊人“更希腊地思”呢？对自居为希腊思想的守护者——古典语文学者和古代哲学史家——而言，此话不仅危言耸听，简直傲慢无礼。他们若非保持不屑一顾的沉默，便会报以冷嘲热讽，有的说海德格尔“把古希腊人劫持为人质”，也有说“海德格尔的希腊人不过是穿上古装的德国人”，如此等等，揶揄之意溢于言表。这不由令人想起早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尼采，这位海氏之前与古希腊人关系最紧密的大哲，当他的青春洋溢之作《悲剧的诞生》付梓后，不也遭到以维拉莫维茨为首的正统古典学者的嘲弄和攻讧么？莫非相隔了半个世纪，这是“语文学和哲学之争”的又一次上演么？

1920年代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所言“更希腊地思希腊人之所思”比青年尼采更进一步，很可能代表了整个古希腊哲学接受史上最为极端的立场：它意味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交锋，不是与被平均化了的全体希腊人，而是与极少数人，他们最根本地体现出古希腊文化的独特性并据此在思想的事业上取得伟大的成就，这些人便是哲学家（以及部分诗哲）。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海德格尔最先与之交锋的古希腊哲学家是亚里斯多德；随后他一路回溯，先从亚里斯多德返回柏拉图，经历了三十年代的“转向”，又从柏拉图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直到四十年代，海德格尔执着于他们当中的三位——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以及阿纳克西曼德。这最后一位，乃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哲学家，因为他是有文字传世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比阿纳克西曼德更早的泰勒斯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海德格尔曾于1946年撰文《阿纳克西曼德之箴言》对传世的片言只语做出阐发（参见《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63-426页；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第五卷，1977年，第321-373页）。极富意味的是，此文联结起西方世界第一位哲学家和最后一位大哲，而这种关联并非常见于哲学史研究的忠实解读，恰恰建立于“更希腊地思考希腊人之所思”的极端立场上。我们不禁要问：海德格尔对阿纳克西曼德的思想阐发和古典语文学及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有何根本差异？他如何以及为何“更希腊地思”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

所谓“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指的是这位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伊奥尼亚哲学家存世的唯一一个残篇。这个残篇之所以能够存世，要归功于古典语文学者的辑佚工作。由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著作几乎完全依赖间接的方式流传于世，即主要通过古人的征引，无论对之进行翻译、阐释还是研究，辑佚者的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辑佚者甄别征引者和原作者的文字，尽最大可能恢复原著的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其学说的本意。

“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被国内学界通行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系列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三联书店第一版，本文引用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页）收录“文献记载”第2篇，位于该篇中间，译文如下：

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

《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三联书店第一版

翻阅此书“后记”可知，这段文字由王太庆译自第尔斯编辑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成》（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第三版（1921），属于编号为D9的文献记载。（顺带提及，上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所能得到的最新版本大约便是这一版了，但《残篇集成》在第尔斯过世后由他的学生克朗茨修订增补，于1951-1952年出版第六版，该版成为定本，其中D9被一分为二，残篇的编号改为B1，围绕残篇的征引者文字的编号改为A9。）

这篇文献记载采自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辛普利丘斯所撰《亚里斯多德〈物理学〉评注》一书，而辛普利丘斯又转录自现已亡佚的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1-前287）的《自然哲学家学述》。于是，阿纳克西曼德的原文被征引者辛普利丘斯的转述文字及其来源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文字围绕，究竟哪些属于原文，哪些属于转述，需仔细甄别。第尔斯在推出《残篇集成》第一版（1903）之前，已经对上述两部著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分别校理出版了泰奥弗拉斯托斯《自然哲学家学述》的残篇，收入《古希腊哲学学说汇纂》（Doxographi Graeci, 1879）以及《辛普利丘斯对亚里斯多德〈物理学〉前四卷的评注》（Simplicii in Aristotelis Physicorum libros quattuor priores commentaria，1882-1895）。此后出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成》第一版有意识地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文本（见该版第15-16页）：起首是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文字，中间为阿纳克西曼德的原文，最后是辛普利丘斯的文字。这番辑佚工作精审地辨析了阿纳克西曼德的原文、征引者的文字以及征引者的征引者的文字。

虽说第尔斯编纂、克朗茨修订增补的《残篇集成》第六版一直被学界奉为标准版，最近几十年来古典学界出现的接受史热潮，也推进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的辑佚工作，最知名的当属2016年出版的娄卜丛书九卷本《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两位编者拉克斯（André Laks）和莫斯特（Glenn W. Most）明言，他们不再以恢复哲学家的著作原貌和学说本意为宗旨，也不再专注于哲学概念和哲学学说的发展史，而是更强调古代哲学家如何被同时代人以及后世的古人理解、阅读和阐释。于是，《早期希腊哲学》把古代世界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接受置于核心位置，系统地呈现从哲学家生活的年代直到古代晚期的接受史。

无论以作者为中心（第尔斯），还是以征引者为中心（第尔斯的当代后继者），辑佚的宗旨都是还以历史的真实，尽量恢复作者（或征引者）的原文，据此还原作者（或征引者）的本意。可是，经过严格缜密的辑佚工作，语文学者还原作者本意最直接的方式——忠实于字面的直译，真的能够触及作者的思想本身，再现原文的思想之真么？那种忠实于字面的直译，读来就像在古希腊语课堂上所作的“翻译”练习，多半是两种语言之间急就的简单转换，没有经过透彻的深思。对于像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这样高密度的哲学文本，此种不假思索的“翻译”活动与哲学思想关系甚微，只能给出一个历史的陈迹，一具僵死的躯壳，阿纳克西曼德的思想本身却已抽身离去。另一种接受方式，思想的再发明，才能滋养思想本身的活力，再现原文的思想之真——这正是海德格尔《阿纳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所做的工作。诚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发明建立在古典语文学的基础工作之上，包括他所使用的古典文本的校勘本和辑佚本（例如前述第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成》），以及希腊语-德语词典和希腊语词源词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再发明是语文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恰恰相反，语文学严厉禁止此种再发明，因为它和语文学的历史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发明，倒是与神话再创作的精神如出一辙：神话再创作根据一个古希腊神话主题以及最透彻地表现该主题的文本进行文学艺术的再创作，思想再发明则根据一种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最深刻地表述该思想的哲学文本进行哲学义理的再发明。更具体地看，这两种接受方式也存在平行关系：神话主题里的核心要素是神话人物和情节，而哲学思想里的核心要素是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联。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有一个核心概念以及相关的次要概念，就像每一个神话主题都有一个核心人物以及相关的次要人物；如果我们把神话人物比作具象的概念，哲学概念比作抽象的人物，那么哲学概念的意涵有如神话人物的性格，概念的词源好似人物的谱系，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概念之间的语法和意义关联就好比是一种情节。

借助此种类比关系，让我们聚焦于海德格尔对“箴言”的再发明，也就是《阿纳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的最后一部分（中译本第401页及以下）。首先，海德格尔采纳英国语文学者和哲学史家伯内特（John Burnet）的观点，将“箴言”原文从第尔斯辑录的残篇（见上引王太庆译文）缩短至前一句话的最后三个单词和删除了最后四个单词的后一句话（这也是前述娄卜本《早期希腊哲学》的读法），他给出经过缩短的原文，以及常见的忠实于字面的翻译（中译本第402页）：

……根据必然性（to chreon）；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adikia）

而相互惩罚（dike）和相互补偿（tisis）。

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发明从这里开始，整个过程曲折起伏，堪比一场“三幕”悲剧。首先，“箴言”的思想主题，也就是这里的主语“它们”所指，已经被确定为“存在之谜”，以此为基础，“第一幕”（中译本第402页及以下）让第二句话里的三个概念（即adikia，dike和tisis）脱离通常的伦理和法律含义，从“存在之谜”的角度赋予新的意涵，再发明为德语的Fug（嵌合）、Unfug （非嵌合）和Ruch（牵系），用古奥生僻的德语单词凸显这些概念的鲜明性格，再用德语的词根道出每个概念的谱系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除了名词性的概念，第二句话里的其它单词如动词、介词和连词，以及名词的变格也被再发明，用来组织新的情节，譬如动词词组“受到惩罚、进行补偿”转化成“让嵌合和牵系归属”，adikia的属格从表示“因为、由于”转化成表示“克服”，就连kai这个连词也不再进行简单的关联，而意味着“因此、从而”。凡此种种发明，都改变了原文的情节，让这三个次要概念表达出悲剧性的意味，为接下去的主角登场酝酿了气氛。“第二幕”（中译本第413页及以下）回到前一句话的最后三个单词，让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最核心的概念to chreon发生根本的转化，动用希腊语和德语的词源，将之发明为德语的Brauch(用），并且将这里用介词kata表达的语法关联从“根据”转化成“循着”；于是，to chreon成为“思想借以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达出来的一个最古老的名称”（中译本第414页），也就是这出悲剧的真正英雄。最后的“第三幕”（中译本第422页及以下）把整出戏剧推向高潮，阿纳克西曼德的to chreon加入其他古希腊哲学家用各自的核心概念所思的“存在之谜”的合唱：to chreon预示了巴门尼德的Moira以及赫拉克利特的logos，导向柏拉图的idea和亚里斯多德的energeia，但悲剧的结局已隐伏其中；再后来又向着罗马人的actualitas（“现实”）和现代人的“事实性”和“客观性”沉沦，直到“存在”被彻底遗忘的当下，等待着救赎的到来。

全文末尾，海德格尔对“箴言”做了如下“迻译”（中译本第425页，译文略有改动）：

……循着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相互归属。

海德格尔自称“在一种思想的对话中翻译这个箴言”（中译本第385页)，“翻译”在这里意味着“转渡”，向着“希腊人之所思”的转渡，其实质也就是思想的再发明。与古典语文学者和哲学史家忠实于字面的翻译根本不同的是，海德格尔的再发明试图重新赋予“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思想的活力。古典语文学者和哲学史家尽可以指责海德格尔严重违背了历史之真，但这就像古典神话学者要求神话再创作必须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是同一种历史主义精神主宰了古典文化的接受。对神话主题的再创作（譬如上篇讨论的索福克勒斯《厄勒克特拉》），倘若完全忠实于古典文本，也就不成其为创作，顶多可算“忠实的”译本；对哲学思想的再发明也是如此，所谓“忠实于”原文，往往停留于字面，死于字面，无法葆有思想的活力。需要用“强力”赋予原文新意，才有可能重现古代哲学家给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思想活力，但“强力”绝非随意，必受到思想本身的约束（参阅第四篇“本己意图和接受意图”）。

可见，海德格尔所谓的“希腊人之所思”，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存在之谜”。通过他的思想再发明，阿纳克西曼德成为最早思考“存在之谜”的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的箴言”也成为最本原地思考“存在之谜”的文本。海德格尔从亚里斯多德返回柏拉图，再从柏拉图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执着于其中最早期的三位，乃是为了克服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从早期希腊思想那里寻找“另一个开端”，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诗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因此，他基于“存在之谜”的思想主题，对三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进行了思想再发明，一如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对古希腊神话题材的再创作。后者是基于muthos作诗，乃作诗最本己的活动，前者是基于logos作诗，海氏称之为“先于一切诗歌的原诗（Ur-dichtung）”；前者作为“作诗地运思”（das dichtende Denken），趋近后者作为“运思着作诗”（das denkende Dichten），如海氏构建的他自己与诗人荷尔德林之关系，并通过此种关系为德意志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再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缔结精神上的纽带。将思与诗结合起来，本就是古希腊文化的独到之处，秉承这一古希腊文化特质的德意志诗人和哲学家，有两位——荷尔德林和尼采——被海德格尔视作自己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们同样深刻地结合了诗和思。身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恰恰要在“作诗地运思”上超越尼采（他称尼采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完成了西方的形而上学，而这正是海氏“作诗地运思”所要克服的），趋近那位他并不与之竞争的诗人荷尔德林——“运思着作诗”的最伟大的德意志诗人。

海德格尔对阿纳克西曼德（以及其他几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悲剧诗人）的思想再发明实践了“作诗地运思”。他围绕某位思想家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概念及其所思之物来“作诗”，就像古希腊神话的再创作者，围绕某位诗人的一个或几个神话主题及其所思之物进行再创作。再创作者忠实于神话主题所思之物本身，而非诗人的文本；同样，再发明者也忠实于基本概念所思之物本身，而非思想家的文本。再发明者阐发基本概念及其所思之物，并最终“迻译”成他的母语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正如神话主题的再创作者将该主题“移入”自己创作的文本。那种对哲学文本亦步亦趋，根据辞典给出的含义所作的阐释和翻译，就如同对神话文本进行“忠实的”翻译和解读，不属于再创作，因此也只能达到历史之真而无法触及思想之真；而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家进行的思想再发明，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与他们交锋，比他们“更希腊地思”“存在之谜”，正因为他和他们一样，追求的是思想之真。

（乙巳年五月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