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让课堂变得更好了吗？

以Chat GPT为首的AI工具一经问世，就让教育工作者陷入恐慌。ChatGPT能在几秒内搜集、总结研究资料，并起草一篇完整的论文。许多院校试图对AI加以规范，却收效甚微。在AI不断更迭，飞速发展的当下，学校和师生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AI的关系：选择拥抱或者是全面禁止。AI的到来，也迫使师生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教育的未来。

2025年7月，纽约巴德学院教授许华（Hua Hsu）以“在AI摧毁大学写作之后会发生什么”为题，在《纽约客》撰文。在文中，一位名叫亚历克斯（Alex）的大学生在与许华见面时说，自己会用AI来完成生活中的所有写作。他依赖Claude搜集资料，用DeepSeek进行推理，靠Gemini生成图像，用ChatGPT编辑日常文字。亚历克斯开玩笑地表示：“我需要用AI来给女生发短信。”他甚至坦白，自己用了AI来安排与许华的这次会面：“我才懒得打那么多字。你看出来了吗？”

亚历克斯向作者展示了如何使用AI来生成论文，替自己阅读文献。当被问到教授是否会对此有所察觉时，亚历克斯表示教授的年纪大了，对检测程序并不熟悉。而在将文章交给不同网站检测后，一个网站表示该论文有28%的可能是由AI生成；另一个网站则认为可能性为61%，难以达成一致。不过亚历克斯承认，如果教授追问一些论文细节，他很可能会露怯。

对于自己的做法，亚历克斯承认“这就是作弊”，而他的朋友尤金则认为“这是作弊，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弊”，因为亚历克斯的行为没有制造受害者。

作为回应，一些教授要求学生提供带有时间戳的论文编辑记录，也有教授选择恢复随堂考试，让学生回归纸笔作答。另一些教授，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年级写作项目负责人丹·梅尔泽则设计了工作坊。他将写作视为一个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过程，包括起草、获取反馈（来自同伴，也来自ChatGPT）和修改。梅尔泽表示：“如果教授仅仅布置一个泛泛的作文题目，不参与任何写作过程，等着一个月后收作业，这简直就像在为作弊创造环境。这是在纵容自己社群里的违规行为！”

许华认为，人们很容易纠结于学术不端的案例。去年年底，一项针对高校管理者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表示作弊现象有所增加。人工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许华写道：18岁之前，我们上学是因为不得不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完成社会化过程。本质上，我们是在学习如何遵守规则。然而，大学是一种选择，隐含着一种默契：学生完成一系列任务（有时涉及他们认为毫无意义或不切实际的学科），然后获得某种学历证书。

但即便是对最功利的学生来说，追求分数或文凭的过程也附带着好处：你会学到如何克服困难，或许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本身的意义。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学生们可以完全绕过这个过程，避开其中的困难。

由于监管的困难，一些高校管理部门不再试图禁止学生使用AI，而是将其引入教学过程中。5月，在牛津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院校尝试将人工智能融入课程后，OpenAI公司推出了专为教育场景设计的产品ChatGPT Edu。

在国内，AI的迅速发展同样促使一些学校将AI接入课堂。在“声东击西”的一期播客节目中，五位来自全国不同城市、不同学科的中学老师，分享了他们使用AI的经历与感受。据老师们表示，AI的确为辅助教学带来许多方便，包括写课件、分析英语语法、做名词解释和案例搜集、课后出题等。在北京教初中英语的王老师介绍，在今年春节后，学校开始针对如何使用DeepSeek、Kimi，包括组合制作PPT等进行培训。但王老师指出，AI生成的教学大纲并不好用，最终还需要老师结合学科积累进行修改。

另一方面，将平板电脑交给学生，要求他们使用AI，会带来很多课堂纪律上的管理困难。在上海教初中生物的陈老师提到，即便通过断网等手段解决学生退出学习系统，在课堂上随意上网的问题，学生依旧会用平板乱拍照、上传不当内容。

在完成及批改作业方面，AI也远非完美。在上海教初中语文的罗老师指出：学生通过AI写的文章格式僵化，尽管内容偶有亮点，却充斥着不像是人类写出的句子。而AI批改作文时所作的评语，也存在意思不够精确，对优秀和一般的作文评价相似等问题。但更令罗老师担忧的是，伴随着各类短视频、算法一同成长的孩子们，他们对于汉字结构的认识明显下降，经常出现汉字书写顺序错误、结构颠倒等问题。他们的课外时间被各种视频娱乐占据，阅读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压缩。成都国际高中的张老师也担心依赖AI会使得学生变懒，导致他们的书写、数理分析等能力因缺乏训练而退化。

在为学生忧虑之余，几位老师也担心自己赶不上时代的浪潮。将AI融入课程教学的要求，在师生中越来越普及的AI工具，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操作AI的工具人”，甚至开始反思教师存在的意义。

尽管教师们纷纷提出：AI不应该替代学生思考；写作的过程依旧充满价值，不应完全由AI完成；学校应该针对AI生成新的考核与评分标准，但院校在具体执行层面，尚未达成统一。

作为一名英语系教授，许华在文章中写道：在大规模引入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还有必要教学生们写作吗？而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一个时代，写作对普通人来说如此重要？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帖子、评论区的愤怒留言、客服对话……更不用说实际工作中的写作了。我们的写作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正如文学学者黛博拉·勃兰特所说，在这个“大众写作”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通过数十次的文本创作来理解世界。在一个所有人都能使用同款人工智能助手的未来，写出新颖有趣句子的能力，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蟹化的人类

2017年，德国科学家发表了关于“蟹化”（carcinisation）现象的研究，发现不同谱系的甲壳动物独立进化出了螃蟹的特征。然而，这一寻常的趋同进化发现，被媒体过度炒作，产生了“万物皆蟹”（Everything becomes crab）的网络梗文化。

尽管理性的批评者强调，人类在生理上不会变成螃蟹，但Aeon.co网站7月4日发表的文章Homo crustaceous（甲壳人类）认为，如果扩展“蟹化”的定义，人类作为集体，确实在经历某种形式的“蟹化”。

文章作者Michael Garfield是一位专注于智能进化史和未来跨学科研究的作者兼艺术家，著有《如何生活在未来》（即将出版）并担任获奖播客节目《循环中的人类》（Humans on the Loop）主持人，曾在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等机构工作。

文章认为人类经历广义上的“蟹化”的证据在于：首先，和螃蟹类似，人类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世界间的“潮间带”环境中；其次，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构建“外骨骼”。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贸易通信把现实数字化，地方文化在全球化中消融，人类身份被标准化简化。螃蟹作为深层文化象征，反映了人类在边界模糊世界中的生存状态。近几个世纪，人类集体进化在加速模仿螃蟹的适应性转变——针对苛刻环境进行优化。这种“蟹化”体现在社会的标准化、数字化趋势中。

作者通过神话和文学作品追溯了人类对螃蟹的历史性迷恋。

从H.G.威尔斯《时间机器》(1895）中预言螃蟹是地球生命的终极形态，到古代神话中的各种蟹类存在——希腊的卡基诺斯（Karkinos）、赞比亚的恩卡拉（Nkala）、菲律宾的坦巴诺卡诺（Tambanokano），以及北欧传说中的海怪克拉肯（Kraken）。这些都表明螃蟹长期占据着人类想象的边缘地带。

20世纪中期，东西方都出现了螃蟹主题作品。美国导演罗杰·科曼的《螃蟹怪兽的攻击》(1957）和苏联作家阿纳托利·德涅普罗夫的《螃蟹占领岛屿》(1958）都展现了螃蟹作为威胁的形象。随后在《高达》、《银河战士》等作品中，螃蟹式外骨骼成为人类对抗敌人的力量装甲。在这些故事中，螃蟹象征着高效、残酷的简化进化。从《神秘博士》中的各种甲壳反派，到《异形2》中雷普利穿着机械外骨骼与异形女王的经典对决，都体现了同一主题：为了战胜“完美生物”，人类必须变成类似的存在。

美国电影《螃蟹怪兽的攻击》(1957）海报

作者认为人类对“战斗蟹”的持续迷恋，不仅源于对海洋生物奇异解剖结构的好奇，更重要的是螃蟹帮助人类理解了两个深层问题：一是人类如何用增强力量的工具包裹脆弱的肉体，二是与工具的共生关系如何逐渐削弱人类的原始特征。螃蟹既是威胁人类的“他者”，也是人类重新定义自身以适应威胁的手段。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主要通过“构建生态位”而非“生物适应”来征服环境，依靠文化和工具重塑世界。现代人类几乎无法脱离技术辅助生存，我们的基础设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外骨骼”——从代谢角度看，每个人的能耗相当于12头大象。我们的传感器网络如螃蟹的“眼柄”般延伸至太空和海底。通过互联网设备观察世界的方式，与螃蟹的复眼系统惊人相似。

但这种进化进程本身呈现出癌变的特征。从轨道俯视，城市化的延时摄影看起来就像癌细胞转移——密集、纠缠、失控的突变组织增长。人类的蟹化竟然采取了扩散性癌症的形式——这既奇怪又完全在预料之中。“癌症”一词源于希腊语karkinos（螃蟹），拉丁语cancer意为格子或监狱，暗示我们在用符号和数值系统切割世界的过程中，反而被困在自己创造的笛卡尔坐标网格里。

蟹化体现了生物系统追求效率的“懒惰”本性——4亿年来，螃蟹通过失去尾巴等“冗余”结构获得生存优势，正如人类依赖文化技术使大脑变小。然而，这种集体效率以个体韧性为代价，使我们越来越依赖大型机构。螃蟹虽是优秀的回收者，却是糟糕的创新者，只会“残酷高效”地战斗。作者警示道，面对行星管理的复杂挑战，仅靠“残酷高效”是不够的。人类必须反思并超越蟹化趋势，寻找新的进化路径。

作者的分析始于笛卡尔1619年的天使之梦——“征服自然是通过测量和数字而实现的”(The conquest of nature is achieved through measure and number），由此产生的数学、代码和法律系统构成了看似基础设施实则为“外结构”（exostructure）的行为约束网络，自上而下地塑造着人类行为。

在数字时代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中，人类被拆解成德勒兹所称的“可分体”(dividuals）——统一自我的碎片化单元，困在消费主义和监控国家这些巨型捕食者的“钳子”中。社交媒体不是承诺的“地球村”，而是被监视的黑暗小巷，催生了“螃蟹心理”（crab mentality）——零和博弈、去人性化的竞争模式。我们生活在卡莱布·沙夫所称的“数据大脑”(Dataome）控制下，这个行星级集体计算系统承担了记忆和决策负担，代价是人类整体智能虽然增长，个体技能却萎缩至几乎为零。

2024牛津年度单词是“脑腐”。

战争技术的演进进一步推动了蟹化进程。从德涅普罗夫预言的自我复制武器到威尔斯构想的工业化战争，每项军事创新都成为人类“蟹化”的里程碑。达斯·维达（Darth Vader）成为这一进程的完美象征——完全依赖机器的残缺人类，体现了不受约束的左脑掠夺性冲动。现代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资本和战争的机械操作渗透，我们在自己创造的网格中被迫玩着蟹式逻辑（crab logic）的游戏。

然而，生物学研究也揭示了希望：虽然五组在进化树上原本是分离的节肢动物各自独立地进行了蟹化过程，“去蟹化”(decarcinisation）现象实际上更为常见。在进化历史中，有七次螃蟹从典型的蟹形体态中“逃脱”，演化成其他形态。白垩纪蟹类革命(Cretaceous crab revolution）中，Callichimaera perplexa等物种展现了从装甲防御转向灵活游泳的进化路径。统计显示，更多生物趋向鱼类而非螃蟹——鱼类有30000多种，而螃蟹只有7000多种。

各科蟹类谱系的趋同脱壳体型，以及游泳型和/或化石型节肢动物的趋同附肢。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av3875

作者强调，环境通常青睐灵活的群体即兴创作而非僵化的风险减少算法。人类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即使维达最终也选择了家庭而非权力，摘下面具看向儿子。权力能自我辩护，但无法提供意义，预测不等于理解，减轻危险不是真正的生活。

文章最后认为，如果人类物种确实有未来，它将是战略性多样化的：工程师与艺术家并存，技术官僚与神秘主义者共生，蟹人与鱼人以及每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组合都有其价值。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找到灵活性、社会性和多样性，而非困在单一的蟹化模式中。地球是海洋行星，学会游泳比紧抓固体地面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