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片对“卖点”的认知正不断拓宽与深化。过去，商业片的优势多建立在明星阵容、视听奇观、热门题材与成熟类型之上，主题深度居于次要地位。

而今，形势已悄然改变。商业片虽仍以清晰明快、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但也开始追求“思想深刻”“富有哲理”，以便铸就新的市场竞争力。

当然，这也造就了消费社会一个独特的悖论：思想本应带来精神的启迪与灵魂的激荡，如今却必须经过通俗化的转译与精致化的包装，才能适配大众的浅层观赏习惯。毕竟，观众的渴求是无需费力攀爬思想的高峰，便可轻松触及思辨的深度。

《志愿军：浴血和平》就表现出对“和平”的独到理解。影片以停战谈判为情节主线，有大量戏份表现中国外交官的运筹帷幄，在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但影片却不断让观众见证：外交场合的谋略、敏锐、勇气，在实力​面前是如何苍白无力。

这样，影片以雄辩有力的方式证明：和平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这种认识，摆脱了天真的幻想与廉价的自我感动，直指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也触及国际政治中不容回避的底层逻辑。

《志愿军：浴血和平》除了通过叙事层面的双线交织来凸显主题，也经常借助人物之口，对主题进行直接宣讲。相比之下，《刺杀小说家2》的主要看点虽然是视效，情节逻辑也存在较大问题，但它通过情节结构的编织，融入对生活的哲理思考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

《刺杀小说家2》在现实与虚构的套层结构中，铺陈了“现实困顿”与“想象性突围”这一经典母题。影片还不满足于让两个世界交织映照，而是将二者彻底打通，让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直接对话、并肩战斗，进而改变彼此的命运。

也就是说，影片用一种哲学视角审视着现实与艺术两个世界：现实中困窘落魄的个体，可以通过创造艺术世界彰显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书写自己的梦想与奇迹；而看似瑰丽神奇的艺术空间，同样充斥着阴谋、欺诈与无常。如此一来，影片提炼出一套辩证的处世哲学：以平和之心看待人生起伏，以昂扬姿态面对生命困厄。

在这股追求独特性、深刻性的潮流中，《731》的叙事并未止步于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控诉，而是在揭露历史之恶的同时，试图冷静追溯这种极致残忍的源头。影片鲜明有力地指出，侵华日军的邪恶背后不仅有国家意志的驱动、民族性格的畸形与个人野心的膨胀，还有工具理性支配下，“科学”本身也成为了暴行的同谋。

更进一步而言，在这套泯灭人性的体系中，施暴者与受害者都被异化为实验数据与研究材料。或许，这才是731部队最令人窒息之处，也是影片超越常规历史叙事，对“历史”和“人性”所作的入木三分的烛照。

《震耳欲聋》在国庆档也比较特别，它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也有对社会痼疾的深入剖析，还有对人生意义的高远追求。

影片围绕“声音”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社会网络，洞察了社会的阴面和阳面：李淇从明哲保身、精致利己的装聋作哑到为听障群体发声，这种为弱者嘶吼的正义力量震耳欲聋；手握权力、财力的金总，代表的是资本的声音、上层的声音，充满了傲慢和伪善；身处底层的听障群体，从谨小慎微、沉默不语到最后走上法庭，用手语为自己发声，以无声的方式汇聚成震撼人心的集体呐喊。

此外，“震耳欲聋”也是对主角命运轮回的巧妙呼应，李淇在开头是寂寂无名的“失语”地摊律师，结尾他选择回归“地摊”，但这一次，他通过真正俯身贴近底层民众为其发声，其行为本身构成了足以被社会听见的、振聋发聩的声量。

当然，这些影片在突显“深刻”时并没有走向自命不凡的自我沉醉，而是在努力讲好一个故事的前提下，将创作者对于历史、人生、人性的思考自然地融入其中，从而将“思想盛宴”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思想深刻”与商业片本就存在天然的抵牾，两者要水乳交融，还要自然妥帖，对于创作者而言是巨大的艺术挑战，成功者并不多，一旦影片没有足够的叙事功力以匹配追求“深刻性”的野心，只会让“深刻”浮于表面，成为一个不被珍视的“赠品”。

如《毕正明的证明》触碰了复杂的现实和人性议题，却最终通过理想化、简单化的方式实现了正义胜利、价值回归，并未在思想深度上更进一步；《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流露出对现实困境、动画产业的反思，但由于情节逻辑和叙事技巧的薄弱，最终在廉价笑料的堆积中消解了议题的严肃性……

与其他年度国庆档电影进行纵向对比，可以看出2025年国庆档在类型供给上其实非常丰富，战争、犯罪、奇幻、喜剧、动画等类型，争奇斗艳，百舸争流。

电影制作者已不再满足于复刻“主旋律大片”的成功公式，而是将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各种题材，甚至追求叙事深度，以此创造商业卖点，并从多元角度呼应家国情怀。

然而，这种创新暗含着创作者的创作焦虑，他们急于证明自己能够驾驭多元题材和深刻议题，却在商业逻辑和急功近利心态的催化下将“深刻”变成了新的市场奇观，最终给人“姿态”大于“实质”的观感。

这可能也同时意味着，电影市场正加速走向分众化与精细化，需要照顾众多观众群体，甚至要贴心地满足观众更为个性化的观影需求。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除了进行必要的市场调研之外，还需要考虑在市场细分的背景下，题材类型、叙事方式、演员选择、投资规模等，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适应。

更重要的是，对于成长于网络剧、短视频、剧本杀、游戏和网络小说中的年轻观众而言，他们对于热门题材、明星效应或者特效轰炸可能已经产生了“耐药性”，电影创作者必须寻求更精巧的叙事策略，完成与目标受众兴趣和心智的精准对接。

尤其对那些具备一定审美品位的观众来说，电影不能止步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浅层描摹或对社会现实的猎奇性再现，他们期待电影能够以朴实、真诚的姿态，袒露创作者关于存在本质与生命意义的哲学探寻。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郝桐，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