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未来10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科技结构、城乡结构等经济结构转型具有较大空间，蕴藏巨大增长潜力。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相融合，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人”的因素全面凸显。应对挑战、赢得主动，重在拉动消费，重在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

“投资于人”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于人的现代化。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将资金、资源更多“投资于人”，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以国内结构转型应对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赢得战略主动的核心是增长。发展与冲突是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西方的主要问题是冲突，东方的主要目标是发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有效释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形成更加稳定、安全、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释放结构转型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我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的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阶段，实现4%——5%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重在“投资于人”。促进结构转型进程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转型突破。以基础研发、应用创新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和人才配置结构，这就需要充分释放“人”的价值，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释放结构转型的巨大增长潜力需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2024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汽车、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从中长期看，拉动消费关键在于释放服务消费巨大潜力，需要以全面“投资于人”增强居民服务消费意愿、消费信心、消费能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促进。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于人”已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结合点。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结构转型的重大任务，也是促进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转型的矛盾掣肘。破解“投资于人”滞后于“投资于物”的结构性矛盾。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其产出效益将持续下降。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以社会保障、基本医疗、教育、住房等对人的相关投资占比（16%左右）相对偏低。破解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掣肘。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明显增大，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仍显不足。以养老为例，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5.6%，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从现实情况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破解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挑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结构性改革不突破，经济政策有效性会大打折扣，其作用空间也会逐步变小。

加快推进“投资于人”的结构转型是全面扩大内需的根本之策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推进“投资于人”的结构转型，是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全面扩大内需的根本之策。

贯彻“民生为大”理念“投资于人”。新发展阶段，社会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实际看，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直接体现。要全面贯彻“民生为大”的发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投资于人”相对滞后的短板。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不及预期，主要在于对人的投资仍然偏低。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物质型消费已达到城市居民的65%，但农村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仅为城市居民的46%左右。

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拉动消费，民生为大。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近些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费的趋势明显。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投资于人”的重大任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如果按最低的口径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16万元；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30万亿元左右的投入。缩小各类人员的养老金差距。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6300元，是企业退休职工人员的近2倍，是城乡居民的30倍。若两者差距由30倍缩小至15倍，需累计投入5万亿元左右。同时，需要明显加大对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尽快普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

将“投资于人”作为做优国有资本的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投资于人”中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是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的重大举措。实现国有资本“投资于人”的新突破。划拨10%——15%的国有资产“投资于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投资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投资规模将达到30万亿——50万亿元。发挥国有资本在“投资于人”中的引领作用。建议制定中长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计划，重点用于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优化以往以纳税总额、GDP贡献等经济效益为主的评价标准，重点围绕央企国资在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科技创新促进、吸引民企参与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开展战略性、长期性、综合性评价，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考核标准。

找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结合点，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

总的来看，我国对“人”的投资需求大、空间大。有效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重在以“投资于人”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在总体解决了“投资于物”以后，需要将重点更多置于“投资于人”，需要找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结合点。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市化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重要结合点。我国“投资于人”相对滞后与城市化水平偏低直接相关。未来，要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载体，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全面释放总需求。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升居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形成内需潜力释放的重要条件。破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突出矛盾。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例如，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左右，两者还有17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不仅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也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例如，尽快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突破；实行与基本公共服务直接挂钩的居住证制度，使得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留得住、过得体面；改变以往“以证管人”的传统做法，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服务转变；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

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投资转型。推进与人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投资转型。当前，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形成新的可持续增长，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造更大的新的投资空间。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对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政策。同时，加大政府社会性投资支出。争取到2030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5%左右，人均社会性支出达到2000美元；争取到2035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左右，人均社会性支出达到3000美元。由此，基本形成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投资于人”的新格局。

推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一方面，明显提升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由目前的62%提升至65%以上。另一方面，明显提升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44%提升至50%左右，明显增强居民对发展、改革的获得感。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当前，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当务之急。需要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出台扶持与服务业就业相关的政策；以加大公共消费占比为重点，支持中小服务业企业发展。此外，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成为我国居民收入持续提升的突出掣肘。需要在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尽快从法律上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实现“居民收入倍增”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2014——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7元增长至41314元，已实现倍增。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50%以上。若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50%，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贡献率将接近80%。以富民优先为导向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并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举措，2030年前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将有效缓解短期增长压力、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为加快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模式提供重要条件，也将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建设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中增强全球和区域合作的战略优势，形成强劲韧性的中国大市场，为世界经济注入重要的确定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