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缘一念，便等闲、游戏人间

——宋代 京镗《汉宫春（寿李都大）》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古镇生产，所针对的是如今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古镇旅游以及同质化的古镇商业街。

这一话题首先唤起的是我对曾经生活过的环境的记忆。在安徽芜湖市的青弋江河畔有一座因沿河水运码头而兴盛的集镇，叫做方村镇，曾是芜湖的4大古村镇之一。这是我父亲从小成长的地方，也是我经常度过童年假日时光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方村老街，自东吴起，历时千年，是典型的江南风格，青石板铺路，两边是沿街砖瓦房屋。我父亲自小在方村粮站长大，方村镇作为货运码头，一直是周边地区的粮食集散中心，与作为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市共生。方村镇在差不多十几年前经历过一次重大转型。当时由于陆路交通发展、繁盛水运落寞，方村镇将居民从老街整体迁出，建了一条更具现代城镇面貌的方村新街，老街建筑则作为废墟一直衰败至今。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芜湖的另一座古镇——西河古镇，这曾是徽州地区茶叶、竹木器具等商品的水运集散地，当地的策略则是进行另一种转型，以商业街的方式将古镇进行了保留。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面对西河古镇的旅游经济学，自认为历史更为悠久的方村老街居民常常会羡慕和叹息。

2025年4月13日，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西河古镇。

两种决策的不同及造成的后续发展，引起我的思考。方村老街的衰败，使无可归家的居民别无选择地冲向外地谋生，而西河古镇的商业旅游，却也并没有将本真性（Eigentlichkeit）保留，它成为旅游经济学中的一种拟像（simulacra）。因为本真性需要本地性（locality）的支撑，就方村老街、西河古镇而言，这种本地性当然与当地整个水运的商贸生态相关。当这种自然生长的本地性消失之后，古镇即使存在，也已貌合神离，成为一种拟像。对于这种拟像，旅游经济学将村落纳入了一种外部的回路中，其商业要点在于怀旧，古镇居民如同电子游戏中的npc，与前来游玩的游客互动，这一点在现在的古镇旅游经济学中越来越明显，这时甚至怀旧本身都已不再是游玩的目的，古镇直接化身为一种大型的游乐场，汉服游客与古镇居民共同置身于一个cosplay的现场。我们简单可以列举出三种类型的cosplay游乐场：第一种是美国的迪士尼cosplay；第二种是日本的动漫cosplay；第三种是中国的古镇cosplay。

关于旅游经济学的讨论，当然还可以和旅行作对比。无论是旅行还是旅游，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从某处到某处。用语用学的方式加以思考的话，它由四个要素构成：出发地、目的地、游览内容和意义感受。

而旅行（travel）与旅游（tour）的区别在于，旅行这个概念的前提是远离人们所熟悉的“地方”，它蕴含着某种冒险意味，试图逃离惯常的平庸生活，通过一番冒险的旅程（journey），在与陌异事物的遭遇中使个人的身心得到提升，从而获得某种教育的事后（après-coup）意义。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青年就经常会进行的一种欧洲传统的外出游学，叫做壮游（le Grand Tour）。蒙田就曾在1580年9月从法国博蒙出发，途经瑞士和德国，进行了为期十七个月又八天的意大利之旅，并写下了一本《意大利游记》。因此，旅行涉及到一个陌生的外部和一个熟悉的oikos（家园、家政、家宅），而oikos一词正是economy（经济学）一词的古希腊来源。其意义在于：在旅行、游历（peregrination）之后，回返家园，一切已大不相同。也就是说，旅行作为一种冒险，总伴随着失去家园的焦虑，其目的在于与事件相遇。通过事件，这时对家园的回返以失去家园为前提，被重新激活为一种重复的差异。就像乔治·阿比勒（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旅行作为隐喻》（Travel as Metaphor, 1991）[1]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时，旅行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成为一种隐喻，一种哲学的隐喻。在这种隐喻之下，生命，从母体中诞生，直至遭遇绝对他者——死亡，也就会被视为是一段没有回返的旅程。

但旅游（tour）很显然就不再有这样一个冒险的外部，无论是出发地还是目的地都是在同一种熟悉的内部中，它封闭在了一种熟悉的oikos也就是economy的回路中，如今的宅文化、御宅族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诞生的。那么在没有外部之后，如何在旅游经济学的封闭回路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意义感？利奥塔的思考是：在外部消失之后，坚持认为在我们惯常的oikos内部依然存在某种不可磨灭的他异性（altérité），有一位永久居住在我们oikos中的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永久客居在我们家宅中的他者，他会称之为非人，也会称之为“幼年”。这是利奥塔对作为拟像的旅游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很显然，利奥塔的思考是一种事件哲学、他者哲学的视角。与此同时，我也对东浩纪的《观光客的哲学》[2]进行阅读，我好奇的是东浩纪会如何将旅游、观光、tour的问题与哲学关联在一起。在这本书中，东浩纪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他者”，不同之处在于东浩纪将“观光客”（tourist）本身作为一种“他者”来进行考察。

旅游业的兴起与旅游业之父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有关，他将启蒙事业与铁路交通、大众旅游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自18世纪兴起的现代旅游不再是只属于欧洲贵族的壮游，而是成为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这个问题上，在流行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我们需要做一些延伸。这里存在“公民”（citizen）与“民众”（demos）之间的差异。如果说托马斯·库克的目的是启蒙公民，并满足其欲望。那么在流行文化、消费时代下的旅游业所针对的则是民众，一种进行观看的大众（mass），即观光客。在这种大众文化中，文化工业在将旅游作为一种商品提供给大众时，大众也被这种商品所制造。旅游业与观光客本身都是文化工业生产线的组成部分。利奥塔因此在《对流行文化的简要反思》（Brief Reflections On Popular Culture, 1985）[3]、《民众与非人》（Le demos et l'inhumain, 1995）[4]等文章中认为需要在这种文化工业内部引入某种抵抗（resistance），通过某种扰动来抵抗这种文化生产的平滑生产线。那么就观光、观看而言，利奥塔的方式是一种抵抗凝视的方式，对同质化的感知方式、观看模式进行越界。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也日益从大众旅游中分化出了小众（minority）旅游的原因。

如果说利奥塔对文化工业所生产的“观众”还持有某种批判和警醒意味，所要唤起的是民众内部的非人、民众内部的他者。东浩纪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赌注完全押在了“观光客”之上。东浩纪的“观光客”需要放置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同时并行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他将其称之为一种“双层构造”的时代。对东浩纪来说，观光客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都市“漫游者”（flaneur），带着涣散的目光，走马观花，游荡在城市中。东浩纪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出发，认为将人群维系在一起的方式除了国家、法律之外，还有商业精神，由此“观光客”作为商业的组成部分，本身就会承担起将各地连接在一起的功能，这时“观光客”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媒介、一种信使。这种信使和媒介意义上的观光客，不再是科耶夫、施密特、阿伦特各自理论所建构的属“人”的存在，观光客越出地域和国界，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没有行动也没有劳动，是一种诸众（multitude）意义上的“非人”存在，东浩纪将其界定为一种无目的的、不断处于“误投”中、不断激发偶然的“邮件性的诸众”。

在时间上，这种“观光客”很显然是临时性的。观光客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从一处来到某处，与人邂逅、攀谈，偶然相遇又偶然结束，它并不构成一种共同体的实际存在，总是在事后性的回溯中构想出一种团结、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那么“观光客”是否能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实际上构成了我对东浩纪的提问。如果它可以如此，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在时间上长久的保持一种“观光客”的心态，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都始终持有一种游客心态。如果给出一个仓促结论，也许我会说这种观光客意味着“游戏人间”，游戏人间构成了观光客的独异性（singularity）。

最后，我想再次回到旅游经济学的问题对这份讲稿快速总结：古镇作为旅游经济学发端于一种怀旧心理、一种怀乡病，但现在这种古镇的旅游经济学实际上也开始让人审美疲劳，古镇的旅游经济学现在正在转变为古镇游乐场。在古镇游乐场，怀旧已不再是古镇旅游的目的，游乐场里发生的是cosplay现场。但另一个问题在于，怀旧情绪并没有消失，当古镇游乐场不再提供怀旧情绪时，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在城市中，废墟探索如今正在悄然兴起，一种废墟美学、梦核美学接管了古镇的拟像。

2025年5月24日

同济，彰武

(本文为作者在“古镇生产工作坊”上的发言讲稿。)

注释：

[1]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p.xxii-xxiii.

[2] 东浩纪:《观光客的哲学》，黄锦荣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23年。

[3] Jean-François Lyotard, “Brief Reflections on Popular Culture”, Postmodernism: ICA Documents 4&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9, pp.181-182

[4] Jean-François Lyotard, “Le demos et l’inhumain”, Chimères. Revue des schizoanalyses, 1995, 24, pp.14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