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福建西北群山环抱的小城建宁，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记忆，这里是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祥地。

“1931年6月2日 晴 于建宁城。下午七时，我与报务员伍云甫值班，收到江西兴国总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收报时杂音很大，但我们终于抄下来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讯啊！每个报务员都万分兴奋。”这段珍贵的记录，出自开国少将曹丹辉的《一个红色电台干部的日记》，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异地远距离无线电通信，结束了红军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历史。

红军在建宁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电台。记者 王洛伊 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线电就是党和军队的“千里眼”与“顺风耳”。而建宁，正是这支通讯力量的发祥地，之后无线电不断发展壮大，为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红色电波从这里开始传向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事业的根和源头就在建宁。”10月14日，建宁党史专家陈忠奋告诉（www.thepaper.cn）。

90多年过去，那段从“杂音”中起步的红色电波，并未尘封于纪念馆内。如今，建宁正将这份独特的基因，写入县域发展的新篇章——以红色电波基因为脉络，以智慧文旅为突破，一场跨越时空的“信号接力”，正在这里悄然发生。

红色电波铸就独特发展IP

李白烈士，原中共上海地下电台联络员，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这部影片曾轰动全国，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而这位传奇人物的无线电生涯起步，和建宁紧密相连。

1931年6月，根据红军总部命令，红四军党委选派时任通信连指导员的李白，前往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举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期训练班先后在建宁县与南丰等地接续举办。那一年，李白年仅21岁，却因党龄较长、能力突出、表现优异等，被任命为训练班的班长兼党支部委员，与“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成为同学。

根据《建宁县革命老区发展史》，1931年6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在建宁县召开，决定在建宁县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并开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总队部驻建宁县，总队长王诤，政委伍云甫，总部无线电台设在建宁县青云阁，除总部电台外，总队下设五个分队和一个监听台。

同月，红军前线总司令部在建宁县溪口成立机要科，标志着红军密码通信事业正式创建。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专门从事无线电侦察破译工作。

这段历史给建宁留下了“红色电波”的基因。

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旧址青云阁位于建宁县。建宁县委宣传部 供图

如今，在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旧址青云阁内，仍可看到复原的李白与邹毕兆等共同学习场景。

为传承红色电波基因，建宁县委、县政府于2017年投资修复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部旧址等场所，并打造以无线电通信为主题的陈列馆。

建宁县红军无线电通信陈列馆包括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部旧址和无线电侦测台（青云阁）的修复建设，全面展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纪念先辈，传承精神。

“建宁的红色通信历史，就像一粒埋在土地里的种子。无线电总队的成立，不仅为红军构建起完整的通信体系，衍生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局、中央军委二局等重要机构，也在中国无线电事业的长河中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这颗种子，后来萌发成参天大树，其精神血脉延续至今，成为我国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重要源点。”10月14日，三明市无线电管理局(福建省工信厅派出机构)局长王学昭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讲述建宁红色通信的意义。

他表示，今天的卫星通信、物联网、车联网、导航系统，乃至新兴的低空经济，虽然应用领域已天翻地覆，但底层原理依旧与当年的红色电波一脉相承。

为了让“红色电波”基因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建宁组织起一支“红色电波”宣讲小分队，主动走出深山，奔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将这段历史带进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省机要局、各大通信运营商总部等部门。 他们系统收集汇编史料，精心创作了《红色电波从这里发出》等11个无线电故事，编排《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情景剧。

建宁这种“走出去”的主动姿态，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一种对自身IP的坚定自信与有力推介。

当红色电波遇见数字创新

“红色电波”曾在建宁的上空编织出胜利的脉络，而今天的建宁，正尝试用新一代的“数字信号”——智慧文旅的探索，为这段历史注入可感、可触的新生命。

“因为在建宁创建了无线电总队，无线电事业的根就在这里，这当然和别人不一样。”10月14日上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副馆长林晓春告诉，与许多地方趋于同质化的红色故事相比，“红色无线电”是建宁与生俱来、无法复制的文化基因。

红军反“围剿”陈列馆。记者 王洛伊 摄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建宁开始有意识地将这段历史提炼为核心IP。林晓春指出，过去泛泛地讲建宁是苏区县之一，故事很容易被淹没，而现在，建宁旗帜鲜明地打出“红色通信发祥地”这张牌。

“这个IP是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的，是建宁独有的，其他地方没有。”她强调，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找到这样一个精准的、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切口，对于提升建宁在红色文旅版图中的定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独特的IP，也成为建宁智慧文旅实践的灵感来源与发展内核。

在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林晓春介绍，该馆做了一项扎实的数字化基础工程，已完成90件文物的三维扫描、模型制作和350多件文物的二维高清图像采集加工处理，为后续的保护和传承打下地基。

建宁在红军反“围剿”中的重要地位。记者 王洛伊 摄

然而，智慧文旅的探索，远不止于将展品“搬”上屏幕。在该纪念馆门口，一个制作“苏维埃代表证”的互动装置，成了备受游客欢迎的打卡点。

“参观者可以直接输入自己的姓名、年龄，选择身份，比如红军、工人、农民，就能生成一张专属的电子代表证，扫码就能带走。”林晓春笑着说，这个在2020年纪念馆提升改造时就设立的项目，其互动理念在当时已相当超前。这张小小的“数字代表证”，巧妙地完成了游客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换，既庄严又充满个性。

这种对沉浸式体验的追求，正从纪念馆向外延伸。建宁县文旅局副局长谢建安透露，建宁红军无线电VR虚拟展馆项目正在规划，拟策划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打造建设红军无线电VR虚拟展馆项目，总投资约500万元。“现在游客更喜欢沉浸在那里，这类娱乐方式更有创意感。”他敏锐地观察到当下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偏好之变。

同时，一个名为 “一部手机游建宁” 的全域智慧服务平台，正试图成为游客探索这座县城的“数字总入口”。它整合了景区景点、酒店住宿和当地美食，试图为游客提供行前、行中、行后的一站式服务。

但在谢建安看来，智慧旅游的真正价值，在于用数字化的丝线，将散落的珍珠串成华美的项链。“线路是串联的，”他说，建宁正致力于将红色景区与特色的田园风光、乡村旅游点相结合。

例如，在著名的客坊水尾红军村，游客在途中既能体验农业观光，又能无缝衔接至红色讲解点。这种“红+绿”的融合思路，打破了单一红色旅游可能带来的单调，也为县域旅游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建宁“红军村”水尾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图为红军兵工厂旧址。 记者 王珏玮 摄

智慧化改变了体验，也正在改变游客的旅游模式。谢建安观察到，与过去直奔知名景区的“打卡式”旅游不同，现在的游客更倾向于“享受生活、体验生活”。

“他们到了一个小城市，喜欢走街串巷，不是去导游热推的地方，而是去找更传统、更原生态的美食。”他列举说，来建宁吃莲子等特色美食，去民宿打卡，参与采莲子、捉鱼等农事活动，正成为新的风尚。而这种更深度的、生活化的体验需求，正是智慧旅游需要精准服务和引导的方向。

建宁借助数字技术大力打造智慧文旅，图为建宁大源村荷花田。视觉中国 图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期间，建宁县累计接待游客38.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85%；游客旅游总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13.66%。

这显示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独特的红色IP与智慧旅游的方式相结合，建宁这座闽西北小城，正以其整体的魅力，吸引着那些寻求差异化体验的目光。

从“一部半电台”的传奇起步，到“一部手机”的便捷探索，建宁的智慧旅游实践，一如当年的红色电波，虽初具雏形，却已清晰地发出了自己的信号，正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寻找着能与它共鸣的人。

深植于历史的“无线电基因”，如今正成为建宁在县域竞争中突围的关键一环。正如建宁县委书记温欣传10月14日接受采访时所言：“建宁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县，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如果我们不培育具有建宁特色的新质生产力，那么在未来的县域竞争中会被淘汰。”

他进一步指出，“建宁是红色无线电通讯的发祥地”，这使建宁与移动、电信、联通等数字化运营商“有天然的缘分”，建宁正以此为纽带，推动从种业数字化到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产业链升级，系统布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之路。

历史深处传来的电波，正借助数字的翅膀在建宁接力传承，清晰地回答“红色电波何以响彻未来”的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