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的一天，一个穿短裙的年轻女子经过大地的一号门时，站在门口值岗的小亮注意到她性感的身体曲线，拿出手机拍下了她的背影，随后把照片发到保安队的微信群。他的同事，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保安，带着看似羞涩的笑容点开了这张照片。

小亮那年二十三岁，已经在大地工作一年多了。他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体形，长着一张白净的娃娃脸，说话声音很轻，略有些结巴。其他保安大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学历不超过初中，而小亮与他们不同，他是县城中产家庭的独生子，有高中学历，父母经营着一家纯净水供应站。

高中毕业后那两年他在老家游手好闲，父亲对他很失望，要求他趁着年轻去大城市闯一闯，锻炼一下自己。于是，带着父亲给的5000元，小亮于2015年和高中好友一起来到上海。

但他的父亲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儿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夜店当“公关”。

在那家知名的夜店里，小亮的同事们是清一色的年轻男孩，而顾客大多是富有的女性。他们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很少的基本工资和顾客在包厢消费的提成。为了业绩，这些男公关需要不断认识富有的女性，与她们保持友好联系，吸引她们来消费。除消费提成之外，长得帅气、嘴甜的男子还可以获得可观的小费。

小亮和朋友刚到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途径认识有钱的女性。开始两个月，经理把一些回头客的酒水提成算到他们头上，帮他们涨业绩。那段时间他们每月可以拿到8000多元。

为了让顾客愿意多花钱，这些年轻男孩有时也会提供其他服务。他们私下里最津津乐道的是，某个同事被富有女性长期包养，过上了奢侈轻松的生活。据新闻报道，2019年1月，上海一家俱乐部的男公关在过二十八岁生日时，从一个女顾客那里得到了二十八份奢华的生日礼物，包括一辆奥迪汽车、一只装了二十八万元现金的盒子和一只纯金的杯子，等等。这则消息在网上广为传播，警方随后取缔了那家俱乐部。小亮那个朋友身高一米八，长相帅气，能言善道，在头两个月里成功与几位客户建立了联系，从第三个月起能保持差不多的收入。但小亮就没那么幸运了。接下来几个月，小亮的收入急剧下降，最后不得不另谋生路。他离开夜店时，账户里只剩下几百元。

小亮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销售行业取得成功，但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从事什么工作。几天后，小亮经过大地小区门口和一名保安闲聊，听说文武还在招人，便在第二天住进了保安宿舍。

尽管保安的收入比夜店公关少，但小亮每个月可以存下大约800元，反而比之前多。首先，他不需要支付房租，以前他和朋友合租一居室公寓，每月要为客厅的地铺支付2000元；其次，他在社交和生活上的花费少了许多。夜店的工作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每天下班后，这些年轻人都会轮流请客喝酒、吃夜宵。相比之下，小亮的保安同事们全都过着节俭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做简单的饭菜充饥，何况他们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大地周边小商铺很多，小亮不用自己做饭，可以买到便宜的一日三餐。

除了能存更多的钱，小亮喜欢当保安是因为有健康的作息。在夜店时，酒精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总是让他萎靡不振，而作为一名白班保安，早睡早起使他精神焕发。

尽管小亮在与业主打交道时容易紧张，但他能回忆起的关于这份工作最快乐的时刻，都是从业主那里收到小费和小礼物。有一次他帮业主将鱼缸搬上楼后收到了两包中华牌香烟，这让他高兴了两天。他还对业主结婚和乔迁的喜事感到兴奋，因为一些慷慨的业主会在现场给保安发红包，他收到过的金额从50元到200元不等。小亮的外表看上去年轻、白净、乖巧，所以有时能比那些年长保安拿到更丰厚的红包和礼物。

小亮一直没如实告诉家人自己在上海当保安，他认为父亲若知道实情会觉得丢人，在亲戚中间抬不起头，因此他长期谎称自己在上海当房产中介。

“保安应该是社会上最受歧视的职业了，对吧？”他有次问我，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道，“特别是因为我的年龄，就连我的同事也看不起我。他们经常问：‘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就当保安？难道你不能做些更有挑战的工作吗？’”

在房地产行业繁荣的那几年，中介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佣金，而且大地小区内外都有大量房产中介办公室，因此我问小亮为什么不真的试试去做房产中介。他反问我：“你觉得我有这口才说服别人买房子吗？”

由于父母一直催他相亲结婚，他自己也认为当保安不是长久之计，2018年底便辞职回去了。他确实考虑过留在家乡，还与姨妈安排的相亲对象谈起了恋爱，但他在县城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且总是怀念在上海时没有父母管束的自由自在。

2019年初，周勇带着六个亲戚离开大地，阿德一时没了白班班长的合适人选，因为当时队伍里的保安大多超过四十五岁，个别没满三十岁的身高也不到一米七。

虽然小亮一米七的身高在夜店不那么受欢迎，但在大地的保安中却是难得的标准身材，加上当时只有二十五岁，阿德认为他是班长的绝佳人选。于是他给小亮打电话许诺，只要他回来就提拔他为班长。小亮同意了。

从2018年年中起，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上海许多中介倒闭，小亮的父亲也读到了新闻，不相信儿子回上海是继续当中介。事已至此，小亮不得不坦白自己要回上海当保安，且之前在上海的那两年也一直在当保安。

我问他：“那你是如何说服你爸让你回来的？”

他回答：“因为我告诉他，在上海当保安是个特别有前途的工作。”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周勇十九岁的儿子已经离职，二十五岁的小亮成为东区年龄最小的保安，而且因为晋升为班长，他的工资也涨了 300元，为4500元。与他相亲的女孩选择继续留在家乡，和他中断了交往。当小亮第二次成为保安时，朋友已经在夜店混得如鱼得水，还找到一位三十多岁的漂亮有钱女性，每月资助他两万元生活费，让小亮羡慕不已。

由于缺乏自信和沟通能力，小亮在指挥一支来自不同省份的中老年男子组成的团队时颇为露怯。他对自己能否晋升为队长也不太有信心，因此仍在思考如果不想一辈子当保安，将来应该做什么。“我家那个送水站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我确定最多在大地再干两年，因为我不想待到年纪太大，那样就无法重新进入就业市场了。”小亮说道。

2021年1月，泽信物业连带着文武和柯鑫都被大地的业委会解聘，新入驻的物业公司允许四十五岁以下的保安留下，大部分保安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

2024年初，我再次联系上三十岁的小亮，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发给我一段小区视频，里面有碧波荡漾的泳池和树荫浓密的花园，他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小区当保安。我查到这是市中心一个房价昂贵的高档小区，只有很少几栋楼。

“你是不是当上队长了？”我问。

“唉，队长队员都一样的，终究还是个保安。”他回答。

“应该是当了吧？”

“嗯嗯。”

根据我了解的行情，2017年时类似档次的小区给普通保安的薪资在5000多元，比当时大地4200元的月薪高了不少。2023年，这类小区给保安的工资想必更高。小亮不愿说具体收入，但他告诉我他对当外卖员没兴趣，因为送外卖和他那里的工资差不多，而且一天要干15个小时才能赚钱，相比之下他的工作轻松许多。

无论是小亮现在所在的小区还是接手大地的新物业公司，都对保安提出了一个要求：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仅年龄这一条就筛去了大部分大地的保安。小亮多年来从事保安工作的经历证明，年龄和身高已经成为保安找到好岗位以及升职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条件也总是明确地列在招聘广告上。我曾看到某小区张贴的保安招聘广告，第一条硬性要求是年龄在十八岁至三十八岁之间，第二条硬性要求是身高一米七以上。紧跟着才是其他软性要求，如“退伍军人优先”“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和“心理素质和综合素质好”。

阿德认为他进入保安行业后能快速晋升的原因正是他的身高——一米八八——远远超过了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当然他也足够年轻，只有二十多岁。阿德面试新保安时最关心的也是求职者的年龄和体形。其他条件，如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性格、心理素质甚至犯罪记录，在招聘过程中较少受到关注，甚至被完全忽视。

根据《工人日报》2015年的报道，由于低薪、低社会地位和缺乏前景，全国保安工作的跳槽率超过80%。我在大地的观察结果与数据相符。但无论大地的保安如何频繁更换，大多数人都在四十五岁以上，而白班和夜班的班长始终不超过三十岁。一个年轻人哪怕不具备领导一支中年保安队的强势性格和魄力，只要年轻且身高达标，就可能会被选为班长、队长。阿德解释道：“如果他们看起来好看，我是指个子高、长得帅、年纪轻，那么业主们看到了会很高兴，物业经理自然也会高兴。”

为什么整个行业如此迷恋年轻高大的身体？这种偏好和重视只和安全需求有关吗？

二

2017年我刚到大地时，当时的保安队长张熙告诉我这个项目只招募四十五岁以下的保安。然而，当我2018年再次询问时，队长阿德对我说他们的要求已经放宽到五十五岁以下。泽信并不支持这么做，他们还是要求把年龄限制设在四十五岁。这个分歧也引发了矛盾。

“如果泽信愿意多付钱，我们当然可以招到更年轻的，就和一些高档小区里那样，”李明告诉我，“但因为泽信付的是C级别的费用，所以我们只能雇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保安。”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文武公司根据甲方付出的价格提供三种服务标准。有趣的是，所谓服务标准全都按年龄划分。A级别的保安都是三十五岁以下，B级别的保安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C级别的保安则在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

这种对保安年龄的“痴迷”，首先应该放到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背景下理解。在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1982年底，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仅为4.9％，而到了2023年底，这个占比已经升到了15.4％。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十六岁至五十九岁）总人数自2011年到达高点后开始逐年下降。2011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历史峰值9.41亿人，占总人口的69.8%，2012年首次减少了345万人，之后不断减少，并在2015年减少了创纪录的487万人。截至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有8.6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1.3%。作为城市劳动力蓄水池的流动人口也在2014年发生了变化：自连续增长了十四年并在2014年达到顶峰的2.53亿人之后，流动人口逐年减少。

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危机，2011年中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若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随后两年的出生率并未达到预期，因此自2016年元旦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标志着自1985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彻底终止。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截至2022年的数据，人口出生率自2016年以来依然逐年下滑。

人口老龄化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减少劳动力供应，影响创新力，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并抑制消费市场。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市场对年龄的歧视，大幅提高了雇佣年轻人的成本。依赖充裕廉价劳动力的保安行业也因此面临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小区保安的年龄越来越大，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2023年，重庆某小区的一名业主与物业发生纠纷，持刀行凶，刺死了一名女工作人员并刺伤一名保安。令人惊讶的是，那名受伤的保安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他女儿说父亲是为了每月能挣上一两千块钱补贴家用才出来当保安。

2024年4月，长沙市岳麓区某小区发生了一起强奸案：物业聘请的五十三岁保安队长于某某涉嫌性侵六十六岁的女保安方某。据报道描述，方某和老伴在一个多月前一同入职这个小区，月工资为2300元，没有社保，而队长于某某的月工资为2700元，有社保。于某某在该小区工作了十年，其间多次被下属投诉，但一直受到物业的庇护。物业董事长对记者声称：“他才五十三岁，在公司做了十年了，（这么点工资）找到一个五十三岁的人（当保安）不容易。”这个事件充分反映了保安行业缺人，尤其缺年轻人。方某已经六十六岁，身高一米四几，背有些驼，不会说普通话，但她依然被录用为“保安”。而同时，物业公司因为担心身高一米五几的于某某离职后招不到如此“年轻”的继任者，对他的种种恶行视而不见，导致他胡作非为，长期欺凌比自己更弱势的下属。

许多网友在生活中也观察到了保安老龄化的现象，有人幽默地评论道：“我们小区的五个保安凑不出三颗牙。”事实上，在大地小区，即便执行C级标准（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也不是每名保安都符合条件。在四十名保安中，通常有几名保安不到四十五岁，也有一些保安的年龄超过五十五岁。我在大地小区遇到的最年轻的保安是周勇的儿子，他当时十九岁，高高瘦瘦，看起来像青少年；我在大地小区访谈过的年纪最大的保安是辽宁的老汪，五十七岁。阿德告诉我，他会让老汪再干几年，因为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和上一任队长一样，阿德特意安排老年保安值夜班，希望在夜色的掩盖下，物业经理和业主们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年纪。但泽信的经理们还是察觉到了，一直向阿德施压，要求他用年轻人来替换老保安。迫于压力，阿德不得不在2018年3月招来几名四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替换掉几名五十五岁以上的保安，尽管他知道这些年轻保安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开。

保安公司还会在保安的年龄上做各种手脚。一种常见的策略是，他们刚接手项目时会提供年轻的保安，当那些年轻保安一个个离开后，招来顶替的都是中老年保安。物业经理或业主通常很难立刻察觉到这种变化，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小区里所有陌生的保安面孔看起来都比过去年长得多。

搬到大地小区前，我常常借住在亲戚的玉星小区。玉星刚交房时，开发商还在继续销售后期开发的楼栋，当时站在大门口的那些身姿挺拔的退伍军人保安给购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房子卖完后过了半年，年轻的保安几乎都消失了。一位女业主在微信群中抱怨被物业忽悠了：那些在刚交房时的“军人”被“一群老家伙”代替了。

年轻男性通常把保安工作当成跳板—他们刚到上海，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住处，急需一份能够提供免费住宿的工作安顿下来。一旦他们熟悉了环境和一些求职渠道，很可能就会离开。他们去了哪里？有些人回了老家，有些人去商业设施当保安，还有人转了行，最常见的是去做外卖员和快递员。

2016年，在线外卖业兴盛起来，每天需要“骑手”配送数百万的在线订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骑手的入职门槛与保安差不多，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和一辆电瓶车即可开始工作。骑手的收入由底薪和提成组成，因此送出的订单越多，收入就越高，一部分机灵勤奋的骑手每月可以挣一万多元。许多年轻人宁愿在街头巷尾冲刺奔波，也不愿在小区大门口站上一天。保安公司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

而像小亮这样的年轻人，如果继续留在保安行业，也是因为期待这份工作还有上升空间。李明认为，文武为所有年轻保安提供了卓越的晋升前景，只要他们认同文武的企业文化。李明自己五年前还只是普通保安，如今已是区域经理。从2016年到2017年，文武负责的项目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75个，提供了300多个队长职位、600多个班长职位，还有品控经理等职位空缺。但是毋庸置疑，这条晋升之路只对年轻人敞开。阿德和李明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文武，升到队长和经理的职位时还没到三十岁。尽管没有晋升前景，那些没有职业技能、资源和学历的中老年男性仍然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吸引力，甚至是他们这个年纪的理想职业，因为他们很可能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其他薪资相当又不用那么操心的工作。有些人会在不同的小区之间跳来跳去，原因各式各样，比如稍微高一点的工资、更友好的同事、更轻松的工作负担、脾气更好的队长等等。

三

要理解整个行业对年轻和高大的偏好，还需要结合中产业主的另一个执念—总是渴望一个更大的保安团队更严格地把守大门。我在大地西区的X号楼租了一个房间，那栋楼的一楼大堂放有沙发。每天傍晚，都有楼里的居民聚在大堂聊天，有时候我也会加入。老梁自2003年楼房竣工以来就住在这里，他最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泽信公司对安保的承诺从未兑现。

在他购买这套房子时，房地产开发商也就是泽信公司的母公司承诺，将给每栋住宅楼配一名保安（也叫内保）。他住进来那年，除了在四个门岗的守卫以及巡逻的保安，每栋楼的大堂确实都有一名内保。但仅仅一年后，就变成了两栋楼共享一名内保。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老梁说。

随着劳动力成本年复一年地增加，泽信减少了每栋楼的内保，最终变成多栋楼共用一名“楼管”。内保和楼管做的工作基本相同—盯着进出的人，把业主关于设施维修等请求转达给维修队。为什么泽信要改变这个职位的名称呢？原因之一或许是，原来那些本地的中老年男性员工逐渐被本地的中老年女性员工取代，而且她们只在白天上班，不符合小区保安的典型形象。物业怕引起质疑，索性把职位名称都改了。

在居民的记忆中，X号楼从未发生过财产和暴力犯罪，但几个居民在旁边听我和老梁谈话，纷纷表达对大堂里没有保安一事的不满，并希望大地能够效仿高端小区，在每栋楼都配一名保安或者管家。

相比之下，玉星小区交房后，每栋楼不仅有先进的门禁和梯禁系统，大堂里还坐着一名身穿枣红色西装的“管家”。管家有男有女，大多比较年轻，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只为该栋楼的36户业主服务。“管家”这个称号让人想起传统英国贵族在豪宅中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中国新富阶层渴望的文化资本。

根据我的观察，玉星这些管家的工作通常十分无聊，主要是把快递员送来的包裹放在办公桌下，等业主下班领取或帮忙放到每一户的独立电梯间，或者帮忘记带门禁卡的业主开门。由于没有太多事要做，管家数量在物业公司交房一年后减少了一半，变成两栋楼共享一名管家。如同在大地减少内保一样，这种做法同样引起了业主的强烈抱怨。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对老年夫妇早上起床后发现他们停在楼前的电瓶车被盗，于是气冲冲地来到泽信办公室投诉。女业主在办公室里生气地大喊道：“我住在这里感觉一点都不安全！你们看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们小区。墙、大门和那些保安都像摆设！保安从来不好好管事，这就是为什么业主的电瓶车每天都被盗！”

“你们还想要保安怎么管呢？”叶经理问。

“他们从我们这里领工资，至少应该看好我们的大门。他们必须检查每个访客和每辆车的身份，不能让那些陌生人进小区。”

“这是不可能的，”叶经理微笑着回答，“大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小区。”

这是我第一次听专业人士亲口确认大地不是封闭小区，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这种分歧取决于如何定义封闭小区。可以说，自1980年代以来，上海几乎所有新开发的商品房都采用了封闭形式。1991年至2000年，上海83% 的居民小区都带着不同形式的大门和围墙，如今这个比例肯定更高了，即使是那些单价很低的老旧小区通常也有围墙和保安。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杂志社工作，起初住在一个由某国有单位于1950年代建造并于1980年代出售给职工的老旧小区内。那个小区有围墙，两名老年保安日夜轮流看守着唯一的出入口。

在许多国家，封闭小区和雇佣保安是富人的选择，是高档住宅区才会配备的，但在中国，封闭形式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普遍的都市现象，是几乎所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尽管围墙和大门无处不在，小区的封闭程度却有所不同。许多小区在名义上仅允许居民和他们的访客进入，但实际上却很难执行。如果大地小区的保安必须拦下每一个行人询问并核实身份，那么想必下班高峰时居民们得在小区门口大排长龙才能回家。因此，在大地和类似的小区中，保安只会偶尔拦下那些明显不属于这个小区的人，例如乞丐、拾荒者和摊贩。

门禁系统可以帮助居民人数少的小区实现真正的封闭，但这类技术不适用于大型小区。为了实现一些居民对于“真封闭小区”的渴望，2017年时泽信在一号门的人行道上各安装了一个一米高的围栏门。他们计划在夜间关闭两个围栏门，只有持有门禁卡的居民才能进入小区。围栏建造时我就怀疑这个计划能否顺利落实。大地小区的访客、服务人员（如家政工）和内部商业人员（如超市、餐馆员工）、外卖员都没有门禁卡，夜间行人道关闭无疑将急剧增加保安确认访客身份的工作量。果然，项目完成后，只有一条人行道夜间关闭，另一条保持畅通，保安也不再询问进出的人，这再次表明大地很难变成“真封闭小区”。尽管如此，阿德认为关闭一条人行道也有好处，至少可以引导人流，方便门口值班的保安观察人群。

中国也有全封闭小区，通常人口密度较低，保安团队规模较大。2006年，有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描述了北京的紫玉山庄别墅区：除了监控和保安室，还有四十名身穿制服的保安带着德国牧羊犬在小区二十四小时巡逻。

即使是玉星这种物业费比大地高三倍的小区，也无法完全封闭。根据2017年我在玉星小区居住期间的观察，保安只会拦住步行或骑自行车的陌生人询问，其他人依然可以自由进出。

即使车辆被拦在大门外，只要随便说一个单元号就可以进入。

到了2021年，玉星小区的物业应居民要求，给三个大门的人行道装上了围栏门，行人进入也需要刷卡。还有那么多家政工和访客没有卡怎么办呢？按照规定，保安要向业主核实才能放行，但保安常常觉得麻烦而不按规定做。

严格地说，中国城市大多数住宅小区只在建筑形式上与西方国家的封闭小区相似，但由于保安的数量、受到的培训以及工作效率有限，小区很难实现真正的封闭。

四

20世纪初，索尔斯坦·维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休闲阶层通过消费来展示他们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炫耀性消费已经突破精英阶层和西方文化，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从商品到服务再到生活方式，炫耀性消费的对象也变得更加广泛。迈克尔·卡罗兰于2005年指出一个新的现象：人们在炫耀性消费时不再展示控制物质资源的能力，而是展示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如保持苗条的身材。不变的是，特权阶层始终通过消费或拥有其他人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来追求“社会差异”。这个概念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指一个社会群体使用显著或隐蔽的策略，使自己不同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并在这个过程中为本群体赋予更高的价值。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一群高社会阶层的人用低阶层不具备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来追求“我和你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过去用于评估和认可社会地位的文化规范已不再适用。因此，“消费成为获得文化和象征资本的主要渠道，也是获得和认证社会地位的关键”。中产阶层业主通过消费生活方式来寻求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否定和模糊的“社会差异”。居住空间是这类消费中重要的一项，中产阶层可以在那里展示生活品位，重新制定道德秩序，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氛围。

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保安职业在诞生之初，所服务的商业体和住宅区是很尊贵的，但随着保安成为几乎所有城市小区的必备品，它不再是一种让中产阶层向往的资本。中产业主们不得不寻找更稀有的东西来追求自己的社会差异。于是，年轻高大的保安、守卫森严的大门、庞大的服务团队，这些目前只有少数豪华小区才有的配备，便成了中产业主们的炫耀性消费对象。

2018年6月，文武公司决定从保安中提拔一些人成为新项目的队长，被提拔者只需要满足两个要求：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并且身高超过一米七五。这个告示在文武不同项目的微信群中传开，大地小区的保安们也看到了这一消息，尽管告示里只列了两个要求，当时保安队里却没有一个人符合。

为什么年轻、强壮的身体在保安行业中极受欢迎？

有人可能会认为，年轻的身体具备更好地阻止犯罪和保护业主的能力。然而正如我在前几章中指出的，这几年中国大城市的环境相当安全，保安的日常工作也不包括任何危险的任务，因此那些年迈、虚弱、患病的员工基本也能胜任。此外，按照文武的要求，保安没有义务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干预犯罪或其他危险情况。可能仍然有人会说，即使危险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年轻健壮的保安可以震慑罪犯，为业主带来安全感。这个观点诚然没错，但是工作经验、责任心和应变能力等等也同样重要。为什么这些要素在招聘和提拔的流程中几乎没有体现呢？过分强调年龄和身高的背后，自然还有其他的消费心理因素。我认为，保安服务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的对象，这个对象不仅限于保安的服务，还有保安的身体。

年轻高大的身体会成为炫耀性消费的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难得”，尤其是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里。此外，大多数非正式就业的保安来自农村或者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家庭，许多人童年和青春期缺乏营养，导致个子不高，而高大强壮的身体意味着家庭对他们投入了更多资源，这在保安通常所属的阶层中更为难得。在这种背景下，中产业主对年轻、强壮的保安的渴望，与他们对奢侈品、稀有美食或尊贵体验的渴求一脉相承。

当安防科技、服务水平和建筑工艺都在不断进步且成本下降时，中上层业主已经不再满足于封闭式围墙、功能齐全的小区会所或者精心打理的小区绿化，因为对于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而言，达到这些条件越来越容易。他们开始渴望那些可以在小区大门处展示的年轻、高大、健壮的身体，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减少、年轻劳动力的占比减少，它们变得越来越难得和珍贵。一位朋友告诉我，通过观察保安，就可以判断该小区是否属于高档小区。如果保安年轻高大，尤其站姿看起来像退伍军人，那物业公司一定向他们支付了更高的薪资，这表明该小区业主的物业费不会便宜。对于一些老旧而便宜的小区，每户业主每月交的物业费用可能仅有10元，因此也只能雇用几名身体较弱的老年保安。2024年小亮也告诉我，现在还能招到A级（即三十五岁以下）保安的地方，通常都是昂贵的别墅小区或者高端商务楼。

不同于物业员工，保安通常站在住宅小区的大门口，是业主和访客进入小区时最先看到的人，相当于小区的门面。因此，人们经常认为保安的外形和举止代表了小区的品位。一支年轻帅气、纪律严明的保安队可能会提高该物业的价值，反之，保安团队孱弱、邋遢的形象可能会和糟糕的物业服务一样，影响该小区的房价。住房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最大的一笔投资，业主自然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财产价值被任何负面因素影响。

因此，业主们追求年轻高大的保安并不仅仅是因为认为身体健壮的人更有能力保护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一群年轻健壮且温顺服从的身体能比豪华会所或精心打理的绿化更好地展示小区业主的富裕和尊贵，并提升房价和业主的经济地位。

同理，中产阶层向往守卫森严的大门也不仅仅是因为安全。

大地小区的业主渴望配备更多的保安以及实施真正的封闭管理，经常在名义上把这类需求归于对犯罪的恐惧，然而，当我访谈数十位大地业主，询问他们最在意小区管理的哪三个问题时，他们几乎一致提到三个问题：群租；设施老旧，缺乏维护；停车位不足。

与他们深入交流后，我发现业主们渴望更多的保安守好大门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独享俱乐部商品（Club Goods）。格奥尔格·格拉斯认为，将安全顾虑视为封闭小区流行的主要原因其实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守大门的安保服务通常是与其他服务和商品一起提供的。封闭小区的共享区域被视为介于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之间的“俱乐部区域”，而小区围墙内的草坪绿化、游乐场、停车位、健身场地等设施被视作“俱乐部商品”，只有付过费的居民才被允许使用。

大地小区的业主们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有更严格的门禁防止外来人员蹭用大地内部的资源和设施。当我更仔细地观察保安的日常工作时，发现保安的职责尤其强调维护这些资源，并确保业主对这些资源的集体独占权。例如，车辆自动识别系统的设立是为了防止外来车辆抢占有限的停车位，而保安在门口值班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维护秩序、例外放行，并阻止人为破坏。他们还在小区内的共享区域巡逻，留意有没有损坏和不可用的设施。

二是同质性和纯净性。严格把守的大门可以确保小区空间的同质性和纯净性。房产销售有一个规律：购买大户型豪宅的富有业主更倾向于购买纯大户型的小区，而不是大户型和相对便宜的小户型混合的小区。一方面是因为前者的居民数量更少，另一方面业主或许希望居住空间里的人都处于同一社会经济地位。自然，这样的小区应该远离来自“下层”——尤其是代表了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被恐惧阶层”—的“污染”，小区里不应混入群租客、小商贩以及来蹭设施的陌生人。严格把守的大门和人员充足的保安团队是实现小区纯净性和同质性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豪宅的安保更严格，反之亦然，安保越严的小区房产就越尊贵。

然而，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真封闭”的愿望只有少数人口密度足够低、保安团队足够大的小区才能实现，于是，它和保安年轻高大的身体一样，成了一种能带来社会差异的“文化资本”，成为中产阶层追求的尊贵象征。正如学者卡尔代拉指出的，小区大门的象征意义，已经从“封闭、隔离、限制和监控”转化为“社会地位的象征”。

维布伦指出，炫耀性消费的本质在于浪费时间和资源。那些在每栋楼配备一名专职管家的小区往往以大户型为主，户数和居民都相对较少，人口密度很低。这些管家的日常工作量往往是不饱和的，特别在大部分业主出门工作的白天，他们大多数时间处于“待机”状态。但他们的时间不能挪作他用。维布伦指出，休闲阶级为炫耀性消费购买了服务人员的时间和精力，要求他们遵循一套“很烦人但又完全不可避免的”礼仪。那些高端小区中的保安或者管家需要遵循着装规定和礼仪，譬如以敬礼或者“您好”来问候进进出出的居民。哪怕无所事事，他们也不能离开片刻，不能看手机，只能原地浪费已经被业主付费购买的时间。

一些物业公司从经营的角度考虑，想要通过缩减人手来提高员工的工作量和效率，但这样的举动往往会遭到业主的强烈反对。一个管家负责两三栋楼就不能很好地履行原本的职责吗？这往往是业主反对的理由，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业主们绝对不会说出口甚至不一定能意识到的是，他们如此生气是因为作为业主的尊贵感大打折扣，是因为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没有浪费的配置打破了炫耀性消费的根基，也缩小了他们和其他群体的社会差异。

为什么大地的一些业主对男性内保被女性楼管取代也感到不满呢？这些楼管通常由受教育水平有限也不具备技能的中老年妇女（五十到六十岁之间）担任，她们处于就业市场的最底端，失业率高，也是市场上薪资最低的劳动力。许多业主对这种改变感到不满，是因为这类劳动力资源的冗余剥夺了楼管这个职位的炫耀性意义。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地因为“乱”和“杂”被人扣上了“贫民窟”的帽子，这种负面形象也导致大地的房价长期是附近所有小区中的洼地。而业主们想要一支高大年轻的保安团队、森严把守的大门，以及每栋楼都配备的大堂保安，一方面是希望减少“乱”“杂”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豪宅标配的“炫耀性消费的资本”可以提升大地的档次，最终提升房价。

五

许多社会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不道德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对炫耀性消费的迷恋源于他 / 她的负面人格特征，如浪费、肤浅、虚荣和优越感，而炫耀性消费的流行则源于原有社会凝聚力的溶解和经济不平等的加深。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炫耀性消费在道德上是被唾弃的，为什么仍然会在全世界流行？为什么拥有房产的中产阶层都向往住宅空间中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恐惧”。

当业主们抱怨内保和管家人数的减少、保安的老龄化和看守松散的大门时，都是将自己的失望和愤怒阐释为对安全的担忧和对犯罪的恐惧。

一些学者认为，某些道德价值观反而会增加炫耀性消费。例如，当炫耀性消费的行为被赋予有关集体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如权威、忠诚和纯洁时，这种行为会变得在道德上可接受甚至是可取的。在大地的案例中，起到这个作用的道德价值观正是“恐惧”。

自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恐惧已经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热门话题。人们积极谈论着对各种事物的恐惧，如雾霾、食品安全、儿童拐卖等等。在西方社会，对暴力和犯罪的恐惧是业主想要建造小区围墙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有产阶层常常以“对犯罪的恐惧”为名，要求用围墙圈起自己购买的领地。

收入差距变大、经济的不确定性、社会凝聚力的溶解，以及阶级空间化，这些社会和经济因素都可能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恐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脆弱、无能和被动的情绪，是人人都避之不及的。为什么一些群体反而拥抱甚至热衷于恐惧呢？这或许是因为，“感到恐惧的人”比“令人恐惧的人”在道德上更占优势，他们被认为是无害且无辜的，而且恐惧的话题也可以加强这个群体内部的团结。

戴维·斯克鲁顿将恐惧视为一种文化模式，认为恐惧具备引导人们“确认和遵守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社会功能。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信任和对上帝、阶级、国家以及进步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消失的时代，人类共同的恐惧是建立新纽带的最后一个矛盾的资源”。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恐惧是一种消极的道德，但可以作为社区焕新的基础。

如我在前面章节所述，近三十年来才出现的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异质性，而恐惧是他们能够相互分享的少数几件事之一。恐惧成了他们获得认同、忠诚和归属感的一种文化资本。当“恐惧”被赋予了内部凝聚力、无辜和脆弱等意义时，它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此类“炫耀性消费”行为的感知和评价。

保安工作在名义上的功能是缓解业主的恐惧并保护潜在的受害者远离“危险”。通过扮演恐惧和脆弱的角色，中产阶层业主让对保安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在道德上变得可接受甚至是可取的。在这种意义上，恐惧成了一种可以合理化炫耀性消费的道德价值观，帮助业主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保持资产价值和社会地位。

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人们认为恐惧对于特定群体的内部团结是有益的，但它往往通过污名化某些社会经济群体来划分界限，可能会对整体的社会关系产生破坏性后果。

《糖果人》剧照

一些学者提出，恐惧不仅是一种个人内在感受，还可以是一种权利。阿维娃·布瑞夫和辛安妮基于对恐怖电影《糖果人》（Candy Man）的分析，指出在那个年代流行的恐怖电影中，那些感到恐惧的角色通常都是拥有独立屋或度假屋的美国中产阶层白人，情节是他们在搬家或度假中遇到可怕的事。两位学者提出恐惧和房屋所有权是不可分离的，只有拥有这两者的人才能被赋予尊严和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卡罗琳·汉弗莱进一步认为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财产，自动授予“拥有房产并具有中产阶层价值观的人”。

许多学者注意到，对恐惧的感知和表达不一定与危险的分布相对应。很多生活在治安较差的城中村或危险街区的穷人反而很少表达自己的恐惧，或者因为自己的表达无人在意而慢慢放弃了这种表达。事实上，一个人身处的社会阶梯越高，就越可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受害感”。因此，生活在最严密防卫的“堡垒”中且拥有最多安全资源的人往往受害感最强烈，也最善于表达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和受害者的角色都是由感知中的一种“会员制”所确定的。会员是指拥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他们使用诸如“太可怕了”的语言来传播和复制恐惧，并进行社交；流行文化则用受害者的故事来唤起会员们的“眼泪，喜悦和共情的情感体验”。同时那些生活在更高危险和犯罪风险中的人，例如“被恐惧阶层”，则被剥夺了进入“受害者俱乐部”的机会，他们的恐惧在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中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否认。

通过深入理解被恐惧阶层和恐惧者之间实际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业主对年轻高大的保安、森严把守的大门和庞大服务团队的向往，并不是完全基于对犯罪的恐惧，还基于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他们对自己脆弱经济地位的深刻不安和恐惧。他们期望从封闭小区中获得的“安全”并不仅仅是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还是维护资产价值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安全。

（本文选摘自《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