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疫》第一部的最后几页中，作者提到格朗听一个女烟商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当时，那个女烟商咬牙切齿地说：“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这，大概是作者加缪故意透露的《局外人》与《鼠疫》之间互文性的一个例子。

至于这两部小说内在的关联，则实在是太多了。

《局外人》和《鼠疫》书封，上海译文出版社。

“存在主义”精神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讲法国文学课的老师会把加缪和萨特混在一起分析讲解，谈论他们的存在主义思想。确实，国外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加缪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某种存在主义。当然，加缪本人是很不情愿人家把他归类于存在主义者的。

不过，无论把加缪看成存在主义者与否，都没有关系。我们不妨先不下结论，而是仔细地看一看，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跟加缪到底有些什么关系，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西方，流行于全球。在各种公认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简单而言，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为个人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它反映人在面对世界时所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荒谬世界而没有尽头、个人处于一种“被抛弃”的境地。换句话说：世界（宇宙）是巨大而又混乱的存在，人莫名其妙地投身在其中，人的存在本身无足轻重，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加缪在其论著《西西弗神话》中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西西弗，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了人的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就这样，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或者换句话说，毫无光彩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很愚蠢地隶属于下一天，时间也就成了我们的死敌，因为它使得人的努力成为泡影。

加缪的作品让读者认识到，我们差不多全都是西西弗，差不多全都是默尔索。西西弗意识到推石上山行为的荒诞，但他依然不停地推石。默尔索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但他拒绝谎言。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存在主义的人物，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以存在主义的哲理思考的方式表现了荒诞的存在。故而，我认为，把加缪看作存在主义者并没有什么错，尽管加缪反对别人给他加上存在主义标签。

两个系列——西西弗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神话

我在此再重复一下，在法国的批评界看来，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不同道路，可排列成两个系列：荒诞和反抗。

其一是“荒诞”（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则可以概括为“西西弗神话”（Mythe de Sisyphe）系列。

其二是关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之中，最后在论著《反抗者》中表现得更强烈。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这个系列则可以概括为“普罗米修斯神话”（Mythe de Prométhée）系列。

现在，让我们简述一下这两个神话。

西西弗神话

根据荷马史诗，西西弗（Sisyphe，又译西西弗斯，或希绪弗斯）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他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当主神宙斯（Zeus）掳走河神伊索普斯（Aesopus）的女儿伊琴娜（Aegina）后，河神曾到科林斯找寻自己的女儿，而知悉此事的西西弗以要求得到一条四季常流的河川供水作为交换条件，告知了河神此事的真相。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宙斯便派出死神要将西西弗押下地狱。没想到西西弗却用计绑架了死神，导致人间长久都没有人死去。一直到死神被救出为止，西西弗才被打入冥界。

前往冥界之前，西西弗嘱咐妻子墨洛珀（Merope）不要埋葬他的尸体。到了冥界后，西西弗告诉冥后帕尔塞福涅（Persephone），一个没有被埋葬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并请求给予他三天时间，他要告假还阳，处理自己的后事。不料，返回到人间的西西弗一看到美丽的大地就赖着不走，不想回冥府去了。

于是，宙斯和诸神惩罚西西弗，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这块石头是如此沉重，以至于西西弗要拼尽全力，才能够把大石头推上非常陡的山，而推到山顶后，他必须朝边上迈出一步，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然后，他得重新再把大石头推上山去，如此重复，循环无穷。

就这样，西西弗不得不永无休止地重复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从事这项毫无结果的劳役。诸神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种无意义的劳动更残酷的惩罚了。因为，西西弗的生命就将在这样一项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地消耗殆尽。

不过，加缪在《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中宣布，西西弗是幸福的。加缪这样表达了他的思想：“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西西弗是幸福的，正如默尔索是幸福的那样。他们俩都是“局外人”。而“局内人”，在《西西弗神话》中是具有万能的惩罚力量的诸神；在《局外人》中，则是社会司法的代表，那些法官、检察官、律师，当然还有那个以指导人们思想为使命的神甫。

局外人与世界的矛盾（或曰冲突）往往是出乎那些局内人的意料的。他们没有痛苦的感觉，从哲理上，他们没有把世界的种种先于存在的规定看成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因而，他们跟世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与争斗。默尔索只管自己自言自语（当然，他拒绝撒谎，这是他的底线），而西西弗则只管自己推石上山，一次又一次，往复无穷。默尔索在生命之末尾“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而西西弗，则始终向着高处而去，他站在高山上，站在太阳的中心，向着太阳的方向：他是幸福的。

普罗米修斯神话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Prométhée）是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也是最早的泰坦巨神的后代，其名有“先见之明”的意思。他是巨人伊阿珀托斯（Japet，地母盖亚与乌拉诺斯所生的儿子）与女神克吕墨涅（Clyméné）的儿子，他创造了人类，给人类带来了火，还教会了他们许多知识和技能。

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就用河水把泥土沾湿调和起来，按照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为了给这泥人以生命，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封进人的胸膛里。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就跟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一样，不仅造了人，还抚养教育着人类。普罗米修斯教会了人类观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降落；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文字，让他们懂得计算和用语言文字交换思想；他还教他们驾驭牲口，来分担他们的劳动。他发明了船和帆，让他们在海上航行。他关心人类生活中其他的一切活动。例如，他教会他们调制药剂来防治各种疾病。另外，还教会他们占卜，圆梦，解释鸟的飞翔和祭祀显示的各种征兆。

普罗米修斯曾运用其智慧来蒙骗宙斯。受骗的宙斯决定报复普罗米修斯。他拒绝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火。为帮人类获得火，普罗米修斯想出了巧计。他拿来一根又粗又长的茴香秆，扛着它走近驰来的太阳车，将茴香秆伸到它的火焰里点燃，然后带着闪烁的火种回到地上，很快，第一堆木柴燃烧了起来，并越烧越旺。宙斯见人间升起了火焰，大发雷霆，眼看已无法把火从人类那儿夺走了，便想出了新的灾难来惩罚人类。

于是，宙斯向普罗米修斯本人报复，把他交到火神赫淮斯托斯和两名仆人的手里，这两名外号“强力”和“暴力”的仆人用牢固的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普罗米修斯被迫直挺挺地吊在悬崖绝壁上，无法入睡，无法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宙斯还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多少，很快又恢复原状。这种痛苦的折磨他不得不忍受。

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为寻找赫斯珀里得斯来到高加索山上，看到恶鹰在啄食可怜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便取出弓箭，把恶鹰射落。然后他松开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但是，宙斯的判决依然有效，普罗米修斯必须永远戴一只铁环，环上镶有一块高加索山的石子。这样，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仇敌仍然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

普罗米修斯就是人类精神的象征。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写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加缪曾在青年时代改编过这出剧），后来，英国的雪莱写过《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盛赞普罗米修斯的人文精神。我记得，当年，鲁迅先生也曾十分推崇和敬仰这种“摩罗”精神，他认为，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就像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是为反抗的奴隶贩运军火，是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精神食粮，鼓舞革命者的士气。

加缪

再回来说加缪，普罗米修斯神话在加缪这里也是反抗神话的代名词：反抗天命，争取自由。

加缪自己写过一篇小文《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1946），在文中，加缪这样写道：“普罗米修斯，他是这样的英雄，出于对人类相当的爱，同时给人间带来了火与自由、技术与艺术。而在今天，人类只需要、只在乎技术。人类在他们的机器中反叛，把艺术和艺术的设想视为一种障碍，一种奴役的符号。而普罗米修斯的独特之处正好相反，他不肯让机器与艺术分离，他认为灵与肉可以同时获得自由。[……]在历史最黑暗的中心，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将会不停地履行艰巨的使命，睁开眼睛，守护着大地，守护着生生不息的小草。被镣铐缚住的英雄在诸神的雷霆霹雳下，默默保持着对人类的信心。正因如此，他才比脚下的岩石更坚硬，比啄食他肝脏的秃鹰更耐心。而对我们来说，他的倔强执着比他对诸神的反抗更有意义。而且，他的这种对什么都不弃不舍的坚定意志实在令人赞赏，这意志始终就在调和着，并将永远地去调和人类的痛苦心灵与世界的一个又一个春天。”（笔者译）

在加缪的小说《鼠疫》和剧本《戒严》中，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被赋予了现代人的血肉与精神。在人道主义的反抗的号角中，作者和读者会让沉睡的神话不至消亡，让英雄的神话代代相传。

从逻辑推理上看，加缪作品“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第二系列的积极意义要高于“西西弗神话”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础上实现的。它走过了如下的一条认识与行动的轨迹：

生存（客体）——荒诞（本质）——意识（主体）——行动（选择）——反抗（人道）。

为什么要反抗——反抗的理由

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就把反抗和意识荒诞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在《鼠疫》中，这种反抗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加缪说过：“反抗是人类与自己的愚昧永久的对抗，每一秒，它都提出对世界的疑问[……]反抗不是渴望，它不抱希望，这种反抗只不过是相信命运的不可抵抗，而丝毫没有可能而来的屈服。”

诸神惩罚西西弗不停地推石上山，而后，石头到了山顶后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重新滚落。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毫无希望的劳役更可怕的惩罚了。而加缪通过回顾这样一个蔑视诸神、痛恨死亡、酷爱生活、甘受这种终生无望地消耗其中的刑罚的传说人物，把西西弗视作荒诞的英雄。西西弗的反抗是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每一次从山顶上下来时，西西弗赋予自己以反抗、自由和激情，在意识到努力的徒劳却不放弃这种努力的时候，他使自己变得高于惩罚他的诸神。西西弗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在斗争中体现了自己的高贵，在没有主人的世界中赢得了人类可达到的唯一一种幸福。

小说《鼠疫》中的情况正是这样。奥兰城的居民本来都很勤劳，对经商特别感兴趣，只想做生意，只想发财。他们也有一般人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但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的。

但是瘟疫来了，死神给予人们平等机会（不过，平等的死亡不是公正），痛苦折磨着男女老幼。人们感到威胁，慌乱，惊恐。过去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人们开始考虑一些事。在灾难面前无非有两种选择，是忍受，还是反抗？要么像帕纳卢神甫第一次布道中表示的那样：“不管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人们都应向上帝倾诉虔诚教徒的爱，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要么像里厄、塔鲁等人一样，行使医生的职责，推迟死亡，减少痛苦。

《鼠疫》中的主人公意识到他们处于鼠疫的魔爪下无法逃脱，既不求救于上帝，也不束手待擒，而是把命运紧紧握在自己手中，起来反抗。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一反抗意识激起了人的智慧与勇敢，跟残酷的现实搏斗，给予生活以价值和伟大崇高之处。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要表现的，是逼人至死亡的瘟疫和人在死神的淫威前被迫的反抗。正因有瘟疫，人才反抗。为了向读者展现这个可怕的环境，作者细致描写了病人血淋淋的淋巴，孩子令人心碎的抽搐和呼叫，焚尸炉奇臭的浓烟，万人坑中股骨相枕的死尸……

很明显，这时候，最人道的行动，就是选择反抗。因为，“当人们认清了在这样一种秩序下，一个人的个人东西被否认，不再属于他，而成为一个所谓的‘公共东西’，其他人，甚至侮辱和迫害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共同财产时，他的反抗是为了一切人的”。

我反抗我存在——反抗的意义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终抱着局外人的态度。但他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荒谬的，可以说，他处于一种“无言的反抗”中。

《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则不一样，他虽有时感到孤单，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同病菌作斗争，他看到爱情、友谊、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他不是孤军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线希望。

比较一下这两个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尔索是以反抗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里厄的反抗则表现出整个人类的尊严，其中包括集体主义的力量。

加缪对自己这篇小说的评价是肯定的：“与《局外人》相比，《鼠疫》标志着[……]从孤立的反抗态度转变到承认集体力量，要进行集体的斗争。如果说从《局外人》到《鼠疫》有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在团结和与闻其事的意义上实现的。”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关于人同恶势力作斗争，以及最终使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反对现存生活，并同人们和自我作斗争的最激动人心的神话之一”。

可见，加缪在《鼠疫》中表现的哲学不再是悲观失望，而是积极行动，是团结，是斗争。我们记得，里厄医生在谈到与帕纳卢神甫的意见分歧时说过：“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在这里，主人公毫无顾忌地抡起棍棒向上帝打去，否定上帝是命运的主宰，宣传自己亲自动手就能消灭鼠疫的道理。通过里厄医生等人物之口，加缪一方面承认了人们生存条件的荒诞，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让人们团结起来，不要无动于衷，而要积极行动，自己拯救自己。小说中反抗者的群像构成了人类的尊严，团结的力量。这里，集体的反抗代替了个人的反抗（如默尔索），这种反抗体现了人道主义，它解释了同情心、团结和为他人服务。

我认为，小说的主题意义也就在于此。这一主题充分体现了作者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

加缪的这种思想与他本人的社会实践是分不开的，在写作《局外人》的时候，他就已成为了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积极战士，而在战后，他更是在自己主编的《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宣扬勇敢、睿智和正视现实的胆识。当年他笔下的局外人默尔索与社会格格不入，本想追索更好的命运，却茫无所向。而战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为精神痛苦而哭泣是徒劳无益的，必须为它而奋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才最终完成了《鼠疫》这样的不朽杰作。

忠实于反抗本身——反抗的局限

加缪的反抗思想其实还有其另一面。他提出“忠诚于反抗本身”，他认为，“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与他们水平一致的思想与行为，一切过分的举止都会陷于矛盾中，绝对是达不到的，尤其不能在历史上创造出来”。所以，他坚持反抗要忠诚于本身之高贵，不应该由于疲惫和疯狂，遗忘了它的崇高职责而陶醉于暴政与奴役之中。

作者通过人物塔鲁之口，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塔鲁年轻时出席过一次法庭审讯，他的父亲作为代理检察长曾在法庭上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处一个被告死刑，而年轻的塔鲁则深深地可怜那个像猫头鹰一样胆战心惊的被告。他当时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他必须与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谋杀作斗争。于是，他离家参加了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斗争，一开始，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偶尔判人死刑也是必须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场的惨景之后，他的观点动摇了。他感到，在漫长岁月里，自己满以为是在与鼠疫作斗争，其实，自己一直就是个鼠疫患者，因为他间接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因为他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为原则。塔鲁终于认识到：欺骗、骄傲、憎恨、暴虐都是“内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体的灾难一样，在感染着人，应该以不懈的斗争为代价，制止这种可怕的传染。

在这里，加缪实际上提出了杀人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他后来在论著《反抗者》中特别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反抗一旦超过了限度，导致新的屠杀，就违反了人道主义。

加缪曾痛斥希特勒纳粹主义者灭绝人性的恐怖，他们把屠杀说成是复仇和强者的法律。加缪也同样气愤地反对所谓的“合理恐怖”，即为了实现一个人民幸福，不再有恐怖的社会而采取的革命暴力。在他看来，怎么可能接受赞成暂时消灭人的价值而使这种价值在将来得到尊重这样一种纯粹的预言呢？正是这种有限度的反抗，纯粹的反抗，“人道主义”的反抗，使塔鲁找不出寻找内心安宁的道路。

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屈膝忍受只能加重痛苦，加速死亡，起来反抗又容易导致生灵涂炭。作者的“人道主义”无形中多少束缚了反抗者的手脚。塔鲁也只能在死神那里寻求他的安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度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加缪，断绝了同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甚至跟一度被视为同志的萨特也闹翻了。

《鼠疫》中，塔鲁始终纠结于渴望无罪、纯洁、博爱的心情，他总想成为“不信神”的圣者。而这种思想在里厄医生的眼中则显得不免有些过分，里厄以“真正的医生”的行为，拯救着人们的肉体，减轻着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负只是“做好一个人”。

但是，要做好一个人，就不如做一个“圣者”那么难吗？这是加缪提出的问题，也是读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塔鲁与里厄的这种关系中，读者隐约也看到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矛盾的阴影。

走向人道主义

加缪跟萨特、跟当时很多的革命者不同，他最终走向的是人道主义。

这是一条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道路。

自始至终，加缪思想的核心一直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从根本上始终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

在写于德国占领时期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加缪明确表示反对他所虚构的“德国老朋友”的理论，那位友人以“一切都是允许的”为借口，替希特勒的武力征服政策辩解，加缪则在第四封信（写于1944年七月）中批驳他道：“为了保持对大地上人世的忠诚，我选择了正义。我一直相信，这一世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世界上有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需要生而有意义的生存物。”这种态度，在小说《鼠疫》中通过一些人物的言行，表现得十分明确，而在《反抗者》中则得到了更深的哲理上的解释。

反抗的人是幸福的

《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包含着加缪后来作品的核心问题。借西西弗的被罚永远推滚石上山，借默尔索的拒绝撒谎，拒绝贪生，加缪提出自己的“幸福假设”的第一步：人生之本质，不在荒诞，因为荒诞不能告诉我们何谓幸福及不幸；西西弗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认识到了世界的荒诞，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坚持默默推石上山，这样做才符合人的尊严，这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的。

而《鼠疫》和《反抗者》则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另一大母题。借由里厄医生“只做医生”的行为，借由这种有限度的反抗，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幸福假设”的第二步：人生之意义，不仅在认识荒诞，而且还在选择反抗的道路，像里厄这样的人“不能够又成为圣贤，又拒绝接受灾难”，他这样的人只能“努力做好医生”。而做好了医生，他就是幸福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加缪这两个系列中几个“幸福”（heureux）的人：

西西弗是幸福的：

我让西西弗留在了山脚下！人们总能看得见他的负荷。但是，西西弗教给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忠诚，它就是否认诸神，并且推举岩石。他还认定一切皆善良。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宇宙对于他既不像瘠田，也不像沃土。这块石头上的每一个颗粒，这黑暗笼罩的高山上的每一粒矿砂，都只对西西弗一个人形成为一个世界。他攀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

（笔者译）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是幸福的：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天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两鬓感到清凉。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鼠疫》中的塔鲁和里厄也曾感到过幸福，即便他们的心中还时时萦绕有这世界上的恶。以下这一段中有关大海的描写，我们在上文《鼠疫》的“欣赏”一节中已有引用。我们在此重复一遍，只为再次强调，塔鲁和里厄这两个作者的代言人，确实感受到了某种幸福：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当他们登堤时，万顷波涛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海面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那样柔软光滑。他们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缓慢的节奏冲上来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样平静，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时隐时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幅漫无边际的夜景。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他转向塔鲁，从他朋友的那张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这种幸福感不能使塔鲁忘却任何事物，当然也不会忘却世上的杀戮。

而对里厄医生来说，辛勤工作之余的小小幸福，那也是有的：

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弛一下，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至此，我们可以为加缪的思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让我们站在加缪那样的高度上来看世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结论是要反抗，尽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

（本文选摘自《从荒诞到反抗》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