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6年（大正五年）12月9日，夏目漱石因宿疾胃溃疡与世长辞。12月12日举办葬礼，13日是拾骨仪式，15日是头七法事，然后28日是安葬仪式……如此这般，在漱石山房（漱石故居）中，众多门生、亲友进进出出，一片忙碌景象。在百忙之余，一个重要的事项是商讨夏目漱石全集的出版。江口涣在《我的文学半生记》（1968年）中回忆道：漱石去世一个月后的1917年（大正六年）1月9日，相关人员齐聚漱石山房，会上决定了由岩波书店出版漱石全集、编辑阵容、装帧采用漱石亲自设计的《心》的图案、书脊文字和扉页题字则委托狩野亨吉负责等事宜。根据荒正人《漱石研究年表》的记载，当晚的出席者有大塚保治、安倍能成、野上丰一郎、内田百閒、津田青枫、久米正雄、松冈让、森田草平、和辻哲郎、小宫丰隆、岩波茂雄、阿部次郎、冈田（林原）耕三、真锅嘉一郎等26人。

1916年12月9日，漱石遗照；按照欧洲习俗，弟子们留下了漱石死后的面容石膏拓本

生前，漱石的著作主要由三家出版社负责：春阳堂（《虞美人草》及其他八册）、大仓书店（《我是猫》全三卷及其他三册，但其一部分是与服部书店共同出版）、岩波书店（《心》及其他二册），它们分别出版了漱石早、中、晚期的作品。此外，漱石的选集《色鸟》一册由新潮社出版，这是新潮社的创办人佐藤义亮（橘香）亲自读过漱石全部作品后尝试出版的选集。漱石曾高兴地向岩波谈及此事。然而，岩波不服气地说，“那种事我也能做到”。显然，在其作家生涯的成熟期，夏目漱石已成为一个值得反复再版的名字。

与明治初期创立、当时实力雄厚的大仓书店和春阳堂相比，岩波书店不过是辞职教师岩波茂雄于1913年（大正二年）8月在神保町开的一家旧书店。原本除了大仓书店、春阳堂之外，漱石与其他出版社少有往来，但随着文名日盛，多家出版社都来洽谈出书事宜。漱石既想避开这种烦扰，又想索性自费出版一本完全符合自己心意的书，正好遇上想开始出版事业的岩波，便决定由他出版《心》。

对于岩波而言，能得到漱石这样的“国民作家”的新书出版机会，无疑是属于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籍籍无名的岩波书店也凭借《心》完成了从旧书店到出版社的转型，成功地树立了其文化品牌；对于漱石而言，他则了却了一桩心事。岩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心》的出版，精心选用了顶级材料，成品令漱石非常满意。虽说是处女作，但为了帮助资金链脆弱的岩波，所有费用均由漱石承担，双方约定从销售所得中分成。由此结缘，漱石此后的新著《玻璃门内》、《道草》也相继由岩波书店出版。小品集《玻璃门内》（1915年3月）为小开本的36开带函套的精装本，共276页，定价60钱。《道草》（1915年）则是菊开本（32开），436页，定价1日元50钱，是一本厚重且同样装帧精美的书。值得注意的是，《玻璃门内》由漱石亲自任装帧，而《道草》《明暗》（漱石遗作）扉页则出自津田青枫之手。

竹内洋认为，事实上，漱石与岩波的缘分，不仅是商业上的伙伴，从广义上来说，岩波茂雄与夏目漱石还有着一层师生关系。漱石在1903年（明治36年）开始在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大执掌教鞭，直到1907年（明治40年）辞去一高讲师和东京帝大文科大学讲师的职务。当时的岩波是东大哲学科的选科生。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像漱石小说《三四郎》中登场的配角、混迹于赤门文化圈及周边的佐佐木与次郎一样，都是专门学校毕业生和东京帝大选科生。岩波也是由选科入学东京帝大接触到了本乡文化贵族圈。到1908年（明治41年）7月，岩波完成了哲学科伦理学专修的学业。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经安倍能成介绍后，岩波就顺利地成为了漱石山房“木曜会”的重要成员。不过，当时的岩波想要通过安倍请漱石为岩波书店题写店名的看板，于是才去拜访了漱石宅邸。

安倍能成与《岩波茂雄传》

这年，漱石四十六岁，正是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开始连载《行人》的第二年。漱石虽然答应了岩波，但怎么也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看板。因为一直没有拿到漱石题写的看板，岩波很是着急。某天，岩波潜入了漱石的家门，偶然发现了放在书斋的题字。岩波对题字很是满意，便擅自将其带回制成了看板。此事发生之后，漱石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认为岩波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直接采取行动，性格真诚而对他产生了好感。然而，遗憾的是，那块漱石亲笔的招牌毁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1914年8月，岩波再次拜访漱石宅邸，恳请漱石让他出版其发表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作品《心》。当时的漱石早已成为著名作家，此前的作品也都是由春阳堂、大仓书店等知名出版社出版，已经收到了许多想要出版《心》的邀请。可能是看在为岩波书店题写看板的缘分上，在收到岩波的邀请后漱石也觉得这次可以尝试自费出版。他大概是考虑到自费出版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装订，同时认为这样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才答应下来的吧。

二

事实上，当时的岩波正处在创业初期，资金周转并不顺利。所以他还经常去找漱石借钱。漱石的妻子镜子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有一次岩波来找漱石，好像在谈论什么。岩波走后，漱石突然把我叫到书斋，没头没脑地跟我说：你拿出三千块钱的股票借给岩波吧。听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只好开口问：“请问要股票是派什么用场呢？”漱石答：“行了！要跟你说得那么明白，太费口舌。”“那可不行！”我说，“必须先问问清楚。”如此，他才跟我说明事情原委。——那个时候岩波一手包办了不知道是哪家大图书馆的订购项目，各类图书已经全部准备停当，这笔生意非常可靠，做成后肯定可以大赚一笔。但问题是，最重要的资金却没有着落。因为这笔生意稳赚不赔，所以岩波就来找漱石商量，问能不能暂时借三千块钱给他。漱石回答岩波说，既然如此，钱借给你没问题。但我家里也没有现金，只有一些不多的股票，你拿去通过银行担保就可以筹措资金了。

夏目镜子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镜子所说的“大图书馆的订购项目”，应该指的是从大正三年（1914年）末到第二年年初，岩波书店一手代办殖民地台湾图书馆一万日元的图书采购。据安倍能成记载，那时，前帝国图书馆司书长、日本图书馆协会会长太田为三郎是那里的馆长，后来，他从岩波书店出版了《日本随笔索引》。但当时，他与岩波无一面之交，却在和日比谷图书馆馆长今泽慈海商量后，选择了岩波书店。那时，官厅规定采购一千日元以上的货品时必须招标，太田在预先取得长官的谅解后，借用附近书店或个人的名字，准备好手续后，才提交了付款申请书。岩波尽最大可能提供了方便，当时，书虽然便宜，但岩波可能收集了九段下书店街所有有价值的书。据说每次交货时，对方都吃惊地问:“书这么便宜就能买到吗？”实际上，岩波的价格比其他书店便宜两成以上。接着，岩波书店继续被指定为该图书馆的图书供货书店。但是，当时的一万日元是个大数目。因此，岩波的购书资金不够，便请求在出版《心》时而得到知遇的漱石。据说，漱石当时连岩波的借款单都不要，是镜子的坚持，岩波才留下了借款文契。镜子写道：

因为这些原因，在了解清楚岩波借钱的具体事由之后，我将家里的股票拿了出来，当着岩波的面，认真地说：“借钱没问题，但这三千块钱，对我家来说是个大数目。漱石和岩波先生作为当人，或者双方都认可的话，当然没问题。但是人和人之间难保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到了那个时候，万一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大家都会难办。所以，最好委托第三方做见证，彼此签个借款合同。”岩波听了我这番话，一脸的惊讶，大概觉得我这么做有些出乎意料。而对于这些事，一向漫不经心的漱石，看到我如此郑重其事，可能心里也感觉过意不去。他当即对岩波说:“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怀疑，她话都说出口了，要求签合同，那就签好了。”接下来，岩波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我便将股票交给了他。……因为有了这个先例，后来再有大笔订单，需要周转资金的时候，岩波会再来找我们，说明缘由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借钱给他。

三

《心》是漱石在岩波书店出版的第一部作品。1914年（大正三年）9月，由漱石亲自设计装帧并自费出版的《心》，以1日元50钱的价格由岩波书店发行。关于此次自费出版的实质，据安倍能成记载，“依据双方约定，初期费用由漱石全额承担，岩波书店负责逐步偿还。待款项清偿完毕，每半年结算一次利润并进行均分”。这实质上形成了岩波书店与漱石共同出版。漱石在《心》序文中对岩波表示了感谢之意：

《心》是自大正三年四月至八月连载于《东京・大阪朝日新闻》的小说。当时曾向读者预告将汇集数篇短篇小说冠以《心》之题名。然在撰写首篇《先生的遗书》过程中，发现未能如预期般速成，遂决定仅将此篇独立成册出版。但此《先生的遗书》本身即由三篇既独立又紧密关联的姊妹篇构成，故将其分为《先生与我》、《两亲与我》、《先生与遗书》三部分，整体冠以《心》之标题亦无不妥，因而保留原题。

装帧之事素来委托专业人士，此番忽起动机自行尝试，遂成此与报载时相异之貌。从函套、封面、环衬、扉页至版权页的纹饰题字、朱印、刊印，皆由本人构思绘制。木版雕刻烦劳伊上凡骨氏，校对则承蒙岩波茂雄君协助。谨此致谢二位厚谊。

大正三年九月

夏目漱石

从此序文中，可见漱石对书籍整体创作的全盘掌控。十重田裕一指出，事实上，他倾注心血精心打造《心》——从封面底纹采用周朝石鼓文拓本纹样，到书籍制作的每一处细节，其实都在反反复复地与岩波书信确认。

1914年（大正三年）8月9日，漱石在致桥口贡的书信中谈及《心》装帧时写道：“承蒙惠赠拓本，实属珍品。虽非古物，然字体意趣盎然，令人欣喜。此番小说函套、封面、环衬、扉页等一切设计皆由我亲力亲为，其中封面纹样即应用此拓本。”桥口贡是漱石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任教时的学生，此信可见漱石自行构思装帧之意图。

两周后（1914年8月24日），漱石在致岩波信中指示：“启者，昨日失礼。关于环衬背面所钤印章，已定为另纸式样，特此奉览，恳请妥为处置。”

所谓“另纸式样”，即信件环衬处的拉丁文朱印：“Ars longa, vita brevis”（艺术恒久，人生短暂）。又一周后（8月31日），漱石再致信岩波：“版权页试作两三稿，择最优者呈阅。其中著者、发行所、印刷所之名需以朱字精细排布，可参《猫》之版权页样式。”约一周后（9月6日），信中补充：“序文昨夜寄达，仅添必要词句，烦请处理”，并提及蓝印版权标记制作不顺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心》版权页后三页刊有“夏目漱石先生著作”的广告，除岩波版《心》外，还列有大仓书店・服部书店・春阳堂・实业之日本社所出漱石旧作，且文末声明“上述著作可经敝店零售部购得”。

岩波书店《心》初版

事实上，为了顺利完成《心》的出版，在装帧上，岩波可谓不计成本，以至于因过度追求理想装帧而遭漱石训诫。镜子回忆道，“当时的岩波茂雄还是一位刚刚创业的外行，凡事必须一项一项跟他商讨，相当劳神费力。而且岩波又是位理想主义者，不管哪方面，都想用最好的，想做出最美的书。这本身当然是很美好的事。但这样一来，书的定价就高了，最终结果，一定是卖不出去，陷入亏损的困境。漱石因此责怪岩波说，像你这样什么都想用最好的，很不合算。如果封面用好纸，内文纸可以次之，内文纸用好纸，函套又可以稍微节俭一点，这样各方面多花点功夫，也是可以做出一本好书的。如果不计成本，完全不考虑书也是一种销售物品，结果岂不是大家都赚不到钱？可岩波这个人，不管你怎么责怪他，他都听不进去，一心想着要做最美的书。漱石只好见他一次就唠叨一次”。

面对茂雄“重美学轻效益”的倾向，漱石屡加规劝并给出务实方案。事实上，这种作者与编辑角色倒置的互动，反显二人的热忱。尽管漱石反复劝诫岩波，但正如镜子说的一样，“岩波都听不进去”。事实上，岩波在其他书方面的出版仍然是“重美学轻效益”。1918年（大正七年）刊行的歌川广重《广重画保永堂板东海道五十三次》复刻版与正冈子规《仰卧漫录》亦是如此。《东海道五十三次》由漱石《我是猫》（大仓书店・服部书店，1905—1907年）装帧师桥口五叶监修，木版画六十帧分十二回刊行（1918—1919年），每卷2日元50钱。1919年4月全集以精装本问世，定价高达38日元。而漱石挚友子规的《仰卧漫录》依原貌复刻封面插图，定价12日元。

1912年，漱石于明治天皇驾崩时的留影，左手戴黑纱

岩波书店发售《明暗》当日的留影

继《心》后，1917年（大正六年）1月26日，即漱石病逝后半个月，岩波以“漱石遗著”之名出版了其连载于《东京・大阪朝日新闻》的《明暗》。这仍然是一本精装本的大部头著作，共748页，定价2日元50钱。岩波书店留下了当日发售《明暗》的纪念留影。岩波书店门口悬挂着用墨笔大字书写的招牌：“漱石先生绝笔《明暗》本日发售 岩波书店”。照片中，岩波茂雄抱臂而坐，周围站着十名左右的店员和小伙计，他们有的像店主一样抱臂，有的袖手而立，正对着镜头。背后的平台上，刚出版不久的《明暗》初版本平放着，每摞大约25本，堆得密密麻麻。仅从正面可见的部分估算，就陈列着约300册。

四

事实上，面对漱石这样的超级作家，其全集交由岩波书店出版并不容易。安倍能成写道，当时，在漱石的弟子中，已成为作家的铃木三重吉和森田草平，支持了作为文艺出版社而闻名的，且已经出版了漱石最多作品的春阳堂。但岩波坚信，由自己出版无论是为日本还是为漱石家都是最好的。漱石的遗孀镜子和小宫丰隆也赞成，因此，岩波以“漱石全集出版会”的名义，在事实上承担了出版工作。据红野谦介的推测，“漱石全集出版会”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拱手让出《漱石全集》的出版机会才设立的。这实质上是岩波书店负责编辑，但作为销售方，则由岩波书店、春阳堂、大仓书店三家共同参与。因采用预约出版的形式，约定由三社共同募集预订，并根据各自的销售额分配利润。这样便照顾了与之前关系密切的出版社的情面。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其实，漱石逝世后，春阳堂以缩印版形式接连再版了他的旧作，数量多达11册，包括《哥儿》（春阳堂，1914年11月）、《草枕》（同年12月）、《彼岸过迄 四篇》（1915年1月）、《文学评论》（同年5月）、《梦十夜》（同年8月）、《满韩处处》（同年8月）、《想起的事等》（同年9月）、《三四郎》（同年10月）、《其后》（同年11月）、《门》（同年12月）、《虞美人草》（1916年1月）。除春阳堂外，新潮社、千章馆、实业之日本社、至诚堂书店、大仓书店等也在同一时期再版或缩印出版了漱石的著作。按照红野谦介的话来说，“他们抓住时机，将自己曾经出版的漱石著作资源利用殆尽”。

然而，却没有一家书店愿意承担起独立出版《漱石全集》的重任。根据红野谦介的研究，这是因为作为个人作家的全集，这在当时还并不多见。去世作家中受到关注的，恐怕只有樋口一叶、北村透谷、尾崎红叶、高山樗牛、国木田独步等数人。《一叶全集》（博文馆，1897年）、《透谷全集》（博文馆，1902年）、《红叶全集》全六卷（博文馆，1904年）、《樗牛全集》全五卷（博文馆，1904-1906年）、《独步全集》上下卷（博文馆，1910年）——这些全集最终都由博文馆出版。像尾崎红叶等人，其重要著作原本多由春阳堂刊行，虽然后来经历种种曲折，但最终仍由博文馆承担了全集出版工作。《一叶全集》由大桥乙羽主持编纂，《透谷全集》由《文学界》同人负责，樗牛全集则由姉崎嘲風与斋藤野人等故交参与编辑。红叶全集在其生前就已启动编纂，砚友社同窗及众多门生共同协助编辑。然而一叶、透谷去世时年仅二十余岁，红叶、樗牛亦不过三十多岁，独步也仅三十七岁便离世。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四十五岁去世的二叶亭四迷虽也引发巨大震动，但这位始终未能完全认同文学家身份的作家，其长篇著作仅《浮云》《面影》《平凡》三部，且脱离文坛时日已久，全集的出版已是多年后的事。

在当时，《漱石全集》是罕见的大型出版业务，阳春堂、大仓书店缺乏敢于冒险的胆量，是岩波最终成为出版商的理由之一。安倍认为，岩波的选择源自于其固有的道义感和立功扬名的本能。1917年（大正六年），茂雄在岩波书店内果断地设立了“漱石全集刊行会”后，亲自担任代表。随后，他聘请狩野亨吉、大塚保治、中村是公担任编辑顾问。

狩野亨吉、大塚保治、中村是公

如前所述，负责题字挥毫的是狩野亨吉。他曾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后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首任学长。据说他与漱石在大学时代有交往，在狩野赴任第五高等学校、漱石赴任第一高等学校等事上曾互相提供帮助。美学家大塚保治也与漱石自大学时代起就有交情，曾负责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美学讲座。其妻是已故作家大塚楠绪子，漱石在赴任松山中学前曾出席他们的婚礼。中村是公是漱石自高等中学时代起的挚友，东京帝大法科毕业后，作为官僚活跃于政界，并作为后藤新平的智囊，在台湾总督府和南满洲铁路的经营中展现了才能，也是一位实业家。漱石写作游记《满韩处处》的旅程也是由中村是公安排的。伊藤博文在奉天被安重根狙击时，中村就在其身旁。关东大地震后，他接替后藤新平出任第九代东京市长。就这样，由教育家、学者、官僚——这样的人员构成作为《漱石全集》顾问团，实属文学史上的罕见现象。

此外，全集的编者有寺田寅彦、松根东洋城、森田草平、铃木三重吉、小宫丰隆、野上丰一郎、阿部次郎、安倍能成，共计八人。寺田是物理学家兼随笔作家。他与漱石在第五高等学校时代因同事关系而结下交情。俳号东洋城的松根丰次郎，是漱石在松山中学时代早期的学生。他曾拜正冈子规为师，一边担任宫内省官僚，一边作为俳人活跃。阿部次郎以下各位都是漱石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时的学生。《漱石全集》就这样在更广泛的学术背景，而非纯文学色彩中被编纂起来。然而实际上，具体的编辑工作由小宫负责，校对则以森田为中心。不过，从第十一卷之后，校对负责人由森田变更为小宫。除了森田和小宫之外，还有名字未出现在顾问和编者名单中，但参与了校对工作的内田百閒、林原耕三、石原健三。

五

十重田裕一指出，岩波茂雄对这部全集的热情，从第一回《漱石全集》（全十二卷，后追加第十三卷和别册）的“规定及内容样本”预约募集广告册中可见一斑。所谓“内容样本”，是指“针对特定出版物进行详细记载，刊登发行者的说明文字、著者或编者的说明及肖像、推荐文、内容介绍、排版样本、实物照片、设特价时间及其期限、读者的订阅方法等。因此，制作者需要在排版、布局、照片使用上花费心思”。《漱石全集》的“内容样本”为四六开（约127x188mm），含封面共28页。其右侧印有“永久纪念日本诞生的世界的文豪之一大金字塔”的字样，左侧写着“艺术恒久，人生短暂”，中间则以黑粗体字印着“漱石全集 预约募集”的字样，落款日期为大正六年九月。这是在《漱石全集》计划启动后的第八个月、距离正式出版仅剩三个月时发行的预约募集。而且，这本样本册本身就有28页之厚。平野清介编《新闻集成夏目漱石像二》收录了1917年8月25日《时事新报》的报道，称漱石全集将于十月初由神田岩波书店发行，似为最早的介绍。9月21日，与漱石交谊颇深的《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三十余行报道，同日也刊登了广告。十月末《时事新报》称预约申请络绎不绝，已经突破预定部数，盛况空前。

第一回配本《漱石全集》的“规定及内容样本”

漱石在漱石山房

岩波在《漱石全集发刊之趣旨》中写道：

“自明治末叶至大正初年，漱石先生的创作活动实为一世之惊异。积蓄丰沛之学识与深邃之热情多年不发，年近不惑始提创作之笔，至其长逝仅十余年间，接连推出诸多雄篇大作，为世人应接不暇之壮观，恐世界文坛亦罕有其匹。先生实为兼学者之文人，既有敏锐之神经，亦具深刻之思索，于沉静观照之底潜藏炽烈道德宗教之要求，是为心理观察者亦为自然描写者，乃兼具头脑与文章之哲人文豪。尤以先生深厚之和汉学素养为基础，叠加西洋文学之真味，令吾等切感先生之前固无先生，先生之后亦无先生。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之生动融合，独可求于先生之作品，于此意义上，先生之文学可在日本与世界文坛要求唯一无二之位置。先生实为我国前所未有之国民作家，亦是世界性作家。先生怀巨大期待于吾等而早逝之今，《漱石全集》实乃应运而出者。此全集实为纪念明治大正文运之一大金字塔。纵言其于量于质皆为我国最初且唯一之全集，谁又敢诬之为妄言？”

岩波在给予漱石最高级别的赞誉后，表达了对《漱石全集》的期待，“吾等衷心期盼，凡有日本人之所在，必有此文豪之全集，使其成为精神食粮、人生训诫与心灵慰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传册的文案——甚至包括其他预约条款——几乎全由岩波亲自执笔，凡提及漱石处皆以“漱石先生”或“先生”相称。正如矢口进也指出的一样，这已非出版商的例行致辞，而是门生使命感喷薄而出的破格之作。然而，尽管岩波热情无量，出版一套“我国最初且唯一之全集”的《漱石全集》，仍然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竹内洋，《教养主义的没落：精英学生文化的变迁史》，李凯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待刊。

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紅野謙介，《物語岩波書店百年史（1）： 「教養」の誕生》，岩波書店，2013年。

十重田裕一，《岩波茂雄 : 低く暮らし、高く想ふ》，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年。

矢口進也，《漱石全集物語》，岩波書店，2016年。

夏目镜子，《我的先生夏目漱石》，唐辛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