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间的五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

那些被杀之人的数目

我们必须再次思考启示录（6:9-11）里的那段话，在那里我们读到：“（当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阿，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在满足被杀义人的数目之前，历史不会终结，最终审判不会宣布。也许，这就是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还有多少义人要像我们每天目睹他们死去那样被杀？历史定然是战争、死亡和杀戮的历史。但揭开第五印的意义并非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必须无动于衷地等待被杀的数目满足。就算报纸每天除了数这个数外什么也不干，我们也还是不知道这个数是什么，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审判将于何时发生、它到底会不会发生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中间的时代，和那些已被杀戮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见证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所相信的。在被杀的数目满足之前，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2025年1月7日

劳动与生活

我们经常听人因其以劳动为基础而赞美意大利宪法。然而，不但这个术语的词源（在拉丁语中，labor指一种令人痛苦的惩罚和一种对痛苦的承受），而且它被用作集中营标志（奥斯维辛集中营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这个事实，都应当让我们警惕，不要轻率地赋予它这样一种积极的词义。从《创世纪》中那几页把劳动呈现为对亚当之罪的惩罚的内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常被引用的那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宣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与（成天）劳动相反，“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将是可能的——一种对劳动的健康的不信任，一直都是我们文化传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过，还有一个更加严肃、深刻的理由，建议我们不要把劳动当作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个理由来自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后者正是通过力——要推动一个实体（corpo）[1]，就必须对它施加力——来定义功（lavoro）[2]的。这样定义的功/劳动必定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根据这个原理（它也许是真正的科学所达到的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的最高表达），能量不可避免地趋向退化[3]和熵，退化和熵表达了能量系统的失序，后者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们越是做功/生产劳动，宇宙中的失序和熵也就越是不可避免地增长。

因此，把社会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说到底意味着使之致力于失序和死亡，而非秩序和生命。相反，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但应该反思人劳动和生产熵的方式，还应该反思他们不活动、沉思，生产非熵的方式，没有后者，生活将是不可能的。

2024年12月24日

注释：

[1]物理学意义的实体、物体，区别于哲学上的实体sostanza。

[2]在意大利语中，功和劳动是一个词。

[3]能量退化指能量从做功的、集中的、有用的形式变为不能做功的、分散的、无用的形式，又称能量耗散、能量散逸或消能。

在行动者与木偶之间

就像古人所知道的那样，戏剧与政治密切相关，当政治舞台消亡或消失之时，戏剧舞台也不太可能保持活力。然而，在一个如今，政治似乎只由木乃伊（这些老古董还要求指导挖掘它们自己的工作）构成的国家，最近几天，我们却得以在威尼斯的一个小剧场看到了这样一场表演。这场表演充满了生命与智力，以至于观众——就像在剧场中总是应该发生的那样——在散场后变得更加自觉，身体也几乎焕然一新。这个奇迹的发生并非偶然。对戏剧史了如指掌（他关于戏剧史的知识堪称典范）的皮尔马里奥·维斯科沃（Piermario Vescovo）[1]，清醒地诉诸一个看起来小，但实际上，尤其是在意大利，肯定算大的传统，即木偶戏的传统。但他是这么做的——这是新的地方——即，结合六个女演员的身体的“在场”和她们掌控和移动的木偶的“在场”。这样，在“活的”和“死的”之间，在行动的女演员的宏伟身体和木偶瘦削但同样在场的身体之间，发生了一场无边无际的交流（un scambio incommensurabile）。在交流中，生命不断地流向两个方向，最终，我们分不清到底是女演员在移动木偶呢，还是木偶在摇动女演员并赋予她们生命。那不勒斯最后的手套木偶戏大师之一努齐奥·扎佩拉（Nunzio Zappella），曾在展示他那个小小的、已然破旧的普尔奇内拉木偶时说，“他是我父亲！”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效地定义木偶师及其木偶之间发生的“神秘”（il mistero）了。但通过把日本的“文乐”（即人形净琉璃文乐）嫁接到意大利喜剧的传统上，维斯科沃做得更多：他把哥尔多尼[2]的一个小文本（《隐姓埋名的女人》（[l'Incognita]——自作者去世后，这个剧本就再也没被表演过）改编成一个挑衅意味十足、极其现实的东西。而从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一课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制度（不单是政治的）的崩溃，不一定就会令我们无能：我们总是能够在过去中找到、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保存被春化的[3]种子，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子一定会开花。

2024年11月19日

注释：

[1] 皮尔马里奥·维斯科沃（Piermario Vescovo），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表演艺术教授。

[2]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

[3]春化指利用一定时期的低温处理，以促使种子开花结果的处理方法。

流亡与公民身份

反思这样一个现象是好的。它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就像在这些场合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它又能为我们在他人之中的生活提供有用的指示。这个现象就是流亡。法律历史学家还在争论是应该把流亡——在希腊和罗马的，原始形式的流亡——看作是在行使一项权利呢，还是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受惩罚的状况。因为在古典世界，流亡把自己呈现为赋予公民的，通过逃跑来逃避惩罚（通常是极刑）的权利，所以，流亡实际上似乎并不能被简化为从主观条件的角度来划分的法律领域的两大范畴，即权利和惩罚。因此，体验过流亡的西塞罗才会写道：“Exilium non supplicium est, sed perfugium portumque supplicii”，“流亡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庇护和一种逃避惩罚的方式”。甚至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挪用流亡并把它设置为一种惩罚（在罗马，这是伴随公元前63年的《杜里亚法》[lex Tullia]而发生的）的情况下，对公民来说，流亡依然是一条事实上的退路。因此在佛罗伦萨人对但丁发起流放诉讼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法庭上出现，并抢在法官之前，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流亡生活，甚至在有机会的时候也拒绝回到自己的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流亡并不意味着公民身份的丧失：流亡在事实上把自己排除到共同体之外，但在形式上，流亡者依然属于这个共同体。如果有人想把流亡设置为一项它实际上不是的权利，那么，流亡就会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矛盾的权利，即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流亡者也就进入了一个与主权者无区分的领域。主权者可以通过例外状态悬置法律，和流亡者一样，他既在法律系统之内又在法律系统之外。正因为流亡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公民把自己置于公民共同体之外的能力，并因此而就法律系统而言处于某种“阈限”上，所以，今天，它才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引起我们的兴趣。但凡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和所有制度逐渐、不可阻挡地解体的处境。在这种状况——其中，政治消失并让位于经济和技术——下，公民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变成了事实上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必须夺回这种内部流亡，把它从一种被动忍受的状况，变成一种我们选择和主动追求的生命形式。在公民甚至连关于政治的记忆也失去了的地方，只有那些在自己城邦中流亡的人才会参与政治。也只有在这个散落在无形的公民大众中的流亡者共同体中，某种类似于新的政治体验的东西，才会在此时此地变得可能。

2024年11月7日

失去语言的人民[1]

今天，欧洲人民变成了什么模样？今天我们不可能看不到这样的景观：欧洲人民迷失了，他们忘记了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语言。这种丧失的模态不一，因人群而异：盎格鲁-萨克森人已经走完了通往一种纯粹工具性的、客观化的语言——基本英语，在这门语言中，你只能交流和算法越来越像的讯息（messaggi）——的整个旅程；德国人似乎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法国人，虽然崇拜自己的国民语言，却——也许，甚至可以说因为崇拜自己的国民语言，而——迷失在说话者和语法之间近乎于规范的关系之中；意大利人狡居于双语之中，可曾是其财富的双语，如今却到处变成毫无意义的黑话。而如果说犹太人是或至少曾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在面对这一情况，即一门神圣的语言被犹太复国主义世俗化为一门国民语言的时候，记住朔勒姆说的话是有益的：“我们像盲人走在深渊边缘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这门语言孕育着灾难……终有一天，它会反过来针对说这门语言的人。”

无论如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与语言的“诗的/向前引出的”（poetico）联系，并代之以一种工具性的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相信自己在使用语言的人反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为语言所用。而由于语言正是人类发生（antropogenesi）的形式本身，故而今天，看起来受到威胁的，正是人的人性本身。不过，关键在于，一个人群越是迷失在其语言之中（对这个人群来说，它的语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陌生或变得太过于熟悉），它也就越是不可能思考那门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欧洲各人群的政府在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情况下，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它们没法弄清楚的谎言之中。一个说谎者意识不到的谎言，实际上只是一种思想的“不可能”，一种在至少在一瞬间中断与自己的“话”的纯粹工具性联系上的“无能”。而如果人不再能够以自己的语言思考，那么，他们会觉得有必要把思想转移给人工智能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不消说，这种迷失——即人群迷失于其语言之中，而这个语言曾是其生命之家——首先具有一种政治意义。欧洲正在把自己关进一条死路，而在它重新发现与它的“话”的诗/向前引出的、思想的关系之前，它将无法走出那条死路。也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欧洲政策——今天并不存在这样的政策——最终才会变得可能。

2024年10月11日

注释

[1]Popolo原本只指一群人、一个人群，在人民主权理论中才具有了人民的含义。这群人与国家（stato）结合也就变成了国民（nazione）。相应地，他们的语言也会因此而从人民的语言变成国民的语言（lingua nazionale）。注意人民的意义大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