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最新攻击与“哈佛精神错乱综合征”

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战争不断升级。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2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暂停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致哈佛大学的一封信中表示，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认证即日起被撤销。5月23日，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称特朗普政府禁止其招收国际学生的决定是对哈佛大学违抗白宫政治要求的“违宪报复”，将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造成“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同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在举行听证会之前“维持现状”。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示威者举着标语抗议总统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攻击。

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2001-2006年间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1999-2001年于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任美国财政部长）日前接受了《政客》（Politico）的专访。萨默斯过去经常对哈佛大学提出批评，但在特朗普近期对哈佛大学的一系列攻击中，他坚定地站在哈佛大学一边，他表示：“勇气和投降都具有传染性。我很高兴哈佛选择了勇气。因为如果幸运如哈佛都无法抵挡专制的步伐，还有谁可以呢？”

萨默斯在访谈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下达的国际学生禁令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攻击。如果它被允许生效，对哈佛大学乃至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都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创业精神的流失也会带来经济损失——像谷歌首席执行官Sundar Pichai、微软首席执行官Satya Nadella这样的人都是曾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被削弱，毕竟二战的胜利是凭借美国大学中移民科学家的科学创新而取得的。这也会损害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体验以及在实验室、数据中心以及图书馆里取得的进展。将美国与世界上97%的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口隔离开来注定会带来失败。

他还指出，这一禁令明显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其所采取的方式是对政治对手的惩罚性报复，以及《行政程序法》——该法案要求政府在剥夺一所机构的重要生计之前，必须履行举办各种听证会等正当程序。萨默斯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哈佛大学拥有压倒性的理据，并且应该尽可能强有力地在法庭上和公共舆论中加以阐明。

关于特朗普为何将攻击美国知名学府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萨默斯指出，从1930年代的德国，到战后大部分时间的阿根廷，再到里根首次竞选加州州长的时期，都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大学的攻击。在他看来，特朗普对大学的攻击和他寻求与德国选择党等反民主政治势力的结盟是一脉相承的。

萨默斯曾就反犹主义、过度的身份政治、缺乏政治多元性以及需要更有力地为美国国家安全提供支持等问题对哈佛大学提出过批评，认为大学应该进行改革，然而令他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策略可能反而会造成改革的倒退，因为这些改革的反对者可以将自己的意图掩盖在对特朗普的抵制当中，而不去处理深层次的实质问题。

对于过去十年间随着捐赠基金的膨胀，哈佛大学和其他美国名校之间展开的吸引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的“军备竞赛”是否有悖于教育的使命这一问题，萨默斯指出他在任期间改变了哈佛的政策，让家庭年收入在8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或无需向家庭借贷，这一政策后来被广泛效仿，如今70%的哈佛学生都能获得经济援助。在哈佛大学和其他许多名校，父母没有大学文凭的学生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上升。从经济管理到衡量机会平等再到提升人类健康，哈佛大学的确在尖端科学上投入巨大，但在萨默斯看来，美国大学相互竞争，力争上游，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这正是美国的一大优势。在特朗普政府开始对留学生采取惩罚性行动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中有极高比例选择美国作为留学地就是这一优势的证明。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7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一位教职员工从哈佛庭院走出时手持标语，抗议特朗普总统对哈佛大学的攻击。

萨默斯进一步谈到，按照特朗普政府重出口轻进口的重商主义逻辑，高等教育理应是其想要支持和扶持的行业。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攻击，正在加强其他英语国家大学的竞争地位。尽管损害已经造成，但萨默斯仍然对美国大学的深厚韧性抱有信心，他相信只要美国人民能够重新认识到大学是无价的国家资产，而大学也认识到其必须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美国大学就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走出这段艰难的时期。

萨默斯的访谈刊出的同一天，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哈佛精神错乱综合征”（Harvard Derangement Syndrome）一文。平克同样强调了自己过去对哈佛大学的公开批评，并且在文中对该校在伤害学术自由、缺乏观点多元性、反犹主义言论等方面确实存在的过失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检点，同时词情恳切地再三说明局部存在问题绝不意味着整个系统都已病入膏肓，哈佛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今天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平克指出，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富有、最著名的大学，哈佛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在公众的印象中，这所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的缩影，也是滋生对精英不满的天然磁石。他将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的全面攻击与心理学中的“分裂（splitting）”症状相提并论，出现这种症状的病人会采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将生活中的他人要么视为天使要么视为恶魔。治疗这些病人需要采用辩证行为疗法，帮助他们了解到大多数人都同时拥有优缺点，当他人令其失望时，他们需要为自己感受到的不适留出空间，而不让这种不适左右对其人的整体看法。在平克看来，国家在处理其教育和文化机构时，迫切需要这种相称感。尽管哈佛大学存在严重的弊病，但哈佛是一个历经数个世纪发展而来的复杂体系，必须不断应对各种相互竞争的和意料之外的挑战。恰当的治疗方法是诊断哪些部分需要哪些治疗，而不是切断它的颈动脉，看着它流血而亡。

平克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的打击背后的真正动机在于破坏行政部门之外作为影响力中心的公民社会机构，即万斯在2021年放在演讲标题里的“大学就是敌人”。但他也承认，人们有理由担心大学存在接受反馈和改进自身的机制薄弱的问题，但这并非只能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予以解决。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大学可以授予外部“访问”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大学领导层应该审慎地利用来自校友、捐赠者和记者的谩骂来检验自己是否的神志是否清明；管理委员会应该更多地关注大学事务并承担更多责任。

文章进一步指出，哈佛在过去近两年间经历的磨难已经促成了诸多改革，包括采取机构中立的政策，不再对不影响自身运作的问题发表高谈阔论；对扰乱秩序的抗议活动划定了界限，并将建立集中执法机制，使违规者无法选择陪审团或指望院系取消其裁决；文理学院取消了招聘时要求申请者提交“多元化声明”的规定，院长也要求各项目主管报告其部门的观点多元化程度；违规的中心正在接受调查，这些中心的负责人已被撤换；校长郑重接受了特别工作组的报告，表明反犹主义问题得到了严肃对待；一份新的课堂协议要求学生对挑战其信仰的思想持开放态度。平克透露出了希望哈佛大学能够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和解的愿望，他特别提到，上述改革中的很多举措都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进行的，并且与他的要求有所重叠，“但如果你站在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让你撑伞，你不应该仅仅为了激怒他而拒绝”。

“好母亲”迷思

今年母亲节前夕，《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母亲节提醒我做母亲是一场战斗，而我并不适合”的评论文章。作者卡罗琳·沃尔费尔（Carolin Würfel）是一名作家、编剧和记者，她在文中写到，在没有家庭主妇传统的民主德国长大的经历让她尤其难以接受母亲角色。童年时，作为孩子的她见证了“母爱如同战场——不仅仅是与孩子需求的斗争，更是母亲内心更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渴望爱与养育，另一方面渴望自主”。因为曾经亲眼目睹，她不相信自己可以化解这场斗争，也不相信那种可以两者兼顾的迷思。

即使没有和沃尔费尔一样的成长经历，当下很多女性也对生育望而却步。近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书评文章，题目是“很多女性‘就是不想’生孩子。这些书没有责怪她们”。作者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指出，美国的出生率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尽管一些自由派人士认为可以通过为女性提供更多物质支持来扭转这一趋势，但大量证据表明，生育阻力并非出自经济动机。皮尤研究中心去年七月的一项研究显示，50岁以下、不想生孩子的美国成年人中，57%的人表示“就是不想”（64%的女性和50%的男性将此作为放弃生育的主要原因），44%的人表示“想专注于其他事情”，而经济问题仅排在第四位，有36%的人提及。

美国芝加哥，一名医生在医院对孕妇进行超声波检查。

罗斯菲尔德认为，尽管出生率的下降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女性“就是不想”生育与一种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社会观念有着莫大的干系，即女性要成为成功的母亲，就必须牺牲自身的利益和人格，全心全意为子女付出。而今年出版的三种新书都对这种伪科学展开了抨击：历史学者汉娜·泽文（Hannah Zeavin）的《母亲媒介：二十世纪的冷热育儿》（Mother Media: Hot and Cool Paren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IT Press，2025.4）一书，在整个20世纪的时间跨度内检视了母性与科技的关系；诗人南希·雷迪（Nancy Reddy）的《好母亲迷思：破除关于如何做一个好母亲的陋见》（The Good Mother Myth: Unlearning Our Bad Ideas About How to Be a Good Mom，St. Martin’s，2025.1）和产后护理医生亚历克斯·博伦（Alex Bollen）的《母职：挣脱坏科学和好母亲迷思》（Motherdom：Breaking Free From Bad Science and Good Mother Myths，Verso，2025.3）则结合了自传和历史，展现了惩罚性的期望如何持续残害着新妈妈们。

文章指出，这三本书存在一些重叠，例如都提到了依恋理论和20世纪中期颇受欢迎的儿科医生斯波克博士（Dr. Spock），但关注点各不相同，采用的语调也很不一样。泽文关注的是科技如何在增强母性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威胁，该书有着很高的学术性和哲理性，充满了迷人的历史线索，其中包括对被监禁人口的实验和对漫画书的社会恐慌；雷迪的书是一份温情而动人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突破医学边界的坏理论所造成的影响；博伦则讨论了更多的当代错误观念，涉及神经科学、母乳喂养等等，对母亲面临的巨大压力进行了深入探究。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对那些强化母亲角色的性别歧视观念背后的可疑且不负责任的科学展开了探索。

文中写到，泽文采用的整体框架能够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支撑，泽文认为对母性的规范取决于边界的协商，当核心家庭在20世纪初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模式时，“旧式的多代家庭生活被重新理解为对年轻家庭的侵犯”。当核心家庭被视为一个不可渗透的单位，外来者就变得可疑起来。谁是入侵者，谁是自己人，就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0世纪初无处不在的保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不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母亲替身。而机械摇篮和后来的电视机等技术，有时被认为是可行的替代品，有时却被认为是有害甚至危险的。

泽文和博伦都指出，在20世纪初，“科学育儿”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其追随者们恪守“严格的喂养和睡眠规律”；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开创了一种略微宽松的传统，他劝告焦虑的父母们“相信自己。你比你认为的懂的更多。”然而，关于女性可能毁掉自己的孩子的灾难性警告依然存在。

满足母性的社会标准兹事体大，泽文提到，过时的理论常被用于支持撤销监护权的决定，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时刻面临与孩子分离的风险。与此同时，好母亲的角色几乎不可能实现，大多数母亲必须工作，因而难以提供被博伦描述为永恒标准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关爱”。雷迪还指出，好母亲的形象通常“被想象成白人、异性恋者、已婚者和中产阶级”，这种模式默认将大多数母亲排除在外。此外还存在观念上的自相矛盾，女性被敦促“相信自己”，同时又被指示依靠专家。泽文指出，1950年代，女性同时因为太过冷淡（这让她们成为“冰箱母亲”）和过度关爱（这让她们成为“窒息母亲”）受到指责。

泽文、雷迪和博伦共同指出了关于母性的三大核心迷思：第一，如果母亲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就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第二，只有做母亲才是女性真正的天职；最后，坏科学将母亲和婴儿视为孤立的二人组合。雷迪写道，依恋理论的鼻祖、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最初是研究儿童犯罪问题的，但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关于父亲或大家庭的信息，也没有考虑儿童的住房条件、就学情况或家庭收入”。因此，正如博伦所观察到的，“对母亲和孩子之间个体关系的关注转移了我们对贫困和种族主义等社会弊病的注意力。”三本书都提出了另一种在各个文化和时代都最为常见的育儿方式，即“共同育儿（alloparenting）”，这一实践要求征用大家庭网络和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完成艰难的育儿工作。

文章最后写到，人们很容易将上述残酷的母性迷思视为过去式。然而只要看一眼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它们的持久力量。1980年代末，鲍尔比在临终前曾主张关闭日托中心，他希望此举能迫使女性重新扮演主要和近乎唯一的照顾者角色。仅仅四年前，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篇与人合写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以反对时任总统拜登的托育政策，理由是“孩子们在家里与一位家长共度一天显然会更快乐、更健康”。万斯的共同作者最近告诉《纽约时报》：“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与妈妈的连结是与生俱来的。”

罗斯菲尔德指出，保守派尝试扭转出生率下降的策略显然是加倍宣扬让母亲身份不受欢迎的母性迷思，但她很怀疑这种策略能否成功，毕竟如果“想要”生孩子就意味着会被生吞活剥，那谁又能责怪那些“就是不想”生育的女性呢？她写道，“任何认真对待提高出生率的人，总有一天不得不认识到，只有让女性可以不仅仅是母亲，她们才能被说服成为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