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欧盟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

6月25日，欧盟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在布鲁塞尔接受了（www.thepaper.cn）赴欧采访组的专访。

法比安是欧洲政策中心（EPC）首席执行官，并同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聚焦于在欧盟内部政治分裂和充满挑战的全球格局背景下，探讨关于欧洲一体化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前景。

在这一框架下，法比安的研究重点进一步向具体议题深化，聚焦于欧洲应如何应对三重挑战：一是俄乌战争；二是欧洲必须经历的根本性变革，如技术革命、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三是如何应对政治不确定性和变革等“永久性危机”。

在EPC的会议室，法比安与我们讨论了欧洲是如何看待“俄乌战争”，而这又如何改变了欧盟的对外政策趋势；欧盟对中国、美国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

“关闭市场”从不在讨论之列

：建交50周年中欧贸易取得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欧盟强调与中国经贸关系中的“风险”。您如何看待“去风险”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实质影响？

法比安：过去50年欧中关系取得很大发展。经贸关系一直至关重要且不断深化，双方的经贸关系有了长足发展。在政治层面，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存在感不断增强，欧中交流也日益增多。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并非始终一帆风顺。当下，欧中关系正处在值得关注的时期。

近年来欧洲已经意识到，过去曾让欧洲获益匪浅的按照自由贸易、国际规则运转的世界已不如往昔。部分原因在于与中国等国家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俄乌战争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促使我们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中都把“安全”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出现了“安全化”的趋势。因此，现在我们更强调“去风险”，强调要掌握可用工具来应对依赖性和脆弱性。

但这是正常的发展。欧盟近年所推行的举措，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长期实行，只是欧洲现在才意识到谈论风险是必不可少的。

：从经济学视角，应如何客观评估中欧经贸关系中的风险与机遇？

法比安：必须强调的是，“去风险”并非“脱钩”，也并不意味着关闭市场。它是针对特定行业、产品、供应链的审视。欧盟始终坚持的原则仍是开放的自由贸易，只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采取更审慎的态度。但从未涉及“关闭市场”，这一点从不在讨论之列。

我们的贸易伙伴会对此有反应，因此必须展开沟通，让大家清楚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从欧洲的角度看，我们一再指出，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并未达到我们的期望，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因此，这些举措也是为了应对挑战。

目前所采取的大多数经济安全措施，本质上都是应急的，并非当下就要实施，而是为了在出现困难时能够做出应对。许多措施也并非针对与中国的关系而制定。现在讨论的不少政策工具，其实是欧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已着手制定。换句话说，这是欧盟将安全考量纳入与任何其他贸易伙伴往来中的一种方式。

中欧需有足够的政治意愿直面并解决问题

：50年前中欧以“求同存异”开启合作，到2014年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再到如今欧盟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中欧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

法比安：我们所看到的欧中关系是随时间发展的结果，这并不令人意外。建交之初，重点在经济交流上。那是双方都非常契合的时期，中国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同时欧洲的产业也与其配合得非常好。这是互补性极强的经济关系，双方都受益匪浅。

如今，经济形势、全球环境发生了变化，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包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此，欧中关系也在发展。我们开始审视彼此关系中不同层面和细微之处。

但这并非只针对中国。比如，如果要描述目前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我会说，一方面，我们是朋友和盟友；另一方面，在地缘经济上我们又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以，一段关系包含不同方面是很正常的。

：从欧洲角度出发，应该如何避免滑向“制度对抗”？中欧之间又应如何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双输局面？

法比安：我们绝不认为全球对抗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有益。比如，我们与美国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其所有政策选择。当下，我们（欧美）也存在显著分歧。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俄乌战争。欧洲非常明确，这对我们构成了安全威胁，而美国目前对此的立场则不那么清晰。这就是在重大政策领域我们存在的差异。

因此，继续探索如何发展与他国的关系，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多边体系的发展，对欧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坚信，建立一些共同的规则、制定适用于国际舞台上所有行为体的准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再具体到欧中关系，我认为，我们最终可能会在经济层面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也存在一些需要警惕的结构性失衡。这不仅仅是竞争那么简单。眼下，欧洲主要关切之一是“产能过剩”，担忧中国经济因为内部消费不足，不得不扩大出口，进而对其他国家的产业造成冲击。

这类难题可能会使双方无法充分受益，但并非无解。关键在于，双方是否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去直面并解决它们。遗憾的是，目前在经济领域，我们确实面临若干需要尽快处理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让欧中经贸关系真正释放最大潜力。

欧洲并非在“选边站队”

：您曾指出“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抛弃导致保护主义失控”。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威胁，中欧能否超越短期贸易摩擦，在维护全球贸易规则中形成实质性的合作？

法比安：不仅是欧盟，而是所有仍然相信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必须共同为此努力。全球贸易体系确实需要改革，现行规则已经过时。然而，改革极其艰难。如果美国这一全球主要贸易大国不参与、不发出积极的政治信号，就很难维系规则。

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改革失败，我们可能滑向“强者即规则”、规则随心而定的局面。这显然不符合贸易国的利益，因为总体贸易量势必萎缩，对经济较弱的国家尤为不利。这也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安全等全球公共事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合作，而不能只局限于本国利益。

：正如您前述谈到了欧盟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思考，您认为近几年欧盟对中国和对美国的定位是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

法比安：从中期来看，我们确实已经察觉到变化，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更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并未疏远欧洲，但无疑将更多精力投向亚太。华盛顿一再要求欧洲为自身防务与安全承担更大责任。这些是长期趋势，并非特朗普一人所致。然而，特朗普的做法无疑向欧洲发出了强烈信号——在若干关键领域，我们已不能再依赖美国。

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原因。在乌克兰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当前这对欧洲而言是最重要的议题。我们正与俄罗斯直接对峙，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一切问题都会从如何应对这场对峙的角度出发。

美方加征关税的举措也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了全球体系。但需要认识到，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依然极其牢固，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不会因特朗普的若干关税措施就发生根本改变。

对华关系也经历了长期演变，尤其在过去几年，我们对欧中关系看法更趋审慎。一方面源于经济层面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关乎政治因素。

我想说，欧洲并非在“选边站队”，而是确实需要成熟起来。由于历史发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以这样的方式为欧洲自身的诸多问题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必须开始这样做了。

真正明确“多边主义”的含义至关重要

：您曾强调“多极化不等于多边主义”，各方须就“多边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中欧将彼此定义为“多极化世界的两大力量”。您认为双方对“多极秩序”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如何影响中欧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协作？

法比安：在我看来“多极化”是一个事实：我们身处不断变化的世界，新兴力量不断涌现，因此不再是两极世界，也不再是过去单极或霸权主导的格局。但多极化本身并不是一种秩序原则，也不是一种愿景，它仅仅是对世界现状的描述。

我担忧的是，最终呈现的并非多边主义。正因如此，真正明确“多边主义”的含义至关重要。目前运行的这套体系存在缺陷，不如预期。挑毛病很容易，可如果我们真的想取得进展，就必须提出建设性建议，并阐明多边主义的核心所在。

多边主义的核心是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共同规则，这套规则必须得到执行，而且所有成员都自愿接受并受其约束，即便在独立仲裁中也如此。我为何如此定义？因为这是欧盟的经验，欧盟正是这样运作的。在欧盟，我们已经在传统上曾彼此为敌、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成功实践了这一理念。

我们必须厘清分歧到底是什么。双方路径不同，却不一定构成问题，我们仍可以达成共识尊重彼此，同时让差异不影响往来。然而，当下的情形并非如此。正因如此，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全球场合，我一再呼吁拿出具体建议。仅仅指出现行多边体系运转不佳很容易，而且情况恐难自行好转。我们需要的是把方案摆上桌面，才能进一步讨论彼此有何差异，以及是否真的构成问题。

：站在建交50周年的节点，您对中欧关系的长期定位有何思考？

法比安：我希望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我们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构建一种能有所贡献的伙伴关系。牢记这一点至关重要：欧中关系要能为全球公共事务发挥作用，比如在气候变化、贫困、发展等领域开展更有效的合作。

然而，作为一名分析者，我必须说，我对此相对谨慎甚至略带怀疑。眼下，一系列问题正引发摩擦。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但若要得到解决就需要双方都有意愿，放弃过去固守的某些立场。

当前对欧洲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威胁。我想，欧洲之外的人必须明确，我们所关注的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代——直白地说，就是我的儿子将来是否需要穿上军装驻守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线上。

：您认为哪些领域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合作突破口，为中欧下一个50年奠定基础？

法比安：海上安全就是其中之一。欧中都依赖全球水道的自由畅通以保障贸易流动。再放眼当前的科技革命，我们该如何在新兴技术上展开合作？应制定怎样的规则来加以规范？科研领域也有积极的合作空间。如何携手攻克共同面对的疑难疾病？如何应对下一次全球大流行？在这些议题上，全球合作无疑是最佳路径，中国必然是其中关键一员，欧盟亦然。

未来50年的中欧关系在全球层面仍将举足轻重，双方是关键行为者。我们应当构建一种积极的关系，既能增进全球公共利益，更要在气候变化这一“生存级”议题上携手。良好的中欧合作，将带来巨大共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