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对抗本就是敌我双方一场精彩的博弈，独立战争期间英军的情报工作也丝毫不逊色。英军在北美建立了一个出色的间谍网，其中不乏军医、议会成员甚至是高级将领和华盛顿亲兵卫队的成员，他们都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依靠他们提供的情报，英军可以了解大陆军的真实实力和意图。此外，殖民地中的托利党人普遍反对邦联的独立事业，他们也会向英军提供情报。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由于英军势如破竹，一些本来持同情和中立态度的人也对革命丧失了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诱使他们要么加入英军，要么为他们刺探情报，其中不少人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缺乏管理和未经专业训练，革命党人最初的反情报工作也是一团糟，该抓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华盛顿能够用谍获情，就知道反间工作同样必不可少。1776年3月24日，华盛顿在与部属交流的信中写道：“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他们的间谍，因此，我希望能对他们保持最严密的监视。”于是，浩浩荡荡的清除英国间谍活动在大陆军中展开。与反间工作息息相关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中的另一位大人物——约翰·杰伊，他与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并称为美国开国情报事业的“三驾马车”，也是他推动美国反情报工作走上了正轨。

约翰·杰伊（John Jay，1745年12月12日-1829年5月17日），是一位在情报、外交和法律方面均为美利坚合众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开国元勋。杰伊于1764年毕业于国王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768年获得律师资格，成为纽约的一名成功律师。作为费城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他起草了《致英国人民的致辞》，阐述了殖民地的主张。他确保了《独立宣言》在纽约州通过，并成为了州议会议员。除了在独立战争中杰出的反情报工作外，杰伊还在1789-1795年担任美国第一任首席法官，并在1794年通过《杰伊条约》与英国达成和解，促进了商业繁荣。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拥有悠久间谍历史的英国人从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秘密勾当。在英国总督威廉·特赖恩和纽约市市长大卫·马修斯的支持和资助下，他们甚至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基。所幸的是，杰伊通过眼线，顺藤摸瓜，把阴谋分子一网打尽。托马斯·希基因涉案被处决，纽约市市长大卫·马修斯被投入监狱，威廉·特赖恩一路逃到纽约港的英舰“戈登公爵夫人号”上才得以保住性命。面对独立战争的危局，无论是乔治·华盛顿还是约翰·杰伊都深刻认识到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776年6月，年仅30岁的约翰·杰伊受华盛顿的委派成立了“纽约州侦查和挫败阴谋委员会”，负责情报搜集、逮捕英国间谍和调查可疑的英国同情者，拥有逮捕、审判、监禁、驱逐嫌疑犯的权力，约翰·杰伊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至1777年2月中旬。在这个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杰伊开始了针对托利党人情报活动的反情报工作。由此，杰伊进行了数百次反情报调查、逮捕和审判，大多数疑犯都是忠于英王的颇有影响的商人和政治人物。为了有序关押这些人员，杰伊在哈德逊河上设立了监狱船。鉴于这些审判并非运用现有的法律系统，杰伊于1777年5月建议建立民事法庭来审判诸如叛国、叛乱和变节投敌的案件，因为民事法院较“纽约州侦查和挫败阴谋委员会”能够更为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和审判。

同时，杰伊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反情报特工，其中最为有名、最为成功的当数伊诺克·克劳斯比。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德逊河流域流传，人们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库帕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哈维·波克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詹姆斯·库帕的小说《间谍》

克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独立战争爆发之后，他受命加入各种托利党组织，搜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报告，由杰伊逮捕并审判他们。克劳斯比的工作异常危险，在很多次针对他也同样参加的托利党人的围捕中，他总是能够“设法逃脱”，这让他险些暴露自己的卧底身份。同时，他还不得不面对围捕活动中来自美国独立革命者的枪林弹雨，数次险些丧命，真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即便如此，克劳斯比舍生忘死，依旧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反情报任务。

1777年10月，他去哈德逊河北岸的马尔波罗执行任务。在一个小旅馆里，克劳斯比“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等地搞破坏活动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了在那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 ”。于是，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一天，他把托利党人武装分队进攻革命党人的情报以“史密斯”的名义非常巧妙地报告了杰伊：

我加急传信给您，请求您命令汤森德上尉的游骑兵连队立刻赶到巴特山西边的谷仓并隐蔽起来，预计明晚十一点左右，我和三十名托利党党员会在那出现。

您忠实的仆人约翰·史密斯

杰伊及时布置了埋伏，把托利党人打得措手不及。克劳斯比早就盘算好了这个结局，也早早藏在了干草垛中，以逃过汤森德的追捕。为了保密，他只和杰伊单线联系，军队中其他人并不知道他是“自己人”。没想到，汤森德的游骑兵训练有素，居然开始用刀刺这些干草堆。为了保命，克劳斯比只得“投降”。就这样，克劳斯比和这些托利党人被游骑兵押送到了约翰·杰伊的住所并关押起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约翰·杰伊正好不在家，但反间谍大师杰伊的女仆却认出了克劳斯比。机智的女仆跟随杰伊良久，久而久之早已看清其中的“门道”，她给看守克劳斯比的军官送去了下了药的白兰地……第 二天，克劳斯比“名正言顺”的“越狱”一事被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其他在关押的犯人。随后，他又加入了另一个托利党组织，开始了新的工作。

1779年，杰伊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全权公使，西班牙也加入了法美阵营，公开支持反对英国的革命者。1782年5月，杰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派往巴黎代表革命党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在与英国的秘密交涉中，他在条款签订工作上占据了上风。1783年9月3日，《巴黎条约》正式签订，美英结束了战争，而正式签订的条款基本符合美方最初的意向。

杰伊回美国后，在国会的推举下当选了外交部部长，但他对外交工作的兴趣显然没有对秘密工作的兴趣那么浓厚。杰伊在确立以行政权进行秘密情报活动方面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围绕创立美国宪法的争论中，杰伊在联邦党人文件第64卷中这样写道：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获取至关重要的情报，如果拥有情报的人可以免除暴露的担忧。这些担忧取决于他们是受金钱还是情谊的驱动，而事实上往往两者兼而有之。他可以依仗总统来保密，但他不会相信参议院，更不会相信一个大型的、大众化的立法机构。在缔结条约方面，我们已经有章可循，这就是总统在缔结之前必须经由参议院批准，但总统能以谨慎的方式管理情报事业。

1789年，乔治·华盛顿任命杰伊出任美国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在任职期间，他协助制定了最高法院的程序。总而言之，约翰·杰伊的反情报实践和思想不仅为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对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当今美国这种由总统领导、国会监督的分散型情报体制无不带有杰伊的思想烙印。尽管这种分权、分散的情报体制有时会偏离轨道，但其纠偏、纠错能力始终贯穿于美国情报事业的发展进程之中。

本文摘自《美国情报简史：美利坚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情报与战争》，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美国情报简史：美利坚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情报与战争》，荣杰、韦思丛、朱砚卿、海祥/著，金盾出版社，202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