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当摄影技术日臻成熟，一个镜头，便可将图像从日常生活的纷繁笔划中一帧帧拓印下来，记录瞬息间的诗意涌流，绘画即摆脱了学院派摹仿论的统治，转向对观看这一行为本身的反思。从爱德华·马奈、埃内斯特·梅索尼埃等印象派之先驱，到纳比派之类决意革新绘画艺术的印象派之后继，一代代法国艺术家，持续不断地拓展着观看的边界。这其中，存在着福柯所谓的“知识型”的断裂与重构。

学院派的、古典主义的观看如此厚重，画家的目光如同果肉，紧紧裹住被观看之物的硬核，但在印象派的观看中，如在莫奈的画里，执画笔者的目光如同蛛丝轻轻覆住事物，并将其溶解在画布上，用松节油句读它，使它个中光影，呈现出可与画家之心灵应和的韵律。由此，绘画的现代性便产生了。这一现代性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就是艺术家对自身艺术使命的充分自觉。他们不再是匠人，在大理石上留下一个字迹模糊的签名，其艺术生命的悲辛与灿烂，只能留待后人想象。正相反，艺术家成为了一种有着强烈主体性的特殊社会阶层。本雅明称之为“波希米亚人”，居伊·德波把它命名为“境遇主义者”。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这些19世纪艺术家很多时候都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是“艺术至上”的信徒，但他们缔造绘画之现代性的尝试，久已成为法兰西国家文化记忆一部分。1986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支持下，位于塞纳河畔，始建于1898年的奥赛火车站，被改造为专门陈列1848年至1914年间法国绘画、雕塑、家具和摄影作品的奥赛美术馆。如今，这座博物馆，连同其庞大藏品库中的百余件珍品漂洋过海，来到浦江之畔的浦东美术馆，是为“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展览。

步入展厅，就如同进入了微缩版的奥赛博物馆，不单是展馆间的围挡绘制成了奥赛的镜廊模样，那标志性的车站大钟的仿制品，亦伫立于展厅之外，供游客拍照留念。展品的次第排序所构成的艺术史叙述，与奥赛博物馆本馆大体相近。这是因为，该展览策展人、著名艺术史学家斯特凡纳·盖冈，本身即是奥赛博物馆主席学术顾问。

在接受《生活》杂志访谈时，盖冈表示，展览意在表现19世纪法国艺术的独特性，而非以传统的现代主义叙事，从20世纪回溯19世纪，认为19世纪画家的诸多尝试，不过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前奏曲。在奥赛刚刚建馆时，“有人反对在塞尚、梵高的作品边上放上卡巴内尔、热罗姆、博纳尔、科尔蒙，他们认为这些艺术家还不够经典。”盖冈说，但“奥赛博物馆希望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待现代性”，透过发掘这些久已被湮没的画家，描绘出19世纪绘画之全景。

展览现场，爱德华·马奈《埃米尔·左拉》1868，布面油画

展览现场，保罗·塞尚《塞尚夫人肖像》1885-1890，布面油画

展览现场，莫奈《夏末的干草堆》，1891年。

所以，尽管这次展览展出了大量难得一见的马奈、塞尚、高更、梵高、罗丹的原作，但在策展时，策展人并没有为这些名作专门辟出一个空间，它们依旧如同一幅普通艺术品般被陈列在一起。一般而言，当其拥有如此多名作可以展出时，策展人都倾向于用那些最知名的作品，为展览收尾。可“缔造现代”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却是会让不少中国观众感到陌生的纳比派。

“纳比”一词，取自希伯来语“nebiim”，是先知的意思。1888年，批评家奥古斯特·卡扎利斯发明了这一术语。他认为，这一流派的青年艺术家有着以色列先知般的自觉，将艺术尊奉为唯一的信仰，试图打破艺术与装饰之间的壁垒，以恢复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以建立某种可以把自然淬炼为纯粹精神创造的艺术。纳比派的成员，大多是1880年代末在巴黎朱利安学院接受艺术教育的学生。他们奉高更与塞尚为偶像，其艺术理念却在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变得更为激进，唯美，富于秘传色彩。

展览现场，纳比派画家费利克斯·瓦洛东《梳妆的女人》1900，纸板油画。

展览现场，纳比派画家爱德华·维亚尔《费利克斯·瓦洛东》约1900，纸板油画。

1890年8月，时年19岁的莫里斯·丹尼斯以皮埃尔·路易为笔名，在《艺术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传统主义的定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纳比派运动的宣言，其开篇写道：“记住，一幅画在成为战马、女性裸体或某种轶事之前，本质上是一个以特定顺序排列的色彩覆盖的平面。”

这或许正是“缔造现代”展览以纳比派作为结尾的原因之一。这些年轻人的艺术理念与实践，为19世纪的印象派艺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点。印象派对观看本身的省思，在纳比派那里被推向极致：绘画不再需要亦步亦趋地去捕捉现实，甚至印象派那样重构现实的光影技巧，也不再拥有绝对的重要性。绘画仅仅是一个由色彩构成的平面，画家应该把色彩当作词语，将绘画变为作诗，让色彩的秩序反映其内在生活的秩序。

展览最后一件作品，纳比派画家博纳尔《梳妆》，1914年。

展览终章，纳比派展厅。本文现场图来自记者 黄松、梁佳、陆林汉。

正如梵高的绘画所预演的那样，在他的自画像中，那如同熟透的石榴般的强烈色彩，因不堪生命的重荷而向外绽开。粗粝的笔触，在画布上结痂的颜料，无不呈现出画家向死而生的精神力。由此，我们会发现，19世纪的法国画家之所以能够缔造出现代性的斑斓图景，正是因为他们的个性足够现代到可以完成其自我，也足够坚韧到可以追溯心底来自缪斯的淙淙泉水声，并一路逆流而上，直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