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为秦代遗存。对于此前学界与公众的疑问，国家文物局表示，此前已组织了多学科专家，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了科学数据，并两次召开论证会，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介绍了两次专家会论证情况、专家组成员在刻石现场文字识读情况，并支持调查报告的研究结论。

国家文物局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家文物局 图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在发布会上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组织情况和现场保护工作进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介绍秦刻石环境及周边文物遗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等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介绍，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国家文物局迅速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了石刻本体与赋存环境等科学数据，组织多学科专家两次召开论证会，多角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

专家调查现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到研究任务后，以科学论证、实事求是为原则，不预设结论，基于现场调查成果和科学检测数据，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查总体结论与专家论证意见；二是高清采集、凿刻工艺、赋存环境以及刻石岩体岩性与风化特征；三是刻石田野调查、铭文识读、文献梳理和地望考证、价值分析，从多学科多角度对刻石进行论证，近期将在学术刊物发表。

李黎从刻石文字识别、刻石赋存环境、刻石本体检测分析和相关文献调研和总体调查结论5个方面介绍了报告内容。刻石文字识别中，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采集刻石文字信息，获取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并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刻石本体检测分析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刻石刻痕特征、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刻石风化程度和刻石保存状况数据，形成对刻石岩性、磨蚀性、风化程度的判断。刻石赋存环境中，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通过田野调查，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文献调研中，认为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通过以上科学调查研究，得出尕日塘秦刻石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刻石保存状况较好，但局部岩体存在局部失稳隐患，刻石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等5方面结论,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性。

刻石

王进先回顾了2020年以来刻石发现过程和“四普”调查、登记情况，介绍刻石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物遗存情况，以及调查的初步认识。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处于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住民。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经对刻石本体及周边区域自然环境、文化遗存、区域文化背景的调查研究，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发现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和墓葬群，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四普”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数字线图

李零教授分析，铭文虽受限于刻写面，显得不够规范，但带有秦文字典型特征。他系统介绍了对释文、句读与“五大夫”“方技”“采药”“昆仑”等关键字、词的认识，并对文意进行了白话释读。他客观介绍了两次专家会论证情况、专家组成员在刻石现场文字识读情况，并支持调查报告的研究结论。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将刻石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并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中予以重点关注；将以原址保护为基本原则，指导编制保护规划，系统保护周边景观环境。将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基础，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区域，组织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全面掌握文物遗存分布。“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建设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开展重要石刻综合研究，编制石窟寺石刻专项保护规划，全面提高石刻类文物系统性保护水平。

此前，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指出，刻石中“皇帝”称谓存在时间悖论。北京大学董珊在今年8月《金石研究》特刊中又聚焦“皇”字写法，指出刻石中“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违背了里耶秦简《更名方》规定的秦代标准写法。

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发文《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直言铭文存在年代悖论；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教授也在微博质疑，“秦代方士为何寒冬赴河源采药？”清华大学刘绍刚认为石刻章法无纵横界格，不符合秦代官方刻石的庄严范式，也怀疑存在后世仿造可能。

可以说，这一刻石的发现引发了秦汉史学界、考古学界与古文字学界的激烈辩论，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争鸣场域。

针对公众质疑的五个主要问题，国家文物局在发布会上也做出了相关回应，以下内容为人民日报社青海分社整理：

1.石刻文本内容是否与秦代实情不符？

此前石刻文本质疑：石刻中提到的“采药”，专家认为汉以前没有在文献古籍中发现这样的用词。石刻中提到的“历日不合”，认为石刻中提到的“廿六年三月己卯” 的日期与秦代《颛顼历》记载不符，且按廿六年推算，嬴政彼时尚未称帝，但石刻中提到了“皇帝”的称呼。“一百二十五里”提法也不符合彼时古语用法。

解释：经完整解读，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解释：“樂”，此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字仅存“曰”字头，推测应为“昆”字。

秦篆“樂”

“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

2.是否为后世电钻等精密仪器刻字？

此前相关质疑：有学者认为，石刻部分字体笔画生硬不自然，雕刻磨损部位“直进直出”，是现代物理设备硬刻而成。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解释：经6月13日、7月15日两次实地勘察，刻石与湖滨坡地共同形成了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地质条件。经实验室分析，刻石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在刻石刻痕特征方面，采用微距摄影技术采集刻石文字笔画的刻痕特征，对刻字笔画的深度、宽度、截面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刻痕宽度均匀，以“臣”字为例，共采集6个笔画、共计60处剖面，刻痕宽度平均值为4.17毫米，标准差1.35；刻痕两侧都有不规则崩裂现象，刻痕底部多为平底形，刻痕截面积平均值为1.46平方毫米，标准差0.78；刻痕中可见凿刻顿挫产生的显著痕迹，存在刻痕顿挫的笔画占比约80%，证实了刻石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

此外，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较小，其主量元素均为硅和铝，占比约为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且均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3. 玄武岩还是石英岩？质地软硬程度、高寒缺氧风大环境是否能支撑跨越2000年？

此前相关质疑：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认为，按照石刻所记“三月”抵达扎陵湖畔，需在前一年的冬天即出发，冬日河源地区冰天雪地、道路补给都是问题。此外，玄武岩质地软，不适合雕刻、保存。

在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方面，一是采用岩石薄片鉴定方法，对刻石的岩性进行了鉴定，确定刻石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二是采用细观实时加载-图像观测与采集试验系统对刻石的力学强度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平均值约为48MPa。三是采用岩石磨蚀伺服试验仪测试了样品的耐磨性，结果表明，磨蚀指数为3.7，属于高磨蚀性岩石，是刻石历经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王进先介绍，刻石面向东南，方向158°，受本地区主导风向（西北风）侵蚀较弱。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

采用表面硬度计、红外热成像仪、弹性波速仪等无损检测手段，对刻石表面硬度、元素分布等情况进行了检测分析。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自然形成垂直状，表面强度高，较为平整，无明显结构缺陷，为刻面选择提供了必要条件。通过对刻石赋存岩体和本体的勘察，获取了刻石所处地层的地质剖面，结果表明，刻石本体有四组优势节理裂隙，影响岩体结构稳定性，并可能形成岩面剥落。目前岩面有多处剥落区，其中1处为刻字前发生，7处为刻字后所发生，此外，受裂隙切割及下部岩体剥落临空面组合影响，刻石右侧存在2处潜在剥落失稳区。

4. 风化程度是否符合秦代至今特征？刻痕为何为黑色？

此前，有专家认为扎陵湖地处4300米海拔之上，平均温度极低，风化严重，但刻痕内未发现地衣附着，风化层新鲜度与2200 年匹配存疑。

在刻石风化程度分析方面，采用自动矿物电镜分析了刻石的矿物成分、分布规律和颗粒特性。取得的主要结果有三方面，一是对比分析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的矿物成分和类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以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对刻字区表层和内部的矿物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刻字区同层岩石样品中表层的长石等较软矿物含量为48.82%，而内部含量为46.77%，长石等较软矿物易受风化影响而流失，符合岩石由表及里风化程度降低的客观规律。三是为查明刻字内部呈黑色的原因，选取刻石刻字内部微量粉末样品进行分析，发现试样中含有相对较高的锰铝绿泥石，也称硬绿泥石，不易风化，呈黑色，其重量百分比为0.09%，而刻石非刻字区的锰绿绿泥石重量百分比为0.01%，这是刻痕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专家调查现场

5. 河源、昆仑位置是否与已知史料相左？

此前有相关质疑：里耶秦简出土的“昆仑”指向山东境内，与此昆仑不符。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仍对黄河源认知模糊，汉武帝对昆仑定位在帕米尔高原。但若按石刻内容，秦代已明确此昆仑和黄河源位置，为何西汉反而 “遗忘” 这一地理知识，这一矛盾需合理解释。

李黎解释：经查阅地方志、金石著录以及与黄河探源、昆仑地望辨析等相关古籍文献，尚未发现与尕日塘秦刻石相关的直接记述。然而，《大清一统志》《清稗类钞》等载有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古石刻相关记述，说明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的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王进先介绍，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以上已登记文物遗存与新发现文物遗存的出现，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