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客体中终结性过剩的同谋（它也可以是意义的过剩，并不具备破解一个过于高明地玩弄意义游戏的词语的可能）。我们发明了所有这些策略，以期让它们导致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们发明了整个现实，以期目睹它引发非凡的诡计。对于任何客体，我们都期许着一种阻碍我们的计划的盲目回应。从策略中，我们期待控制。从诱惑中，我们寻求惊奇。”——让·鲍德里亚《致命的策略》

中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宗教霸权的陨落，不过人类是在进步的，西方逐渐点亮了一盏叫做“启蒙”的明灯，于是文化有了传统与传承。这束亮光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后期，慢慢被工业革命压得苟延残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还遭遇了自己的反噬，两次世界大战让这种双足直立行走的智慧生物，变成了用科技成果互相厮杀的野蛮动物。曾经光明美好的理念被践踏得体无完肤，文明与传统被深埋于战火、尸骨与废墟之中，拯救这场危机的重任仍要继续交给现代主义吗？可现代主义是始于十六世纪的反宗教趋势，用来指引思想潮流已然是保守了。世界格局变化得太快，社会与人之间的链条开始松动，层出不穷的流派让人愈发困惑，我们真的现代过吗？思想文化上的危机会成为过去吗？

理论界的研究者与知识分子们开始用解构、意义、表征还有符号来拆解社会，思想的场域变得更宽阔了，就连真理也有了更多角度的可能性，人类的精神世界好像从未如此色彩斑斓过。可总要有个人来指出异常，这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全新的视角，也可能会被称作是哗众取宠，但在西方学界，这个叫做让·鲍德里亚的危险男人（un homme dangereux），并没有以敦厚的面容和质朴的声音，重复着同僚们的主体赞歌，反而是用近乎疯狂的文字，将真实与真相惨遭蹂躏的样子，硬生生摆在了众人眼前。

《致命的策略》

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鲍德里亚，少年时就读于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虽然窘迫得也当过农工，但他最终考取了德文教师资格，在法国的索邦大学教授德文专业，并且与友人一起翻译过布莱希特、荷尔德林和马克思的著作。按照这个发展，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似乎无可厚非，也许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太摩登了，再加上索绪尔等结构主义者的影响，让将自己的学术思考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消费社会与当代媒介，他除了在学校担任教职，还同友人一起创立《乌托邦》（Utopie）、《横贯》（Traverses）等杂志，发表“惊世骇俗”的文章——比如他备受赞誉的“拟像”（Le Simulacre）概念就首发于《横贯》杂志第23期。这位农民哲学家的中早期著作中还在用一种循循善诱的笔法阐释自己的思想脉络，然而自从发现了“超真实”（l’hyperréel）之后，鲍德里亚似乎窥见了某种真容，他的文字逐渐散落、强硬，专著似随笔，随笔如寓言，无怪乎他被称为“知识的恐怖分子、后现代主义的牧师或大祭司”，或许只有《致命的策略》才是承上启下的体系之作，但其中跃然纸上的思想暴论，即让人大快朵颐，又不禁胆战心惊。

歇斯底里的鲍德里亚

虽然六七十年代的余韵仍在，但八十年代的法国开始经历经济萧条，所有的知识分子在遭受这种社会影响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的思想给社会一个答案或是出路，身份政治、主体性仍然是主流，这一点鲍德里亚从没有否认过——“事物已经找到了一种摆脱让其开始感到厌倦的意义辩证法的方法”，这就是在阐述事物的主体意识，它不仅仍然存在着，还越发强势。这种强势打败了辩证与理性，靠着媒体化的快速中介占领了“我们”，让一切陷入了迷狂，屈从于惰性。如此光鲜亮丽的世界并没有让鲍德里亚痴迷，他那副眼镜似乎是某种透镜，让他看到了表象之下的恶——世界走向极端了，再不会有什么平衡，当下的饱和只会剩下惰性，历史不再真实，大众却还根本不明白，只是一味地用沉默应对糟糕的事态。

为了不被察觉到言语中的疯癫，鲍德里亚拉上了卡内蒂——“一种痛苦的思想：超过某一时间点，历史已经不再真实。不知不觉中，整个人类似乎突然把真实抛诸脑后。从此，所发生的一切都将不再真实，但是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要揭示这一点，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在当下的困境中坚持下去。——卡内蒂”看吧，沉稳的让并非危言耸听，卡内蒂早就断言过历史的终结，这种终结不就是他提出的“拟真”吗？卡内蒂还要忍着不去揭示这残酷的真相，鲍德里亚却轻飘飘地指出已经成为迷狂形式的时尚、拟真、反教育和反剧场，甚至是大众——这些恰恰就是历史正在消散的证明。

让·鲍德里亚

比纯更纯，比美更美，比真更真，听上去是一种向上的激情，然而将对立面（丑、假、虚）吸收再抛弃，带来的却是一种致命性的，类似于癌细胞的活动，非秩序性的上升带来的是反常和异常，虽然无害且难以理解，但绝非益事。这样的反常与异常有着独特的现象，无限增殖的不仅是个体，还有整个系统和文化，这种自身中存在生存垃圾的状况居然有着超政治的合法性，社会的容忍和增殖出来的肥胖一起成为了小小的奇观。瞧啊，主体性这不就在起作用吗？身体反抗着自己的“客观”定义，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投入到错乱之中，肥胖者自身就成为了映射主体的凸面镜。

这样下去主体还怎么负责？当反常都可以被证明其正当性，人就会逐渐变得再无差异，每个事物和个体独有的场景在消失，集体分享着幻觉和秘密，自主权操控的不过是表象，社会将广告作为自己的口舌，无时无刻不在用话语与意识形态宣传着自己。这蜂拥而来的一切让鲍德里亚感到恐惧，不然他不会吵嚷着一切都是淫秽，他在拥挤的空间内就快窒息了，所以想通过辱骂的方式让事情的脚步慢下来，从而留出呼吸与思考的空间：他指责淫秽是现代性的表征，真实的东西都变成了色情的超真实，媒介过分展示着社会的细节，让人们来不及思考，西方人的心理和欲望在屏幕前被扒得精光。慌张的让从18世纪说起，说起了曾经的宫廷，讲到了不再辉煌的戏剧生活，再从电台、电话听筒回到屏幕，如今哪还有什么内在性和亲密，周遭的一切，全都是淫秽！淫秽！淫秽！“我们超越了终点。所有的隐喻都具体化了，塌缩成现实。这就是我们的宿命：终结的终结”

足智多谋的鲍德里亚

不能慌，知识分子一定要做到气定神闲。只是一味地宣扬这个世界的恶与癫狂，那是邪教的布道者，而并非理论家。“我们确已超然物外。想象是力量，光、智识是力量。我们正生活在或不久将生活在社会的完美中。万物莅临，天堂降到人间，这是乌托邦的天堂。”鲍德里亚此番话即是对他人的慰藉，也是安抚自己。上帝还在，并非宗教信徒的让看到了上帝的另一种手段——恶。别误会，没有人会宣扬“恶”，鲍德里亚更不会，他只是扶了扶眼镜，说自己看到了“恶”。拟真带来的迷狂卷走了一切，社会价值系统的肯定性使前进的脚步停滞了，如果一切只有一个目标，这只能是一种线性的进展，单一的可能就是没有可能。只有看到“恶”催生出的非道德和堕落，才能再次找到已经贫乏的社会能量。虽然在美国驻足的时间并不长久，机敏的让已经发现了新大陆上，掩埋于自由与理想主义之下的暴力奇观，更不用说在法国隔壁，那些已经屈从于拟真游戏的意大利人——不然谁能在这样一个政治异常混乱的国度却生活得极为愉悦，“恶”就是这样攀升为原则性的力量，它与诱惑一起，盯住了主体。

鲍德里亚描述了一场争斗——一场形而上的争斗，主体好像料到了自己终有一天会被客体迷惑，孤高的宝座就是要承受脚下虎视眈眈的目光，所以主体必须声称自己预设了客体的预设，就算消失在镜面中的场景，主体的声音还回荡在空中，主体消失了，客体也消失了，留下的是拟真的秩序，主体获得的控制权是一种想象性的控制权，这不仅是客体的复仇，也是如今仅存的革命——对这场革命践行得最彻底的就是沃卓斯基二人，《黑客帝国》不仅是拟真的再次具象化，甚至两人从兄弟变为姐妹，也可以理解为主客体以肉身为场景的一种决斗。

虚无中的争斗是最可怕的，因为它无形，所以它存在于任何一隅。让还是把一切归咎于上帝，“上帝的策略是这样的，他使人处于悬置中并敌视自身的形象，把恶提升为一种原则性力量，并且使人对任何偏离既定目标的诱惑格外敏感。”然而在摆出商品、艺术品、水晶等一系列诱惑的工具与手段之后，鲍德里亚发现，他将客体的革命引向了绝对，主体不仅变形、失势，甚至再无翻身的可能，于是他只好再次将一切推诿给上帝，“上帝——我们那位理性的理性主义者老上帝——显然无法掌控事物的轨迹。他存在的理由乃是保证并且护佑某种因果关联，对世界做出最后的审判，并且在某处，洞穿当他注视混沌时试图含混其明晰目光的迷雾，如此，方可对善与恶做出最微小的区分。”至此，“上帝”从一个宗教概念，成为了鲍德里亚话语间辗转腾挪的符号，一个可以为他留出退路的契约式暗语。

保守的男祭司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具备成为祭司的各种条件：以自身的智慧生活在平凡之中，用具有神秘性的话语撰写文书，阐述事实，传递圣音。他游走在知识的神庙之间，一方面聆听着“上帝”的教诲，一边筑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好在社会濒临崩塌之时，将其转换为命运和偶然性来安抚众人。但他最渴望的，是能够主持仪式，且是原始的仪式，因为只有在人类社会之初，符号才有意义，细微隐蔽的动作和言辞中，仪式才具有诱惑力。不同于想要推翻一切，期待再次靠革命让世界重整旗鼓的新共产主义者，鲍德里亚说着要终结政治经济学，却退行得更为遥远：《摩奴法典》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正是这部法律文献确认了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仪式中最为吸引这位法国哲学家的，居然是暴力的部分。痴迷于此的让居然认为中国的京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仪式的暴力并不表现为违规，而是表现为规则的加剧，在这里，整个世界都在游戏的中断里暂停。京剧中也有类似的效果，在对打中，所有舞动的将士突然定格，这突如其来的缄默里，‘静’本身就是对‘动’的暴力。”这已经不仅是一种对施暴权的赞扬了，甚至暗含着某种索求。

幸好他不是掌握生死的大祭司，不然人们在埋怨科学就是一种信仰的同时，还会说理论也变身为某种邪教。可惜让只能是一名职责单一的男祭司，书页中飞来飞去的淫秽、性对象、色情、激情，是为了批判女性所打的掩护，镜中丑陋孱弱的公爵夫人是女性的愚昧，剜出自己眼睛寄给求爱者的女郎意味着女性的残暴，诱惑在屏幕与符号那边厢是顺势而为，可一沾上“女性”二字，就变成了为自身带来乐趣的阴谋。不承认性差异的鲍德里亚不仅迟钝，还对女性怀有恐惧之感，将现代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结合称为无耻花招，而为了反对梦的解析，他又拉上了卡内蒂。我们可怜的祭司啊，请给予自己多些自信吧，您脚下的路其实并不需要用他人的金砖来装点。

让·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的著名理论家，创造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拟像”与“拟真”等概念，“超真实”流露出的表象也一直在引发思考，并且为影视作品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灵感。《致命的策略》一书虽然充斥着他中早期的学术研究——消费社会、符号还有媒介，却也开启了他晚期对诱惑以及客体的关注，他所讨论的范围越来越广，从点延伸至面最终包裹起全球，再从当下追溯到远古，让人们看看，究竟是怎样一步错步步错，世界被搞成了这样。可他实在是太精明了，本书伊始他就强调了“假设”，而最后他又称整个假说都无非梦一场。这一切既是复仇的策略，也是让本人为自己留的后手，致命的策略是理论，绝非他本人，他始终处在一个冷眼旁观的位置，念着咒语，邀请侧耳倾听的人，一起等待并讽刺不知何时到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