嵯峨朝廷：弘仁期的政治和文化

823年（弘仁十四年），嵯峨天皇让位于皇太子（淳和天皇）。淳和天皇是嵯峨的异母弟，他赠予嵯峨太上天皇号，又立嵯峨的皇子正良亲王为皇太子，并于833年（天长十年）让位于正良亲王（仁明天皇）。仁明天皇又立淳和之子恒贞亲王为皇太子。皇统的继承，呈现为嵯峨、淳和兄弟俩的子孙交替继承的迭立之状。在此期间，退位后成为上皇的嵯峨仍然健在，但他并不像以往的太上天皇那样干涉国政，只是低调地保持着自己作为天皇家家长的权威。

嵯峨天皇

由于皇统安定，9世纪的宫廷不同于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8世纪宫廷，得到离开各自大本营而聚居于平安京的贵族——都市贵族的支持，其内部维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安定局面。

东北方面，811年（弘仁二年），文室绵麻吕率奥羽军队到达太平洋沿岸最北部，长达38年的战争打上了终止符。由于东北人的顽强抵抗，日本国最终未能将东北最北部纳入其统治之下。

此后，政府强迫关东的平民和浮浪人移居东北的城栅，并开发该地区。同时，为了利用归服的东北人的武力，政府强迫这些被称为“俘囚”的人移居日本西部和关东，并利用东北首领的力量，努力控制除最北部之外的东北地区。然而，由于“民”与“夷”、平民与“俘囚”之间的对立，以及东北人——“虾夷”内部的对立，东北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东北各首领虽然被歧视为“俘囚长”，却力求确保自身在日本国内部的地位。东北逐渐形成了自主发展的政治社会。对此，嵯峨宫廷采取在一定限度内容忍事态发展的态度，以维持安定。

嵯峨子女多达50人，除皇后、妃子等有正式地位的女性以及特定上级贵族出身的女性所生子女之外，其余全部于814年（弘仁五年）受赐源朝臣之姓，被降为臣籍。嵯峨的这一做法既有节减财政之意，也有培养自己的亲族源氏这一朝廷内部新势力之意。除源氏之外，嵯峨天皇还与桓武一样，依靠藤原氏北家的藤原冬嗣等心腹贵族巩固朝廷。嵯峨就这样主导着朝政。

嵯峨在天皇位期间，于812年（弘仁三年）召开花宴，又于翌年举办奢华的宫廷活动——内宴，也下令编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这样的敇撰汉诗文集等，使宫廷受到唐风的熏陶。结果，除嵯峨本人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菅原清公等众多优秀汉诗人。空海受到嵯峨宫廷欢迎，与其说是缘于其宗教家的身份，不如说是由于其汉诗人的身份。空海留下了论述诗文之法的《文镜秘府论》和汉诗文集《性灵集》（空海的弟子真济编）。滋野贞主也按类收集古今文书，写成论述诗文之法的《秘府略》。此外，空海、嵯峨和橘逸势并称唐样中国的样式，在此指中国式的字体。书法名手，后称“三笔”。唐风文化在该朝廷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

而且，朝廷还针对此前的社会变化，制定了大量的格（律令的修正）和式（律令的施行细则），并在对这些加以总结的基础上于820年（弘仁十一年）编纂了《弘仁格式》；接着还编纂了《弘仁仪式》《内里式》，将宫廷的仪式改为唐朝风格。在此过程中，内里取代大极殿成为新的政治、仪式场所，内里为宫城中最靠里的场所，原为天皇的住所。从奈良末期到平安初期，天皇开始在内里而不是大极殿处理政务，议政官的办公地点也因此移至内里的前殿（后来的紫宸殿），内里逐渐成了政治中心。文书行政更加彻底，天皇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天皇不再亲自执政，而是作为一个权威君临朝廷。到了淳和时代，提供令的标准解释的《令义解》也于834年（承和元年）正式付诸施行。可以说，律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国确立过程中接受的中国式制度和文化深深地渗透到宫廷中心，并影响到贵族官员的日常生活。例如，当时离开大本营移居都城的各地下级官员将氏名改成中国式的；包括地位较高的贵族在内，众贵族一改以往以动物和自然物的名称为实名的做法，而使用包括通字代代相传的用于实名的字。如平氏的忠盛、清盛、宗盛中的“盛”字。在内的各种意象较好的字或含义抽象的汉字。

佛教界的革新：最澄和空海

这一时期，天台宗和真言宗先后创立，佛教界的这一新风与宫廷的动向相互作用，对社会产生了甚为广泛的影响。

如前所述，最澄于805年从唐朝归国后，在桓武朝廷的许可下创立了天台宗。最澄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主张真正的佛门弟子不应受僧纲这一统管佛教界的世俗机构的权威束缚，指出只要依照天台教理如法修行，不论王还是奴隶，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所有人均可达到与佛陀相同的境界。

最澄

在这点上，最澄的立场不同于法相宗主张的“五性各别”。最澄去东国传教时，围绕这点与德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德一，平安初期法相宗的僧侣。在南都学习佛法后搬至会津，在东国产生了巨大的感化作用，被称为“菩萨”“东国化主”等。815年德一收到空海的书简后，撰写了《真言字未决文》。从817年到821年，他与最澄展开了激烈的三一权实争论。）最澄进一步主张天台宗作为真正追求佛道的人的教团，须有独自的大乘戒坛，而不使用既设的东大寺等的授戒设施、戒坛。为了证明这点，他写了论著《山家学生式》和《显戒论》，正面反驳反对自己活动的僧纲。

不过，最澄于822年（弘仁十三年）去世，最终未能看到天台宗拥有独自的大乘戒坛。最澄死后不久，同情最澄的嵯峨天皇和藤原冬嗣同意在比叡山上开设大乘戒坛。于是，天台宗教团作为独立于南都六宗之外的教团，首次获得承认。比叡山的寺院被命名为延历寺，成了新型佛教的一大中心。

与最澄不同，空海一度进入大学，后又离大学而去，成为云游的修行僧，他写了《三教指归》，坚定了唯佛教有真理的信念。如前所述，他与最澄乘坐同一艘遣唐船，以留学僧身份入唐，在唐受到惠果的教诲，获授真言秘义，806年（大同元年）才回国，比最澄晚。空海也宣扬所有的人现身即可达到佛陀的境界的“即身成佛”说，这点与最澄相同；但空海认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掌握特殊的秘法，其教诲即“密教”。

最澄也很早便开始关注密教，承认它是天台宗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向空海表示希望借用他从唐朝带回的经典，空海也给予了回应，两人关系密切。但是，后来两人的观点逐渐产生了巨大分歧。最澄认为密教和显教不分优劣，而空海的主张却更为激进，他认为诸佛教流派可分为密教和显教两类，不过唯有密教传达佛陀真理，其余教派仅为到达密教的阶梯而已。816年（弘仁七年）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往来。

816年，朝廷赐予空海奈良附近的圣地高野山的土地，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空海都专心经营在该处修建的金刚峰寺。最澄死后，天台宗获准独立，空海也开始积极向朝廷争取。823年，嵯峨将东寺赐给密教做根本道场，真言宗的教团在此成立。

进入淳和时代后，不同于与僧纲正面对立的最澄，空海自己也成了僧纲的一员，深得朝廷信赖，并在朝廷的认可下，陆续将高雄山寺（后来的神护寺）和室生寺变成真言宗的寺院。空海进一步设置了向庶民子弟开放的综艺种智院。这是此类教育机构的先例。空海写了包括主要著作《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在内的大量著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体系化。被称为“东密”的真言宗密教与被称为“台密”的天台宗密教一同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密教的全盛时代由此开启。

这也孕育出了新的艺术样式，当时盛行制作象征性地解释和表现世界或宇宙的两界曼荼罗、园城寺的黄不动和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等密教风格的图像、佛像。而且，大多数寺院都与延历寺、金刚峰寺和室生寺等一样，修建于被当时的社会视作圣地、俗人不可随意进入的山中寂静场所。这是这一时期的寺院的特征。自然，堂塔和伽蓝的布局与向来建于平地的寺院大不相同。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土地神、山神等原始自然信仰和佛教在此产生了关联。作为圣地的这些寺院自然拥有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高度自治的僧侣组织，这也给此后的社会动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这些山林圣地不许女性入内，虽然奈良时代有不少尼姑都正式受戒，但无论是天台教团还是真言教团，都不承认女性的正式受戒。不可忽视的是，这切断了女性成为受国家承认的正式僧侣的道路。

租税制度的变化

嵯峨天皇以后，弘仁期的宫廷通过积极地接受时代现实及社会和文化的新动向，实现了宫廷的安定和繁荣。这在租税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各方面的政策上也明显表现出来。

这一时期，全国性班田已经不再实施。对于调和庸的滞纳及品质恶化等问题，从前代开始便对国司和郡司施以严厉处罚，但状况并未因此得到丝毫改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嵯峨朝廷要求将正税的一部分作为交易杂物、年料舂米运进京都，以充当政府的经费、官人的俸禄。正税原本是维持各国财政的重要财源。823年，朝廷采用小野岑守的提案，在大宰府管辖的九个国设置大规模的公营田，任命当地有实力之人为“正长”，委任其经营，支付粮食和耕营的费用，令平民耕作，把耕种所得作为租庸调和出举的利稻，以确保财政收入。这种经营方式下，包括动员平民在内的各种事务，都必须依靠富豪之辈。该政策旨在既接受社会新动向又同时确保财政收入，采取委托有实力之人经营田地的方式，令他们负责征收租庸调和利稻。这种做法可谓不久后的国制转变的开端。

而且，819年（弘仁十年），国家认可富豪的私出举，令他们救济贫困者。821年（弘仁十二年），对于尽力经营田地的“力田”者，国家依其收获授予官位，这为富豪、有实力之人打开了出人头地之道。这一时期，下级郡司的名额有增加的倾向，有些富豪成了下级郡司，获得了步入仕途的资格。各地富豪、有实力之人逐渐增加，政府视那些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并取得成效的有为国司为“良吏”，加以重用，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此外，进入9世纪后，天皇家在各地设置了大规模的敕旨田，令国衙促进开发，进而将海和岛屿等划归天皇直属，新设冰室和药园，努力强化内廷经济。

当然，王臣贵族和寺院等也不甘示弱，积极行动起来，把富豪之辈收为自己的下人，依靠后者的力量促进田地的开垦，并购买土地、扩大庄园。这些动向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调和庸的滞纳，导致了恶性循环。

弘仁、贞观时期室生寺五重塔

藤原氏出身的摄政

在这种事态发展的过程中，9世纪中期前后皇族内部产生了新的政治对立，原有的安定出现了崩溃的征兆。842年（承和九年），以太上天皇身份长年处于天皇家中心的嵯峨去世，皇族内的政治对立显露出来。伴健岑和橘逸势涉嫌拥护皇太子恒贞亲王前往东国、意图谋叛，受到处分。恒贞被废去太子之位（承和之变），仁明天皇和藤原冬嗣之女所生道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很明显，该事件背后的操纵者是与仁明联手的冬嗣之子良房。850年（嘉祥三年），仁明去世，道康即位（文德天皇）。道康一即位，便破例把出生才九个月的良房之外孙惟仁亲王立为皇太子。

如此一来，藤原氏北家的良房的权势极度膨胀。这一时期贵族中出现了不少因高升无望而消沉于失意深渊的人，就连文德天皇非常赏识其才能的惟乔亲王也不例外。

858年（天安二年），文德猝死，年仅9岁的惟仁即位为清和天皇，太政大臣良房代天皇总揽政务。866年（贞观八年），大纳言伴善男被指在应天门放火欲使左大臣源信下台（应天门之变）。该事件使伴氏也退出了政府中枢，良房正式站到了摄政的位置。就这样，良房成为天皇的外戚后，将天皇拉入自己的阵营，独揽了大权。必须注意的是，良房的权力还通过太政大臣这一令制官职得以正当化。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年幼的惟仁之所以能直接当上天皇，是由于天皇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同于桓武和平城及他们之前的天皇了。

贞观期的政治文化

至此，伴氏、纪氏和橘氏等都从太政官中枢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藤原氏北家和没有实务经验的嵯峨源氏。自然，从这一时期开始，“公卿合议体”作为制约天皇的议政官会议的作用变得相当微弱，重要的人事实际上逐渐由天皇及代天皇执政的摄政掌控。

而且，9世纪后半期以后，敕旨田频繁增设，且几乎都由管辖天皇领地的机构——后院管理，作为天皇家直接支配的领地与天皇的地位一同被继承。

同一时期，嵯峨时期设置的藏人所开始直接统领内藏寮、修理职及主殿寮等与内廷经济相关的机构，检非违使也开始统领卫门府等武官机构。这些机构的职员与进物所、作物所等各机构的相同，由天皇的略式命令——宣旨任命。于是，律令规定的官厅的统属关系出现了解体重组的征兆，在此，后来的“官司请负制”的前提形成了。

而且，到了这一时期，为了使在前述恶性循环中再度窘迫的财政恢复正常，政府决定接受调、庸和杂物大量滞纳的现实，不再要求受领补交其任期之前滞纳的部分，同时令负责国务的长官（受领）担负全部责任，征收送往中央的调、庸等贡物，也就是说，税收制度开始向受领承包的方向发生巨大转变。这有利于列岛各地采取切合地方实情的政策，由此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被称为“良吏”的国司，他们热心于地方政治，属于优秀的实务家。但它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有些受领利用担负全部责任之便，专注于自家财富的积累，有时为了征收贡纳物和劳役，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也有一些受领与郡司、当地有实力之人及富豪发生冲突。857年（天安元年）对马守被郡司杀害，此后，各地频频发生类似纷争。此外，与诸王大臣、有实力的贵族勾结的各地富豪不服从国司、郡司的命令，这也引发了纷争。各国国司（国守）则依照称为国例的本国方式自行处理这类事件，各国的国衙机构也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藤原良房主导的朝廷采取了各种措施，如铸造新的货币，仿照《弘仁格式》编纂《贞观格式》，等等，努力维护年幼的清和天皇的权威。但是，当时出现了多少有些偏离政府方向的新动向。例如，惟宗直本不满足于对律令的统一解释，编纂了集多种解释而成的《令集解》。又如被逐出政界、放弃仕途的遍照和在原业平那样的人，他们使和歌领域再次充满了生机活力。在对此前的唐风文化的抵触中，被称为“国风”的新文化孕育而生。

藤原良房

这一时期，天台宗、真言宗的教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澄的弟子圆仁和圆珍相继渡唐，学习新的密教知识后回国，天台宗密教的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不过，与延历寺相对，圆珍（智证）在近江国大津新建了园城寺，在此播下了传承圆仁（慈觉）流派的山门与传承圆珍流派的寺门之间对立的种子。

真言宗内部也出现了东寺与高野山的对立。此类各教团内部的对立，又因牵涉到天皇家和贵族而进一步复杂化。而且，为了在这样的对立中处于优势，僧侣们承应天皇家和贵族的要求，频繁地进行祈祷。把密教视作祈求现世利益的加持祈祷的宗教倾向，从这一时期开始显著起来。

关白的出现

就这样，进入9世纪后半期，宫廷的稳定和繁荣开始显现出衰退的征兆。872年（贞观十四年），良房去世，其地位由其侄子并成为其犹子的基经继承。基经之妹高子与清和所生的贞明亲王于869年（贞观十一年）成为皇太子，当时他才三个月大。876年（贞观十八年），清和让位后，贞明亲王即位为阳成天皇，基经则成了年幼的阳成的摄政。然而，阳成在逐渐成长的同时，异常行为也多了起来，最后竟在内里殴杀近臣。基经对阳成彻底失望，将其从天皇位上拉了下来，于884年（元庆八年）使已降为臣籍成为源氏的55岁的时康重返天皇家，令其即天皇位（光孝天皇）。依靠基经之力成为天皇的光孝，所有政事都先征求基经的意见，在此，基经实际上已站到了“关白”的位置上。

887年（仁和三年）光孝之子定省即天皇位（宇多天皇）时，对基经发布了“关白国政”的敕书，但围绕诏书中的“阿衡”一词的解释，基经引发了“阿衡纷议”。其中掺杂着当时互执门户之见、排斥异己的藤原佐世与橘广相两学者之间的对立。迎合基经的佐世称广相草拟的敕书中的“阿衡”是个有名无实的官职，基经听后避居家中，不问朝政。结果，宇多不得已于888年（仁和四年）采取了撤回敕书这样极其异常的办法，重新下“关白”敕书，基经这才复归。由此，太政大臣有了“关白”这一职务，“关白”的更替由天皇敕书指定的惯例也确立了下来。

国家机构的解体

这一时期，国家机构也在混乱的局势中进一步解体。天皇家、有实力的贵族、寺院、中央官厅及各地国司和郡司等，越发明目张胆地各行其是。879年（元庆三年），畿内在时隔50年后再次施行班田，同时还新置官田4000町步。这是为缓解中央财政的窘迫而采取的穷极之策，由地方财政支付经营费，任命“有力之辈”为“正长”，管理平民的耕作，由此所得收入充当官人、诸司的俸禄。然而，仅仅两年后，就有三成的官田被中央官厅瓜分。此后官田不断遭瓜分，不久便全部成为诸司田了。

就这样，各官厅取得了各自的诸司田，加快了独立的步伐。883年（元庆七年），内膳司和进物所、“诸院、诸宫”竞相授特权给琵琶湖湖民中有实力之人，使其成为额外的贽人。正如这个例子所反映的，当时，官厅、官署和皇族为扩大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开始相互竞争。如前所述，在这种变动中，以太政官为中心的官厅统属关系进一步解体。

对此，天皇家试图以直属于天皇的藏人所、检非违使等机构为中心，重新统合已解体的官厅。天皇以畿内及其周边为中心，强化自身的经济基础。例如，882年（元庆六年），在畿内、美浓和备前设立辽阔的藏人所直属猎苑。特权贵族和寺院也纷纷起而效仿，为强化各自的经济基础相互竞争，为掌控山野河海，在各地与平民发生冲突。这些纷争是围绕山野河海的多种功能而产生的。当时，山野河海既是捕捞、制盐，以及获取矿物、木材和草料等的场所，又是交通要道。

实际上，这一时期，调、庸等贡纳物的运送已经普遍利用河海等水上交通了，还出现了专门的运输业者，令制的交通体系退化后，陆路交通的比重下降了。王臣贵族和官厅纷纷派出下人，频繁地强行征发往来的船只和人马，这导致各地的津、泊等交通要冲也纷争频起。交通体系陷入混乱，畿内和各地的治安也随之迅速恶化，盗贼集团和海贼开始横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某种新动向，即以山野河海为基础的“富豪”和有实力之人意欲将交通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9世纪初，卫府改编成了由左右的近卫、兵卫、卫门组成的六卫府，但该暴力机关早已外强中干，无力对付严重恶化的治安问题。针对此种情况，卫门府的官员兼任天皇直属的检非违使，掌管杖刑和裁判，吸纳了以往官厅的权力并加以强化，负责追捕都城中经常出现的盗贼集团等。

官厅机构的解体，一方面使天皇对京都、畿内的支配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在镇压各地“海贼”和盗贼团伙频繁的活动时，不能再如以往那样等待中央的命令，而是采取各种新方式，如利用安排到各国的俘囚的武力在各国设置检非违使等，镇压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国司手中。

如上所述，日本国国家机构面临在财政、军事等各方面解体的危机。在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列岛内外社会大变动中，这种事态的发生不可避免。

（本文摘自网野善彦著《日本社会的历史》， 刘军、饶雪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4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