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I. M. Pei，1917–2019）祖籍苏州，青少年时期曾在上海度过，上海的国际饭店是让他最早萌生成为建筑师念头的一座建筑。

2025年4月26日，在贝聿铭109岁诞辰之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将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对公众开放。展览将其经典作品带回上海，带回这座见证他童年成长的城市，也带回他建筑梦想的发源之地。澎湃艺术今天在展览现场发现，展览也串连展出了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硕士毕业论文的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图以及其后的上海华东大学校园设计规划等，其中中华艺术博物馆的选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贝聿铭（I. M. Pei，1917–2019）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20世纪至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美籍华裔建筑师。他在1983年获得普利兹克奖，从业七十年间，他主持的建筑项目横跨辽阔地域，广受瞩目，包括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现代化改造计划、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地标性项目，奠定了贝聿铭在建筑史与当代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4月25日下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举办开幕仪式，这是贝聿铭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展览以一副贝聿铭的圆框眼镜为始，呈现逾400件展品，包含来自机构或私人收藏的绘图手稿、建筑模型、摄影、影像及文献资料，其中不少展品是首次在中国内地公开亮相。

展览现场，贝聿铭的眼镜，1960年代

展览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与M+联合主办（该展览于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由M+主办并于香港首展），由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和荷兰鹿特丹Nieuwe Instituut （New Institute）馆长兼艺术总监及候任伦敦Zaha Hadid Foundation总监陈伯康共同策展，获得贝聿铭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该公司由贝聿铭共同创立）的支持。

对于展览名“人生如建筑”，王蕾在接受澎湃艺术采访时说，来自贝聿铭的一句话——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Life is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e is the mirror of life）。“我们通常很少将建筑与生活关联。直到我读到更多贝先生的生平和思考，才真正理解他对这一关系的独到见解。他曾在旅行中与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交流时提到，他看到城市中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在城市中穿行，这种生活的方式，就像是建筑的一部分。”

“这是PSA第23个建筑展，贝聿铭的百年建筑人生不仅有辉煌的卢浮宫金字塔，还有更多不为人知和不被当时学院派理解的作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馆长龚彦说，“贝聿铭的建筑诞生在流动的文化中。疏离没有沦为乡愁，反而助力他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生活和客户需求。谦逊、务实、睿智、给予，是他的人生色彩，也是他建筑的文化底色。”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复调”中重回上海，看贝聿铭建筑的初始

贝聿铭尤其热爱巴赫的音乐，他曾在采访中说：“巴赫重复同一主题，但又包含无尽变化的可能，在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上，音乐和建筑是融通的。”

走入展览，如同进入巴赫的“复调”，穿梭于展厅，可以从不同视角感受作品的韵律变化，远观而近取，如同在一场“建筑交响曲”中漫游。同时，展陈设计师柯卫也借鉴了苏州园林“借景”的手法，展厅内设置了形态各异的“取景框”，移步异景的设计巧思，为观众提供了如同在园林中漫游的多重视角。

展览入口，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1940）的复原。“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园林”入口，最为引人瞩目的展品是《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1940）的复原，这源于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设计。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持续多年，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贝聿铭心中萌生出“实业救国”的使命感。他以易于获取的竹材与低成本预制构件组装而成的可移动的展亭（宣传站），可以借由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和展览的举办，向民众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和经济发展的资讯。

贝聿铭，《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No. 3立面图》，1940年，墨水纸本。由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提供。© MIT Museum

而以建筑“实业救国”的理念，或来自那时“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

贝聿铭与上海的情缘要追溯到1927年。那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少年时期的贝聿铭在上海接触了全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巨变，1934年竣工的国际饭店更雄踞亚洲第一高楼长达半个世纪。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在当时，这幢建筑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仅高级客房就有足足200多间。这让贝聿铭感到无比震撼，他每个周末都会到现场，迷恋地看着大楼渐渐升高的建造过程。贝聿铭内心真正萌生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念头，正是始于那时。“然而，我在研究中新发现他对国际饭店的兴趣不只停留于建筑，还因为国际饭店的主要投资方是由华人精英创立的四行储蓄会。且不在以欧美企业大厦为主的外滩，而是位于市中心。这对于当时华人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对贝先生来说，国际饭店的落成代表了新一代中国人投身到上海的城市发展之中，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他选择从事建筑事业，也带有一定‘实业救国’的情怀。”策展人王蕾说，“虽然彼时上海已经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半殖民地的感觉，让他感到不安。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意识，让贝聿铭不仅仅把现代建筑视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将现代主义融入中国的建设中。”

国际饭店旧影

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硕士毕业论文设计了一座中华艺术博物馆，选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有别于当时盛行的飞檐翘角式大屋顶设计，贝聿铭构思出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结构，外覆大理石饰面。博物馆展厅围绕景色优美的庭院而建，让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他的导师格罗皮乌斯在两篇聚焦其贡献的期刊文章中，对这位昔日学生的毕业设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贝聿铭设计的独立庭院天井花园和素净的中式围墙，既凸显“中国建筑的特色”，亦“无损前卫的设计概念”。

展览现场，上海中国艺术博物馆，场地平面图等，1946年

“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模型，2024年M+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为“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制作的模型。

不仅如此，贝聿铭在职业生涯初期还参与过关于上海的另一重要项目，即上海华东大学的校园设计。这是格罗皮乌斯第一个亚洲项目，由贝聿铭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背后的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于1946年委托设计。格罗皮乌斯邀请当时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助理教授的贝聿铭参与，方案署名为“I. Ming Pei & The Architecs Collaborative”（贝聿铭及联合建筑事务所，注：联合建筑事务所由格罗皮乌斯于1945年联合创立）。

法国建筑杂志《今日建筑》第28期文章《华东大学》，1950年2月出版

虽然华东大学的校园最终没有建成，但从留下的规划图来看，很能看出贝聿铭式的思考。他不是把建筑独立看待，而是在校园布局上让建筑和自然环境高度融合。

展览中，有关华东大学的文献资料

1949年后，原华东大学筹建方邀请贝聿铭主持中国台湾台中东海大学的设计。贝聿铭当时仍在纽约的韦伯奈普公司工作，为此特别邀请建筑师张肇康和陈其宽负责在地的设计细节和施工管理。贝聿铭在规划时，就有意将思义堂打造为东海大学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且校园室内与室外空间有机渗透，体现贝聿铭对“建筑与自然共生”这一中国传统营造理念的现代表达。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右为路思义教堂室内设计概念草图，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约1956年，纸本水彩

展览中一封陈其宽写给贝聿铭的信，问及女生宿舍的设计，可见贝聿铭为东海大学的设计付出的心力。

展览现场，陈其宽致贝聿铭的信，提及女生宿舍的设计，1957年

陈其宽（绘图师），贝聿铭建筑师，《东海大学（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内透视景观，台中》，约1955年，复印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正如贝聿铭后来回忆：“我被它（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吸引，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彼时贝聿铭时常往返苏州上海，穿梭于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江南庭园建筑与国际大都会现代景观之间。这些早年的多元文化空间体验为他带来启发，令他致力于在跨文化和现代环境中探索和演绎地方性和历史原型。

贝聿铭在苏州狮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桥上，约1930年代。由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提供。

“一案一策”贝聿铭的博物馆设计

卢浮宫的改造项目无疑是贝聿铭建筑生涯中最为标志性的作品之一。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将改造卢浮宫博物馆，并任命埃米尔·比亚西尼为项目负责人。比亚西尼对贝聿铭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印象深刻，建议直接委约他负责此项目。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当时，卢浮宫存在入口狭窄、动线混乱、展览空间不足等问题。在最终接手项目前，贝聿铭进行了四个月的现场勘查，以提出将现有多座建筑物整合为单一建筑群的设计。这个方案不但需要将财政部搬离卢浮宫北面的黎塞留馆，还要开挖停车场来创建两层的地下空间，并在拿破仑庭院中央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为新的主入口，地下设有中央大厅，连接博物馆的三大展区，并新增储藏室、文物修复实验室和观众服务设施等。

大卢浮宫计划中金字塔的初步概念草图。

然而，贝聿铭的卢浮宫改造方案曾引发轩然大波，在1984至1985年间遭遇舆论的强烈抵制。法国媒体为争议推波助澜，不仅将新设计的卢浮宫比作古埃及墓室，戏称其为“亡灵之家”，更把密特朗比作刚愎自用的法老。为此，贝聿铭还须说服法国民众，接受他用惊世骇俗的设计，改造深受他们喜爱的地标。

保罗·史蒂文森·欧雷斯（绘图师），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卢浮宫计划（1983–1993）中拿破仑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图，巴黎，1984年，铅笔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展览以如同金字塔的三角形搭建出展板，讲述贝聿铭改造卢浮宫的始末，而一张在卢浮宫前松弛又踌躇满志的照片，似乎预示着贝聿铭改造最终的划时代意义——不仅解决了卢浮宫的功能性问题，更赋予这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以新的生命力。

展览现场，卢浮宫改造计划相关陈列。

“他的设计也重新建构了卢浮宫与城市的关系，比如与塞纳河对岸的连通关系。可以说，贝聿铭把卢浮宫当成一个‘城市工程’，他对卢浮宫的改造已经不只是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塑造公共空间、影响城市结构的深层设计。”王蕾说。

贝聿铭与卢浮宫改造计划模型

在日本美秀美术馆，贝聿铭构建了一条“曲径通幽”的路径——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缓缓引导观众进入。“他不是因为喜欢中国风格而这么设计，而是因为理解到这座博物馆的精神性，需要营造出‘进入圣殿’的仪式感。”

从美秀美术馆（1991–1997）大堂看出去的景色，可见最左边的是“天使之喜”钟塔顶部，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到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聿铭根据在地需求选择了埃及开罗一处早期的清真寺作为灵感来源，以一种更普遍、更融合的视觉语言，展现开放、包容、多元的设计。

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摄影：穆罕默德·萨姆吉。M+委约拍摄，2021年。© Mohamed Somji

而在故乡苏州，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中注重体现苏州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通过建筑的形式和布局，向人们展示了苏州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他将传统园林元素进行抽象化处理，墙体采用江南古典民居的叠落山墙式设计，色彩上以灰白结合，呈现出文人水墨的气息。

这种“一案一策”，正是贝聿铭作为建筑师最独特、最深入的地方。

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观，苏州，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展览现场，在出口处回望。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展览开幕当天，还举行了圆桌讨论《反思、偏见、实践：贝聿铭与中国》，圆桌由展览联合策展人兼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主持，丁沃沃、黄文菁、刘克成、柳亦春、林兵、柯卫结合他们作为建筑师、教育家或评论家的切身经验，围绕贝聿铭的建筑作品或方法论等具体议题表达见解。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据悉，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和M+签署合作意向书后的首个共同项目，此次展览亦是“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重点节目。作为“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一部分，M+和PSA将于6月19日共同主办一场公共讲座，邀请贝聿铭之子、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兼创始人、建筑师贝礼中和艺术家徐冰展开对话。讲座将在王蕾的主持下，深入探讨贝聿铭对其同时代艺术的兴趣、他所接触到的艺术实践，以及他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与艺术家展开的合作。展期内还将发生一系列富有启发的讲座与探讨。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