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寂墓志》1989年4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镇路家湾村向阳公司工地五〇〇号墓。墓志长72厘米、宽72厘米，大致呈方形。志文23行，满行23字。志文书法隽美，极具初唐时期正书之风采。

李寂的祖父李和、父亲李彻、兄李誉在《周书》《北史》《隋书》和新旧《唐书》中皆有专传，李和的墓志早年间已出土，近年李寂之兄李誉的墓志也见著录，学界对此已经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李寂之子李达磨的墓志也已出土，但未见有研究。《李寂墓志》的刊布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由夏州而入长安”的部落酋长家族历史大有裨益。为便于行文，特将志盖文转录如下：

盖文：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城阳郡开国公李府君墓志之铭

志文：大唐故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城阳郡开国公李君墓志之铭

君讳寂，字善同，陇西狄道人也。徽胄奄蔚，鸿绪光华，相秦将汉，详诸典册。自兹已降，世挺英髦，继踵飞声，略可言也。曾祖僧养，魏夏州酋长，随（隋）赠大将军、荆淮析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祖懿，周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思阳县开国公、汉阳太守、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大都督、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姓宇文氏，改封阐熙郡公，授司宪，改封城阳郡公、洛州刺史、上柱国、赠司徒，谥肃文公。父彻，周大将军、仪同三司、柱国、左武卫将军，随（隋）河北道行台尚书，袭德广郡公，赠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夏州刺史，并以经邦垂范，忠亮显名，清猷树业，腾芳竹素。虽袁宗之弈叶，杨氏之蝉联，训惟清白，门承忠孝，积德流庆，何以尚也。君秉灵庆绪，挺气华嵩，逸翮罕俦，奇峰独秀。义行表乎龆齓，孝友章于幼年。排迅风而上征，干青霄以容与。及解褐入仕，礼命交臻，誉重中区，声流日下。起家除合水县令。斯乃仲康三异之任，君房尺木之渐。从政已后，世属横流，雅志匡时，戢翼待奋。义旗草创，潜图赞翼，忠规遂展，威棱远憺。武德元年，授上柱国，袭封城阳郡开国公。富平传封，家承载德，扶阳相袭，世济忠贞。方兹崇构，蔑以加矣。寻迁秦府左一护军。圣上龙盘蕃邸，妙简班僚。于时三河未澄，伊源尚扰，廓清区宇，有寄爪牙，国伫勋贤，朝望惟允。九年，迁左内率。贞观元年，迁左武卫将军。侍交戟于文㮰，陪禁旅于武帐。忠勤匪懈，兰锜肃然。昔寇恂之在金吾，祭肜之居太仆，御侮是寄，不能重也。俄迁虞州诸军事、虞州刺史。河东股肱之所，虞芮襟带之地，历选牧守，旧难其人。君下车息讼，葬在万年县铜仁乡，褰帷布礼，正色纠邪，治称尤最，善政流于傍郡，美化行乎期月。所□发誉，所去见思。虽召父之仁风，杜母之清静，扬名遗爱，岂异此哉。方当陪侍辰阶，服冕台路，睹岱宗之远册，觌斗中之绝仪。天道如何，与善无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以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薨于永安里第，春秋六十有一。诏赠左武卫大将军，赗物一百五十段。谥曰公，礼也。朝廷咨嗟，行路伤感，桃李成径，信哉是言。君早鉴人伦，夙怀奇节，孝以承亲，忠而奉上。但芳尘秀质，良史无遗，竹帛丹青，终于歇灭。刊石重壤，庶美无穷。乃为铭曰：

赫弈鸿枝，蝉联华胄。载诞英灵，重晖远秀。尺木已升，崇基乃构。德惟时范，仪称领袖。俨似秋威，晔若春茂。其一。

芳林发采，英华日新。清澜相袭，令范可遵。忠以奉国，孝乃承亲。简静表治，正色当仁。长流难挹，远度绝伦。其二。

属世横流，戢翼宛趾。因风整翮，凭云迅起。内典禁兵，外临千里。夙奉西园，陪游宴喜。密勿匪懈，善终令始。其三。

辅仁莫验，福善徒言。坠露朝泫，悲风夜喧。青松渐蔼，宿草将繁，芳销兰畹，景闇泉门。有美英俊，身没名存。

《李寂墓志》拓片

志主李寂的仕宦经历

《李寂墓志》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曾祖以下的官爵，接着称“袁宗之弈叶，杨氏之蝉联”，化用典故强调家族的累代高官荣耀。在对释褐之官获得途径的描述上，志文曰“解褐入仕，礼命交臻，誉重中区，声流日下。起家除合水县令”，力图说明志主因名声在外，口碑载道，故才得官。志文显然于此处夸言甚多，其实李寂本人作为“夏州酋长”曾孙，又蒙受父祖余荫，才得以起家便为“合水县令”，这一点我们在李寂之兄李誉的志文“随大业中，以功臣之子，授正平县令”中亦可看出端倪。加之，从李寂“从政已后，世属横流，雅志匡时，戢翼待奋”的描述来看，他担任合水县令亦当在隋末大业年间。

合水县位于今甘肃省庆阳市，是隋朝弘化郡的治所，弘化郡地接夏州所在的朔方郡，是夏州南下进入京兆的重要一站，正平县更是处在李渊由太原进入长安的必经之所。在隋末诸雄称霸、政局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身为一县县令的李寂、李誉两兄弟皆加入李唐集团，选择了正确的政治阵营。志文“义旗草创，潜图赞翼，忠规遂展，威棱远憺。武德元年，授上柱国，袭封城阳郡开国公……寻迁秦府左一护军”，以及《李誉墓志》“寻而帝将迁德……举全邑而会兵几……是用分麾。拜银青光禄大夫、绛郡太守。仍从麾旆，问罪商郊。授右一统军。即行军总管也”的记述即是明证。

李寂在合水县任上为李唐集团所做的贡献具体为何，志文亦是语焉不详。但从李唐王朝甫一开国，李寂便被封为“上柱国、袭封城阳郡开国公”来看，唐王朝拉拢李寂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与李寂不同的是，李誉在隋末唐初的具体表现史有详言，史载“及义兵攻绛郡，（李）安远与通守陈叔达婴城自守。城陷，高祖与安远有旧，驰至其宅抚慰之，引与同食。拜右翊卫统军，封正平县公。武德元年，授右武卫大将军。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累战功，改封广德郡公”。李誉与唐高祖李渊“有旧”，二人早年间便已相识，这其中是否有他们的父祖皆为北周、隋代之勋贵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城阳郡公”“德广郡公”皆乃李寂、李誉父祖自北周以来传袭的爵位，将此二爵封与李寂、李誉兄弟，是对旧有爵位体系的维护，用以稳定政局拉拢人心，足见李唐王朝积极地以旧隋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亦是新朝树立自己正统合法性的体现。

志文继曰，李寂“寻迁秦府左一护军”。护军府是李渊为当时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设置的官署，史载“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又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其左一右一护军府护军各一人，正第四品下。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可见李寂是秦王李世民麾下正四品下的左一护军府之护军，追随李世民四处征战，亦属秦王府“班僚”。

李寂在唐王朝平定各方割据势力尤其是王世充集团的过程中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志文有言，“于时三河未澄，伊源尚扰，廓清区宇，有寄爪牙”。“三河未澄”乃化用东汉典故，“伊源”代指“洛阳”。《后汉书》曰“三河未澄”，李贤对此有注曰：“三河，河南、河北、河东也。未澄谓朱鲔等据洛（州）〔阳〕，未归光武也。”。众所周知，武德元年唐王朝虽然在长安建立，但关东大片疆域仍在割据政权之手，这其中又以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实力最为不俗，秦王李世民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才率军攻破洛阳，消灭王世充政权。按照志文的说法，在三河尚未平定，尤其是洛阳地区纷扰不断的情况下，李寂作为秦王府左一护军，在其间发挥有“爪牙”之功。李寂具体参与了哪些战斗我们无从得知，想必战功自是稍逊于其兄李誉。李誉的墓志详细记录了他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诛灭各路诸侯之事，志文载“武德二年……以内营总管从皇上平刘武周于晋阳……又从平王世充，擒窦建德，灭刘黑闼，枭徐圆朗”。足见李寂之兄李誉着实战功赫赫，故而才能被唐王朝视为元从功臣，后得以登上功臣名录。

从志文来看，李寂的战功并不显著，武德九年“迁左内率”。太子左内率为正四品上之官，掌管“东宫千牛、备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总其府事”。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太子之位由李建成转到李世民身上。李寂一直在秦王麾下效命，所以我们认为李寂担任的是太子李世民的左内率，太宗即位后，李寂随即迁为左武卫将军。左武卫为唐朝十六卫之一，将军为从三品之官，在大朝会时负责仪仗之事，“在正殿前，则以诸队次立于骁卫下；在嘉德门内，则以挟门队坐于东、西廊”。在左武卫任上内典禁兵不久后，李寂便外临千里“迁虞州诸军事、虞州刺史”。虞州本为隋朝的安邑郡，唐武德元年改为虞州，贞观十七年废。虞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黄河自北奔南穿过晋陕峡谷于此处转而东向，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志文所谓“河东股肱之所，虞芮襟带之地，历选牧守，旧难其人”并非虚言。按照志文的说法，李寂官终虞州刺史任上，“诏赠左武卫大将军，赗物一百五十段”，蒙恩赠正三品官，身后哀荣无限。

实际上，若我们结合李寂之子李达磨的墓志记载来看，可知李寂的虞州之任极为短暂，且在虞州任后仍大有作为。《李达磨墓志》曰：“父善同，唐武德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诏虞州刺史……至武德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为逋渠首恶，不陷国刑，妖寇乱常，独违天讨，奉敕前虞州刺史善同见行人内，将略分明，宜补定襄道行军副子总管……授钺临征，稜威紫塞……至贞观十年正月十八日诏宣力行阵，荡清逋寇，加左屯卫统军大将军。”可见，仅仅在虞州刺史任上刚满一月时间，李寂便因为北方战事而被朝廷调为“定襄道行军副总管”。

考察武德贞观之际北部边疆的形势，结合“定襄道行军副总管”之职，我们判断，李寂在贞观年间参与了征讨突厥的斗争。史书所见最早的“定襄道行军总管”派出时间为贞观三年，该年冬，“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击突厥”。今由《李达磨墓志》所载，我们可知，早在武德九年末李世民掌握政权之后，唐朝廷便设置了“定襄道行军总管”来抵御突厥对新政权的进犯。众所周知，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政权甫定，突厥颉利可汗竟率二十万大军进犯至泾阳，兵锋直指长安城，幸赖太宗沉着应对方才结下“渭水之盟”。唐初与突厥的军事实力有所差距，从“渭水之盟”可见一斑。李寂初任“定襄道行军副总管”职，盖是未能收到抵御突厥之效，这或许也是他本人墓志未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履历记下的原因所在。

李寂的墓志有两处颇为有趣之处，一是谥号空缺。志文仅言“谥曰公”，可能是下葬之时，仍未得到朝廷谥号的原因。谥号空缺现象并不鲜见，北齐《徐显秀墓志》亦是如此，学者认为还可能是“墓志撰作者不知谥号，空其地以待志主家人填补，而家人直接付工刻写，竟未填写”。

二是将“葬在万年县铜仁乡”一句乱入志文之中。笔者未能发现其中规律，无法看出其中奥妙，暂时只能以刻工疏忽而又不愿重刻解释。万年县即京兆长安所辖之县，“铜仁乡”应作“铜人乡”，在今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范围内。李寂之兄李誉葬于“高阳之原”，“高阳原”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韦曲街道范围内，两地直线距离达30公里之远。李寂、李誉二人的祖父李和葬于冯翊郡华池县万寿原（今咸阳市三原县陵前镇双盛村），与二人坟茔直线距离为50公里以上，相距更远。葬地不一，说明夏州李氏家族直到唐代贞观年间还未形成一个固定的家族墓地，直到高宗时期，一个小范围内的族墓才以李寂坟茔为中心形成，也即《李达磨墓志》所言“葬于万年县骊山凤栖原先茔，礼也”。

从“夏州酋长”到“夏州刺史”：夏州之于李寂家族的意义

《李寂墓志》记载，“曾祖僧养，魏夏州酋长”。揆诸史籍，我们发现李僧养的后世子孙都将自己的本贯归于夏州。如李僧养之子李和为“朔方岩绿人也”，李僧养之孙李彻为“朔方岩绿人也”，李僧养之曾孙李安远为“夏州朔方人也”。而且按照《周书》的记载，李僧养是“以累世雄豪，善于统御，为夏州酋长”。既言“累世雄豪”，则李僧养的先祖也必然是久居夏州。据此可知李僧养家族应是长期生活在夏州的酋豪家族。

夏州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统万城（今陕西省榆林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则村）的修筑。统万城由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大夏凤翔元年（413年）征调夷夏十万人所建。统万，为“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意。赫连昌承光三年（427年），伴随着北魏军队攻陷长安的余威，统万城也归属拓跋氏之手。随即，北魏于此城设置统万镇，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统万镇改置夏州，夏州城乃“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及至唐代，夏州在关内道北部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所谓“自汉至今，常为关中根本”也。

夏州处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毛乌素沙地的古长城沿线上，是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过渡区域，同时处在农牧交错地带之上，正如统万城为“夷夏十万人”所共建那样，夏州自建成起便为夷夏交融之地。更由《邓太尉祠碑》《立界山石祠碑》两碑关于部落的题名可见，早在前秦时期南至渭河以北，北至朔方便分布着诸如氐、羌、杂胡和“夷类”部族，“在护军、郡县之下，是一个个各有酋豪统领的部落……部民通过酋豪接受苻秦地方政权的管理”。

夏州处于部落交融之地，李僧养的“夏州酋长”便是其中统领夏州某部落的首领称号。结合史书以及墓志的记载来看，李和参与西魏建国之事，李僧养“魏夏州酋长”之“魏”应该是北魏，而非西魏。

史书和《李寂墓志》中仅言李僧养为“魏夏州酋长”，我们推测这是对“魏夏州领民酋长”的简称。其实，类似“夏州酋长”这样，“州（镇）名＋酋长”的组合形式并不常见，不过，传世史籍和出土资料中还是可以发现例证。《北齐书》载，高琛“为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酋长大都督”。东魏兴和三年《元鸷墓志》载，“奉敕使诣六州一镇慰劳酋长而还”，可见，六州一镇皆有自己的领民酋长。《魏书》载“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而相同的事件，《北史》记为“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勅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高平即为镇名，胡琛本人即是响应北镇起义而在高平镇发动起义的敕勒部落酋长。

史书中“州刺史＋酋长”组合的例子更为普遍。如《北齐书·斛律金传》记载，斛律金为朔州敕勒部人，他的父亲大那瓌为朔州第一领民酋长，斛律金本人死后的赠官为“假黄钺……朔州刺史，酋长、王如故”。“朔州刺史、酋长”，意即斛律金在担任朔州刺史的同时，也同时兼任朔州领民酋长。第一领民酋长，是北魏授予归附的诸方族群首领的称号。与第二、第三领民酋长一样，可以世袭，但没有品阶。

关于北魏“酋长”的来源，我们可以在《魏书·官氏志》中找到相关记述，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年），“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北魏早期，对于前来归附的诸方部落首领，给予他们“酋长”“庶长”的封号，此类“酋长”“庶长”后来发展为“领民酋长”。按照周一良的说法，“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出《官氏志》所记诸氏之外。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到了北魏末期，随着六镇之乱的爆发，“领民酋长”之内涵实际发生了变化，唐长孺提出前后两种“领民酋长”说，即“一种是老的世袭酋长”，另一种是“新选拔出来的酋长”。根据《周书·李和传》对于籍贯和父亲的记载，唐长孺认为《周书·李和传》“所云的陇西狄道人，当出依托，实是胡人。李僧养之得为酋长，也非出于世袭……被认酋长的时代虽不明确，总在北镇起义前”。同时认为李僧养“夏州酋长”的身份，是“部落中新的酋豪通过朝廷委任，成为新的领民酋长”的明例。夏州李氏假托陇西狄道的郡望，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李僧养领民酋长地位的取得是否来自世袭，笔者认为还需要商榷。

北魏时期夏州的酋豪众多，族属不一，非仅李氏一家。《元和姓纂》“弥且姓”条下所记北魏后期族属西羌的夏州酋望，即“后魏末都督弥且元进，夏州酋望也”即是明例。正因为李僧养家族久居夏州，且“累世雄豪”，故而我们认为李僧养的先世便已为夏州的某部落酋豪，只是在李僧养之时才正式被北魏朝廷授予“领民酋长”的称号。

1、李僧养家族的族源

李僧养属于哪一族群呢？正史和《李寂墓志》都云李僧养为“夏州酋长”，既为酋长，则无论是部落酋长还是北魏册封的领民酋长，无不与蛮夷部落有关，绝非出自中原农耕族群。唐长孺更是直言李僧养“实是胡人”，罗新、叶炜认为“极可能属于稽胡”。受材料所限，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李僧养出自哪一族群，但是我们结合其他资料综合推测，可以发现李僧养家族身上还有来自氐、吐谷浑、高车等族群的痕迹和文化因素。

首先，从《李和墓志》来看，所谓“祖俨，大将军、秦河凉三州牧、河南王。父辩，镇西大将军、河州刺史、陇西公”虽然显系伪托，但猜想亦有志主家族对身世描述上的考虑存在。李俨、李辩父子生活年代远早于李和，以常理推之二人不可能为李和之父祖。李俨、李辩初为十六国时期活动在陇西的氐人群体，先自前凉叛归前秦，后叛前秦以投后燕，即而叛南燕而降北魏，《魏书》载天兴二年（399年）三月“氐人李辩叛慕容德，求援于邺行台尚书和跋”，可惜的是，李辩投魏之举并不顺遂，后被慕容德部将慕容云所杀。一个来自陇西的氐人群体，是否是《李和墓志》攀附时的考虑因素呢？易言之，李和家族亦可能有氐人的家世背景？

除此之外，《李和墓志》对于李俨、李辩官爵的记录又颇有袭自吐谷浑的意味。李俨见于史籍的官衔为“河州刺史”“归安元侯”，李辩为“河州刺史”“前禁将军”“（慕容）和长史”。除了“河州刺史”一职史书与墓志相合之外，其他诸如“河南王”“陇西公”“镇西大将军”等官爵并不见于史端。巧合的是，《李和墓志》中有关李俨、李辩官爵的描述，颇与彼时吐谷浑王的官爵相似。如吐谷浑第十任国王慕璝，刘宋封其为“陇西公”；慕利延，北魏封其为“镇西大将军”，刘宋封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第十二任国王拾寅，刘宋封其为“镇西大将军”；第十三任国王度易侯，南齐封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等。《李和墓志》有关李俨、李辩官爵的描写与当时南、北朝对吐谷浑国王的封爵、赐官高度重合。难道说李和家族亦可能有吐谷浑人的家世背景？

因隋代李穆自云为陇西成纪人，为汉代李陵之后人，故而《北朝胡姓考》据此怀疑李穆“本高车泣伏利（即叱李）氏，入魏改李氏”，夏州李氏抑或是高车叱李氏？囿于材料，我们亦无从考证。

此外，还有学者根据考察李和墓制的相关情况发现，墓制的形式带有鲜明的鲜卑式的墓葬风格，这无疑显示出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密切联系。同时，李和鲜卑式石棺上的线刻画还反映了强烈的祆教文化特征。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夏州李氏的具体族属，但这一家族属于夏州当地部落酋豪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夏州酋长”之子李和与夏州的关系

北魏夏州是典型的“改镇为州”。唐长孺认为在这种地方“部落酋豪又成为地方大姓，通过州郡辟举，以长史、主簿之类起家”，并举了统万、朔方胡族酋豪曹氏家族曹明以地方大姓而任夏州长史的例子。在诸如夏州这样改镇为州的地区，部落酋豪以地方大姓身份掌握地方权力，他们的子孙因此获得州官的身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结合《周书·李和传》来看，李和年少便为“州里所推”，说明依靠李僧养“夏州酋长”的权势，李和很早就在夏州扎稳根基。

李和作为“夏州酋长”之子，他与夏州政局之间的关系可谓密切。按照《李和墓志》的说法，“魏之末年，政去王室，猬毛蜂起，宇县沸腾。公思极横流，志存匡合，于是拂衣聚众，擐甲治兵，与夏州刺史元子雍同心起义，策勋王府，帝有嘉焉”。墓志所提到的夏州刺史元子雍在《魏书》有传，特将相关部分节引出：

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源）子雍婴城自守……欲自出求粮，留子延伯据守……子雍行数日，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子雍为陈安危祸福之理，劝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雍降……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雍转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仍平东夏，征税租粟，运于统万。于是二夏渐宁。

将《李和墓志》与《源子雍传》结合来看，可知北镇起义爆发之后，各地随叛“蜂起”，夏州亦受到影响，甚至有夏州的某些部落酋长趁机作乱，与北镇形成呼应之势。夏州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又出城求粮，无奈被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执。子雍晓以情理，成功劝降朔方郡部众，最后顺利平定东夏州，运粮解夏州之围，可谓是功莫大焉。我们认为，李和可能是继承了其父“夏州酋长”之位，或利用了“夏州酋长”之身份，故而才能“拂衣聚众，擐甲治兵”，动员起自己的部落，在这场夏州突围战中与刺史协力合作，乃至得到朝廷嘉奖。

正是因为李和与他的部落在夏州政局中举足轻重，故而在贺拔岳甫一坐镇关中之时，“乃引（李）和为帐内都督”。贺拔岳将夏州酋长之子引为自己的亲信侍卫随从，可见他对夏州诸部落的笼络与利用。李和在贺拔岳帐下建功甚多，故而史书言“以破诸贼功，稍迁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爵思阳公”。正如《李和墓志》所言之参与平定元树叛乱、护送西魏皇帝西迁等皆是追随贺拔岳时所建之功勋。贺拔岳身死后，宇文泰实际继承了贺拔岳的衣钵和权势，故而李和与夏州部落随之效力于宇文泰。

宇文泰与夏州渊源颇深。宇文泰作为贺拔岳重要的左右手，在被任命为左丞、领台府司马后，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贺拔岳任命他出任夏州刺史。《资治通鉴》记述了贺拔岳委任宇文泰出任夏州刺史的生动故事。夏州因地理位置“被边要重”极为关键，故而贺拔岳“欲求良刺史以镇之”，手下众将皆推举宇文泰为之，但贺拔岳认为宇文泰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不忍他外镇别州，故而“沉吟累日，卒表用之”。足见贺拔岳对宇文泰之信任与依赖，更从侧面显示出夏州地位之重。

夏州是宇文泰在掌握关陇大权之前的重要准备基地。《周书·韩褒传》载：“属魏室丧乱，（韩）褒避地于夏州。周太祖时为刺史，素闻其名，待以客礼。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诸将遣使迎太祖。”韩褒于夏州力劝宇文泰主持大局，宇文泰采纳韩褒建议，决计出兵平定侯莫陈悦之乱。此处仍有一插曲，足见夏州地区部落纷杂，就在宇文泰将赴讨贼之时，“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幸赖帐下亲信都督蔡佑果断出手，“叱元进而斩之，并其党并伏诛”。

李和拥有“夏州酋长”身份之加持，又同宇文泰共在贺拔岳麾下从事，加之宇文泰曾于夏州担任刺史，故而我们推测李和与宇文泰关系并非寻常。其后，按照《李和墓志》的记载，李和还曾参与对窦泰的小关之战，对高欢的弘农之战，在河桥、沙苑之战中亦屡立战功，意即李和离开了夏州之大本营，他的部落成员应随之一起归属宇文泰麾下。

夏州毕竟位置紧要，是沟通河套与关中的桥梁纽带，故而也是东魏觊觎的战略据点之一。《周书》曰：“（大统）二年春三月，东魏袭陷夏州，留其将张琼、许和守之……（冬十月）太祖进军蒲阪，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韩褒墓志》曰：“（大统）三年孟冬，高欢渡河，连阵沙菀，飞锋竞进。公时预策，先登进计，劝治军渭北，置兵死地，占风候气，随机榷破。其后日轻使公入夏州，矫称已擒元首焉，镇城许和，斩其刺史归附。沙莞制阵，诡服夏州，从容谈笑立功，公之功焉。”

可见在沙苑之战爆发之前，夏州已先一步被东魏袭破。沙苑之战中，宇文泰以少胜多击败来犯的东魏大军，夏州的收复也在这一时期。韩褒因曾在夏州久居，对夏州情况了解颇深，故而宇文泰遣派韩褒入城设计“诡服夏州”。李和此时亦在宇文泰麾下，他身为“夏州酋长”之子，对夏州情况的了解不会逊于韩褒，加之《李和墓志》所言“负羽先鸣，蒙皮追北，河桥沙苑，功最居多”，我们推测李和在宇文泰收复夏州之战中或许发挥了作用。

史载，李和“至大统初，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都督，累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姓宇文氏”。总之，在收复夏州之后不久，李和就被任命为夏州刺史。令李和以“夏州酋长”之子身份担当夏州刺史一职，足见宇文泰有安抚夏州诸部落之心。

夏州稽胡部落历来叛和无常，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征北大将军于谨“别讨夏州贼贺遂有伐等，平之”。此处“夏州贼”指的就是活跃在夏州的稽胡部落，贺遂氏乃聚居夏州之稽胡。夏州稽胡部落不仅极易反复而且异常纷杂，为此宇文泰还曾将归附的稽胡部落首领刘平伏任为夏州刺史。大统七年（541年）春三月“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后被于谨平定。李和也参与过多次宣慰稽胡的行动，按照本人墓志的说法，李和在担任延州刺史之时，“总管之内，编杂稽胡，狼子难驯，枭音靡革，每窥蕃政，有斁边疆……劝农桑而变夷俗”。此次延州刺史任上，李和同时还是延绥丹银四州、大宁安民姚襄招远平独朔方武安金明洛阳原启沦十防诸军事，都督管辖范围皆在夏州周边地区。

保定二年（562年），夏州周边未归附的稽胡部落还有不少。以至于出现王杰通过虚言“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动，故使杰就公（杨忠）讨之”，令在座稽胡首领相率归附之事。《李和墓志》载建德六年（577年），“群稽复动”，周武帝宇文邕“以公（李和）旧憓在民，遗风被物，率众三万，所至皆平”。尽管墓志未言明究竟何处群稽叛乱，但根据所言李和“旧憓在民”推测，则此次李和平定的稽胡叛乱大致正在夏、延二州范围内。李和任夏州刺史，除了有宇文氏安抚夏州诸部落之心外，借此表示对李和的恩宠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西魏北周时期，史载“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即为明例证。

至此，李和的其他经历皆与夏州无涉，他本人于七十七岁高龄卒于隋开皇二年（582年），葬在冯翊郡华池县万寿原（今三原县）。

3、“夏州酋长”的身份记忆

李彻是夏州李氏第三代，李和之子，在《隋书》中有传。凭借父祖在北魏、西魏、北周之军功荣耀，加之本人器干武艺皆优，李彻很早便被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周武帝时，李彻陪同皇太子西征吐谷浑，授同昌县男。后又随周武帝攻打晋州，破北齐军队于汾北，高壁、晋阳、冀州之战皆有李彻身影，进封蔡阳县公。周宣帝时，李彻随韦孝宽经略淮南，任淮州刺史。隋文帝受禅后，李彻被征为左武卫将军，后被隋文帝指为晋王杨广的僚佐，总管晋王府军事，即“上以彻前代旧臣，数持军旅，诏彻总晋王府军事，进爵齐安郡公。”隋文帝曾盛赞“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

开皇年间，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李和作为行军元帅卫王杨爽的长史，与行军总管李充率轻骑突袭大破之。沙钵略可汗因而屈膝称藩。继而李彻领行军总管，“屯平凉以备胡寇，封安道郡公”。开皇十年，李彻又追随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司马，改封德广郡公。寻徙封城阳郡公”。此后突厥进犯，李彻仍以行军总管身份率军击破，军功甚著。无奈，开皇后期高颎因遭猜忌而被贬为庶人，李彻因与其为善，也引起隋文帝疏远猜忌，不再任用。李彻口出怨言，隋文帝知晓后将其召入宫中，“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卒”，一代勋贵宿将，最后竟被赐死宫中。

遍检史书，我们没有发现李彻一生与夏州产生过任何联系。因李彻是被赐死，史书中又未见隋朝官方为其平反的记载，故而我们只能从《李寂墓志》中看到乃父“（隋）赠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夏州刺史”的赠官。尽管无法判断李彻夏州刺史的赠官是来自隋还是唐，亦无从得知李氏族人在其中有否发挥主动性，但“赠夏州刺史”的哀荣确实令我们对夏州李氏三代的人生轨迹有了新的看法。

在河北保定唐县城北两山峡，有一座开凿于东魏时期的厍狄干石窟，石窟东侧摩崖存有东魏时期的石刻铭记。《厍狄干石窟摩崖碑铭》（以下简称《厍狄干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建窟原因的阐述，后半部分是关于厍狄干家族流布的叙述。《厍狄干碑》后半部分的叙述对于我们考察夏州李僧养家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特将后半部分碑文引述如下：

然公先祖出于北漠，居□弱水，子孙绍位部落国主，十有余世，大单于人也。后移河西夏州是也，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径由六世公太祖越豆眷，见赫连起啚志，□率领家宗诸族，万有余家，□彼移渡河北，居□五原是也。□附大魏，股肱万代。道武皇帝知太祖忠诚，赐部落主如故。封王怀朔镇，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统领六世。今刊此石窟铭，□武定三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廿三日记。

魏斌认为此碑铭对厍狄干部落家世的叙述，“以地点、首领地位和世系作为主要要素，是一位怀朔镇内迁领民酋长的部落身份记忆”。定州刺史厍狄干制作此碑，力图留下自己家族的部落记忆与内迁酋长的身份意识，“内迁酋长后来成为东魏北齐勋贵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带着强烈的部落身份意识，融入到华夏帝国的政治习惯和行政传统之中”。

夏州李僧养家族同为内迁酋长家族，亦是西魏北周勋贵阶层的重要一部，不同的是，夏州李氏并未留下诸如《厍狄干碑》这般明确以地点、首领地位和世系为主要书写元素的文本，但我们从史籍以及该家族成员的墓志之中亦可抽捡出若干条线索、脉络。如从李僧养之夏州酋长到李和之夏州刺史、李彻之赠夏州刺史祖孙三代的地位变化，体现出这一夏州酋豪家族一步步融入内地的政治体系中。在北周建国到李唐肇基的历史时段中，夏州李僧养家族始终积极主动与主流政治实体同行，靠近并融入中央权力。同时，从夏州至三原，最后再到长安，葬地的迁移也象征着夏州李氏最终完成了家族从边地部落到内地官僚的身份转变。以至于到了最后，只有靠着李僧养曾孙李寂墓志里的“魏夏州酋长”的记述，才微弱地透视出家族的夏州部落身份记忆。

“陇西狄道”与“夏州岩绿”：夏州李氏郡望的选择

新见《李寂墓志》在提到籍贯时，说自己是“陇西狄道人”。这与早年出土的李寂祖父李和与李寂之兄李誉二人墓志的说法完全一致。可见在夏州李氏家族内部，祖先来自“陇西狄道”是一个共识。前辈学者已经指出，夏州李氏为“胡人”家族。近年有学者依据《李和墓志》《李誉墓志》，讨论了夏州李氏家族世系之疑点，着重辨明了他们径直接续李俨、李辩世系，伪托陇西狄道的行为。幸赖《李寂墓志》的刊布，有关夏州李氏家族的相关问题仍有可以发覆之处。为此，笔者搜集传世史籍和石刻文献的相关内容，整理制作夏州李氏世系资料汇总表（表一）。

表一  夏州李氏世系资料汇总表

1、史家和墓志撰者对望托陇西的理解

通过表格的比较，可以得见《周书》与《北史》对于夏州李氏家族籍贯的描述相异。我们认为，这其中有史书编撰者针对夏州李氏“望托陇西”一事的理解。

众所周知，《北史》的编纂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在汇总删节《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周书·李和传》与《北史·李和传》的文本，我们亦可以明显看出，李延寿对于《李和传》的处理全部承袭自《周书》。但是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北史》删掉了《周书》对于李和“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的记载，在李氏的籍贯上参考《隋书·李彻传》的说法，直言李和为“朔方岩绿人也”。我们认为，《北史》的这种处理方式恐怕不能仅仅用“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来解释。

《北史》作者李延寿本身就出自陇西李氏，自然熟悉陇西李氏之谱牒。李延寿在编写《北史》之时，将李和“其先出自陇西”的记载删去，至少说明李延寿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或者明晰李和为假托陇西，故而径删。李延寿还曾参与编撰《五代史志》《隋书》，对北朝、隋代的史实自然相当熟稔。在《北史·序传》中，李延寿对李氏的起源与发展介绍得极为详尽，将上至颛顼高阳氏，下至李大师、李延寿的谱系尽数清晰罗列。延寿自言出自颛顼高阳氏，是李耳、凉武昭王李暠之后裔。言下之意即自己门第高贵，与李唐皇室是同出一脉。故而李延寿对那些假托陇西李氏的记载采取径删措施也在情理之中了。《北史》《隋书》此种对李氏籍贯的处理也被后世的新旧《唐书》所继承，代表了官方对于夏州李氏家族籍贯的定调。

与正史记载不同的是，今天得见的夏州李氏家族成员墓志毫无例外皆言自己是“陇西狄道人也”，这种伪托郡望的执着做法也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目前得见的三方墓志关于李氏远祖的记述稍有差异。

《李和墓志》曰：“系曲仁而导绪，阐魏而开基”，“系出高阳，源因柱史。乍分上蔡，时移槐里。赵北称良，汉飞传美”。此处“曲仁”“柱史”代指老子李耳，因李耳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并做过“周柱下史”。“阐魏”疑指代李耳之子，魏国大将李宗，“高阳”自然是指颛顼高阳氏，这也是李氏最早得姓之源。“上蔡”为秦相李斯之贯，“槐里”为秦将李信之籍；“赵北”指代赵国名将李牧，“汉飞”指代西汉名将李广。

《李誉墓志》曰：“飞将立功，克昌之道弥盛；武昭分派，霸业之助有云”，“带地成纪”。此处“飞将”指代西汉名将李广，“武昭”指代凉武昭王李暠，“成纪”为陇西李氏的郡望之一。

《李寂墓志》曰：“相秦将汉，详诸典册”。此处“相秦”指代的是秦相李斯，“将汉”指代西汉名将李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和墓志》《李寂墓志》的撰写者显然对陇西李氏的源流及发展之史实了解不清。在对先祖的叙述中乱入了赵郡李氏之李牧，以及并非属于陇西李氏的李斯。

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以及二十四大将军之一的李远，他们也都自称陇西李氏。李虎因是李唐皇室先祖，有关李唐皇室假托陇西李氏的讨论与研究甚多，不再赘述。李远家族自称为陇西成纪人，《北史·李贤传》称李贤（李远之兄）“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李贤之弟李穆的本传中亦有相同说法。可见李远家族将自己的先祖追溯到投降匈奴的李陵，假托李陵之后为自己伪冒陇西李氏找到了一个逻辑上合理的借口。

北朝时期北部族群假托汉地郡望的行为屡见不鲜。正如何德章所言，“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夏州李氏家族在伪托郡望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郡望假托到与八柱国李虎、二十四将军李远相同的陇西李氏，也是顺理成章的做法。《李誉墓志》还特意将凉武昭王作为先祖进行称颂，更是入唐之后夏州李氏攀附皇室的一种表现，亦可见明代杨慎所言“盖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称宗室”，“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之言不虚。

综合正史和墓志有关夏州李氏祖先、籍贯记述之草蛇灰线，亦足见夏州李氏攀附陇西郡望的行为并未得到官方认可，即便是在夏州李氏家族内部对自身所伪托的陇西李氏之了解也仅流于形式。夏州李氏最初对本家族谱系的建构，一方面源于对自身“夏州酋长”出身的不自信，更为关键的是对攀附所能带来的政治红利的攫取。

2、《李誉墓志》和《李寂墓志》对祖父李和名讳的处理

《李和墓志》所记的父祖名讳、职官显然是有误的，这一点为正史以及其他墓志所证，不少学者也已经指出，兹不赘述。幸赖新见《李寂墓志》的刊布，有关李和本人的名讳问题也有了更多探讨余地。

在《周书》与《北史》李和的本传中，皆言李和本名庆和，亦即李和自出生起，一直是以李庆和之名行世的。在西魏与东魏之间的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李庆和被宇文泰赐姓宇文，即宇文庆和也。史载：“至大统初……赐姓宇文氏。太祖尝谓诸将曰：‘宇文庆和，智略明赡，立身恭谨，累经委任，每称吾意。’遂赐名意焉。”可见赐姓之荣过后，宇文庆和又蒙恩赐名为“意”，即宇文意也。

虽然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常用赐姓的手段笼络部下，但赐姓宇文氏更是极大的荣耀。如宇文泰的帐下亲信蔡佑备受宠信，宇文泰甚至说出“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此种信赖之言。但即便如此，最后在论功行赏之时也只是给蔡佑“赐姓大利稽氏”。

西魏北周赐姓复姓问题历来受到学界关注。传统观点认为北周末年在杨坚的主持下，早先的赐姓皆被要求恢复本姓。此事史有明载，北周大定元年（581年，即隋开皇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不过，宇文意恢复本姓的时间肯定是早于大定元年的。《周书》载，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2年）“十一月壬子，以大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接着建德四年（575年）二月，“己酉，柱国、广德公李意有罪免”。可见早在天和六年时期，宇文意已经恢复李姓，但仍使用宇文泰的赐名，称李意也。限于材料，我们无法得知宇文意在周武帝时期复姓的具体原因。

李意作为一个全新的名字，一直被使用到隋开皇元年。原本按照杨坚的命令，所有被赐胡姓者皆需复本姓。宇文意本人早在数年之前已经因某些原因改回了李姓，以常理推之，杨坚的命令实际上并不涉及到李意。但是李意还是在开皇元年改掉了宇文泰的赐名。史载：“隋开皇元年，迁上柱国。和立身刚简，老而逾励，诸子趋事，若奉严君。以意是太祖赐名，市朝已革，庆和则父之所命，义不可违。至是，遂以和为名。”新朝初建，改掉前朝太祖所赐之名本无可厚非，但李和之名的取得颇让人感觉蹊跷，既然“庆和”是自己父亲所起“义不可违”，那又何必去“庆”留“和”，多此一举，给别人落下违背父命的口实呢？而且在《李和墓志》中，对字的处理又是留“庆”去“和”，改“和”为“穆”，更是令人费解。

李和的名字在不同时期变化多样。以至于在其孙李誉的墓志中，索性不提李和的名讳，仅言“曾祖僧养……祖周司徒、肃文公。和邦国而五教以宽，理阴阳而四时不忒”。在另一个孙子李寂的墓志中，竟记为“曾祖僧养……祖懿”，直接更改了李和的名字。《周书》《北史》《隋书》皆在唐初所修，且言必称“李和”，但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与这些史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个孙子，却都没有将祖父的名讳称作“李和”。

李懿一名，首见于《李寂墓志》中，我们认为此处的“懿”通“意”，与在前隋不同的是，入唐之后夏州李氏家族并不需要避讳先祖曾被宇文泰赐名之事，故而仍在形式上恢复了祖父“意”之名。但是史书的编纂者并没有这般考虑，在选择姓名时仍采用了他生前最后使用的“李和”之名，并保留了一个逻辑上并不能自洽的“李意改名李和”的故事。

表二  李和名号变化表

余论：对“夏州酋长”的认同

《李和墓志》对曾经“夏州酋长”的部落身份讳莫如深，甚至嫁接世系，不惜伪造父祖姓名、身份，李彻的本传也对祖父的身份避而不谈。但是入唐之后，《李誉墓志》《李寂墓志》虽然仍旧攀附陇西李氏，但对曾祖李僧养的名讳不再讳言，《李寂墓志》还将曾祖李僧养曾为“夏州酋长”一事如实记于志文之中。可见到了唐太宗贞观中后期，夏州李氏家族已经不再避讳自己“夏州酋长”后裔的出身。内迁酋长群体的一个普遍现象，体现在碑铭上就是着力强调北族酋长的高贵出身和家族光荣。“夏州酋长”的身份虽然谈不上高贵，但作为夏州李氏家族的共同珍贵记忆，亦得以刻于墓志中被长久地保存了下来。

从对“夏州酋长”身份避而不谈，到不再讳言此事。这其中虽然是夏州李氏家族自身的选择，但体现的却是整个时代风气。唐代开放包容的族群观念在贞观年间得以充分展现，尤其在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强调下，贞观后期“华夷一体，夷夏一家”逐渐成为当时朝野内外的普遍共识，《李寂墓志》对于曾祖身份的书写即是这一时代背景的折射。夏州李氏家族自李和以至于李誉、李寂的三代人在西魏北周到隋唐的历史长河中，追随主流政治群体，充满主动性地融入到王朝建构中，亦是那个时代北方酋豪家族加入并成为王朝国家一部分的缩影。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3期，作者沈传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原题为《北朝至唐初夏州酋豪李氏家族的发展与身份记忆——以新见〈李寂墓志〉为中心》。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