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十年（1860）三月，李慈铭将日记更名《越缦堂日记庚集中》，周星誉题签云“定伯社长先生属题”。周、李二人素有互读日记的习惯，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叔子昨日至，复持予日记数册去，盖亦四五过矣，无俚之况，概可想见。”七月初四日，“夜看叔子日记，多记近日时事，俱简雅可喜。共叔子作夜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下所引李氏日记皆本此。）而《越缦堂日记庚集中》与周星誉相关的文字出现较多的涂抹。

周星誉（1826－1884），号昀叔。原名普润，榜名誉芬。河南祥符人，寄籍浙江绍兴。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官至两广盐运使，被劾落职，晚年客居吴中，病逝于苏州。著有《东鸥书堂日记》《东瓯草堂词》等。

周星誉咸丰初年丁忧家居，与初露锋芒的李慈铭谈诗论词极相契，举行言社、益社，提倡风雅，极为快意。咸丰九年（1859）他服阕入都，李慈铭与之同行捐官。李慈铭初次入都，周氏将他引荐给京中名流，李慈铭得以坐馆其座师周祖培府上。但不久周星誉弟星诒因捐官资金短缺，将李慈铭老母托付他汇寄的三百金席卷而去，自赴福建建宁府知府之任，李氏最终与周氏兄弟分道。此时周星诒已在福建且有意隐瞒窃金一事，李氏日记中鲜有其踪迹，但最初一册的日记中涂抹周星诒字号之处甚多，并补以恶称“蜮”“蝮”。

周星誉因与李慈铭同居一檐之下，日常活动交织，后来便将此册日记中与周星誉相关的记载做了涂抹处理。周星誉也记有日记，遗憾的是仅存至咸丰九年十一月，与此时李氏日记无从映照。李慈铭门人孙咏裳的《越缦堂日记抄》则保留了原文，可据此复原李氏日记原稿面貌。孙咏裳，原名星华，字子宜，后更名咏裳，字憙荪，浙江会稽人。同治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孙咏裳曾借李氏近期日记三册，大概抄于此时。李慈铭在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写道：“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行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快，附记于此，以警将来。是年与匪人从迹最密者，今南海知县杜奉雉，今亦悉灭去其名，无俾佥壬污我简册。”“庚申日记”即《越缦堂日记庚集》，“匪人”则指周星誉、杜凤治。

其一，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夜删《越缦堂甲集诗》，计去二十馀首，尽焚之，内惟《东门外渡东桥吊余忠节公》、《游梅山梅尉寺》、《寓山四负堂谒祁忠惠公像》三诗须补作，馀多近游、述兴等七律，皆拉杂摧烧，亦一快事也。乙集中亦删去七首，尚在稿中。”“尚在稿中”句下涂抹三行，据孙咏裳《越缦堂日记抄》，此句下为：“叔子为作小序，并加评点，虽多过誉，然道予甘苦甚深，予诗境之高下屡变，亦惟叔子别白最当，生世得此师资之益，良不可恨。”（孙咏裳《越缦堂日记抄》，天津图书馆藏，下所引孙氏抄本皆此书。）

李慈铭于周星誉有知音之感，此时他请周星誉序《白华绛跗阁诗初集》，周星誉朱笔批点历历在目，即“叔子为作小序”，其文云：“辛酉正月四日，夜分不睡，重读一过。仆生平论文最恕，每阅书契所著，得一二好语便称叹不置。独于同社诸子则求全责备，持论极苛，而与梦西、子九、定伯三君为尤甚。盖三君皆千古不数觏，下笔当为数百年计，故往往单辞只字，吹索綦严，是固直谅之谊也。比日读定伯诗，则刻意寻其瑕颣而不可得。神怡心惬，惟叹观止而已。此才此学，求之古人中，何可多得？况在晚近乎？仆尝与周雪子言，以吾越百里之地，英彦同时接踵，至若尔人之多，造物者必有深意其间，非当然而已也。吾山阴、会稽之间，自汉迄今，以文章传者偻指可尽，类皆陋弱，不足比肩斯文之任。国朝一胡天游，可谓杰出，然不若今日之宏才硕学肩背相望若是之盛且昌也。诸子者夜光、连城，书已罕有，定伯则又出类拔萃，为一社之眉目。文教衰替垂八十年，仆龆龀时即慨然有兴复之志，位卑地贱，无可藉手。定伯最与仆有同志，同社诸子皆各有当门绝业，思力挽积弊，以复古音。尝共论当今天下之病源于不学，第一义须令读书。闻者虽怪笑之，而此意终不为已。嗟乎！我圣祖右文典学，开二百年太平之治，降及今日，乃至乡会试制艺都失其传，遑论其他哉？”（上海图书馆藏《白华绛跗阁诗初集》稿本）显然，李慈铭有意保存了周星誉在其诗稿、日记稿上的评点。

周、李二人在咸丰十年围城期间论诗、唱和、写剧，患难中彼此激励，堪称知音。“梦西、子九、定伯”“周雪子”，指许棫、孙垓、李慈铭、周祖光，皆言社中人，他们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然而李慈铭与周星誉、周星诒在入京三年后即分道扬镳，这一宏图未能实现。

其二，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辍耕录》于纪时事之外，间附考证之学，颇亦精核。惟好载鄙俚之词、委琐之事，殊不免近市井家言。”

这是一则读书札记，末尾“殊不免近市井家言”句下涂抹，孙氏《越缦堂日记抄》为：“叔子谓其识见未高，故其书体类颇似村学究所传《坚瓠集》等书。”二人读书多交流，他认可周星誉对《辍耕录》的评价，随笔札记，但交恶后便觉碍眼。

其三，《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十五日：“黄昏月出，念客中两过中秋矣。极望海天，偷息人世，拔心之悔无及，啮指之梦不灵。愍隶无家，转尸有壑，生理已尽，人伦所诛。弃老母于草间，掷弱孩于虎口，揕胸绝脰，犹悬厥辜，饮灰吞刀，孰追斯咎？但得归魂海岛，毕景山阿，仰供侧舍之泉，俯蓄荒谷之橡，庶陟岵之翼，获附风以南骞；望乡之台，不随树而东靡尔。”“不随树而东靡尔”句下有三行涂抹，孙咏裳《越缦堂日记抄》此句下为：“夜三鼓后，偕叔子、五楼登平台看月，诵东坡‘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及耆卿‘遥想宸游，凤辇何处’之语，怆念时事，不禁泫然。是夜成《庚申中秋京邸看月时英夷犯都城大驾东狩同叔子被酒放歌》七古一章，又《永遇乐·庚申中秋围城中同人看月》词一首，存《越缦堂集》。”

时英法侵略军入据京师，议和未成，士人惊恐奔走，李慈铭与周星誉、陈寿祺、吕耀斗等人回南之路被太平军阻断，也无力避居京城之郊，既不能借酒浇愁（时京师紧闭城门，日常米盐凌杂尚不能保证，遑论酒肉），思家则望月消愁，在诗词里消解恐惧。

其四，《日记》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比十日来，晨睡午起，夜必痛谈为常。予精神较劣，每至人定后先假寐一时，起则或论史、论诗文、论时事，以及稗官野说，鬼怪鄙琐，无弗及，顾勿及淫媟不义者。”“比十日来”，此句上、下有涂抹，据孙咏裳抄本《越缦堂日记抄》，其上为：“同叔子夜话”，下为“二人相约”，整句原稿为“同叔子夜话，比十日来，二人相约晨睡午起，夜必痛谈为常。”删减提及周星誉的九个字之后，似乎为李慈铭个人的活动，但又有“叔子又豫蓄食物”，显然未处理干净。围城期间，二人既惊恐又愤懑，作息颠倒，谈论稗官野说及家世旧闻，李慈铭写初恋故事成《秋梦》杂剧，周星誉为之作跋。

其五，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夜蚤睡。是夕，城中人见火光大恐，贵官多易服率其家室四出求窜，达旦不止，号哭之声闻于远近。”据孙咏裳抄本《越缦堂日记抄》，“号哭之声闻于远近”句下为：“某相国宅中眷至徒行街市中。予与叔子掩关高卧，坦然不顾也。”可见，被涂去的除“某相国”，还有一起面对危局的周星誉，应是李慈铭自行删除。

其六，《日记》咸丰十年五月初九日：“起不快，下午呕逆虚眩，又患暴下，殆兼感寒热矣。巳刻起，尚能强行步，看书虽时觉困眩，亦能支持。晡遂沉惙，诸苦毕至。予自去年春离家后，虽旅况颠踬，意兴不恒，然未尝卧病，窃喜以为天幸，今日乃有斯患耶。”

“今日乃有斯患”句下有涂抹，据孙咏裳《越缦堂日记抄》，此句下为：“孤枕辗转，念家耗断绝，生理渐尽。王仲舒无救贫之志，朱公叔有绝交之书。骨憎虞翻，头责秦子。口衔石阙，背负星图。文易庇身，道难胜命。饥寒累母，流泊忘家。空祀子方之神，难去伯龙之鬼。儒原近丐，臣不如优。谁实为之，何嗟及矣。”

被删内容似与周星誉无关，实乃悔恨为周星誉怂恿入京捐官，“王仲舒无救贫之志，朱公叔有绝交之书”已暗有所指。讽刺的是，此时李慈铭尚未得到家书，不知周星诒窃金，他得知真相后随手涂抹以泄恨。但日记中二周文献仍有大量保存，包括与唱和诗词、绝交书、日记评点、诗稿评点等，若全都涂抹，日记稿早已不成面目。如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夜同叔子作《水仙花赋》，四鼓成。”篇后评：“淫思古意,以幽艳之笔写之,如雪夜围炉,削太如黎,擘洞庭桔，甘冷沁齿，益见其佳，以示殿前奏赋人，正恐索解不得也。沤公读。”“沤公”正是周星誉。

其七，《日记》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作禀家慈书，致仲弟书、致沈瘦生书。自丹阳之变后，家信不复得通，捉管瞀乱，遂亦废辍，今日以豫庭赴官吾浙，属其便寄一函，聊复为此，方寸杂糅，言不成文。”

“言不成文”句下有大篇幅涂抹，据孙咏裳《越缦堂日记抄》，此句下为：“陟岵之告，尤难指笔，既不敢以时事之亟、羁旅之危，上累亲忧，又不敢强作排解，妄为慰藉之词。昔人疾痛颠遽则呼父母，今则烽烟载涂，席帷万里，虽欲号泣引罪，不可得矣。致仲弟书中有云，‘丧心失图，遂成死罪，时命不济，岂敢为诿？自求速亡，固负阿母，觊遂生还，亦䩄面目。呼吁，后之览者，亦当悲而怜之也。’”

“豫庭”即杨叔怿，福建侯官人。同治元年进士，此时他正赴任绍兴知府，李慈铭与家人音书不通一年多，这位金兰兄弟任职家乡，亲自带信，年底家人回信到京，周星诒诓金事发。彼时南有太平军、北有英法联军，李慈铭举债捐官，漂泊京师，周星诒的背信弃义无疑是釜底抽薪。周星誉则假装不知胞弟窃李之金，令其心寒，他悔恨交友不慎几欲自裁，大病一场，日记也中辍，搬离与周星誉同居的顺治门大街寓所，遂作绝交书与二周。致周星誉绝交书，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记》中，“作致周叔云书。不见者已逾一年，以乡里十载倾心之雅，辇下三载聚首之久，而情状乖露，蹉跌不面，遂至于此。仆每与人相处，即甚猥鄙无足谈者，偶一小别，辄作数日恶，况都中舍执事外，亦鲜可与论文字。仆何尝不思执事？而竟不相见，此非仆不欲见执事，不忍见执事也。其不忍见之故，执事思之，可痛哭矣。执事虽饰非而愎，不知自反，然清夜静处时，私念暂去，天理稍来，当亦未尝忘仆。仆方冀执事由此一念渐长渐熟，以臻于自反之一境，则执事犹可为仆一辈人也。……仆非自辨也，诚尚不忍竟绝执事，故寓此书以当忠告。倘执事不察其隐，重而怒之，则仆自此并不忍再与执事言矣。呜呼！公叔不作，孝标已亡。先圣有言，故毋失故。执事勿以绝交书观之，幸甚幸甚。触冒宪威，伏待白简，不宣。”

潘祖荫以双方知友从中调停，也未能令李氏冰释前嫌。李慈铭作《致潘伯寅副宪书》，详细自述与二周绝交始末云：“但弟与二周，憾深创巨，迹其射影，直可灭宗，固交道之必无，亦士林所未见，远近同愤，道俗羞称。弟初以家难频仍，屡试被放，不自揣量，思効明时，二竖遂因之生心，卖人设计，甘言苦口，变乱是非，致慈违亲弃家，入赀自污。二竖乘其便利，为季得官，乃复包藏祸谋，从臾北上，攘肥弃瘠，中道背言。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时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亲弱弟，犹于苍黄之中鬻田数十，得四百金，将谋寄都。而季虺公肆无良，劫敓以去。老母痛恨逆竖，兼念远人，积忧成疾。京师识与不识，无不验叹。而叔云洋洋自得，若为不闻。弟犹强与周旋，未遽弃绝。迨今夏五月，叔云忽得重赀，俨然安富。弟适缠灾疾，宛转箦床，连函呼救，深拒不应。延至秋初，乃始投书告绝。此弟与二周之始末也。”这封长信存于李慈铭日记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据称周星誉得到一笔巨款，李慈铭愁病交加，望其代弟还钱，遭到拒绝，遂投以绝交之书。他谴责周氏合乎情理，但始终认为周氏兄弟有意设局倾轧，则不免过激，彼时战乱，周星诒诓金不乏某种因缘际会的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