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教授叶自成推出了新作《弃东周，赢天下：孔子仁道、教育革命及后儒的偏离背逆》，一本重新解读孔子“仁道”的专著。叶自成认为，在两千多年儒学演化的历史中，孔子之“仁道”常被礼制所遮蔽，被理学所误读，被儒术所异化。在新作中，他回到历史现场与思想源流，重构孔子作为教育革命家、人本主义者、仁道思想家的真实面貌。

叶自成教授本科、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的创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的创建主任。从外交研究到中国战略研究，叶自成提出了“华夏主义”，成为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他认为应融合老子、孔子、商鞅的思想精华，形成中国文化复兴的核心价值观。新书出版之际，就他的学术研究道路、孔子的仁道思想专访了叶自成教授。

叶自成，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创建主任、华夏主义倡导者

：您曾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主攻的方向也是国际关系，后来提出了“华夏主义”，如今又出版了关于孔子的专著。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您的学术研究会产生如此的转向吗？

叶自成：我发表的第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是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孔子仁道的研究风马牛不相及。前几天，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华人教授、我的大学同学问我一个问题：自成，咱们当年都是学国际共运的，你怎么走着走着就搞出个“华夏主义”，今天又弄出一本孔子的书来，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你写这本书花了多少时间？在我许多次的讲学过程中，也经常会有人问我：叶老师，你不是搞外交的吗？怎么又讲起老子、孔子、商子呢？现在回想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让我走到了今天的学术道路。

1.工作职业使然。让我人生轨迹发生改变的，还是我的工作。我本科、研究生学共运，大学毕业留在北大教授苏东政治，去苏留学，回国后研究苏联政治，1992年我写的叶利钦传，是国内第一本，也是最早得出叶利钦治不好国的结论，因为酒鬼不可能干出什么好事。2000年俄大选，几乎研究界的大佬都看好老普（普利马科夫），只有我主张不要小看小普（普京）并被验证，所以当时在苏东研究界也小有名气。但1990年代，由于苏东巨变，国际共运本科招生出现问题，于是学校决定停止国际共运本科招生，筹建外交系，筹建的主要任务交给了我们几个年轻人。搞外交自然以中国外交为主，讲中国外交自然要从春秋战国讲起，讲春秋战国外交自然要讲到老孔商，这在当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96年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中国的那些经典，但中国外交思想的课程必须从老子孔子商子开始，这样，我的研究重点自然而然转向了道儒法墨。到1999年时，我完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书稿，拿给历史系的老师审稿，历史系的老师不懂外交，也不懂政治，说我这个不是历史学的书，给我枪毙了，无奈只好拿到香港，在2003年出版。我从2001年起，给外交系的硕士讲中国外交思想课，当时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才女，很有天分，我就把书稿给她，让她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为题，合作改成一篇学术论文，并于2001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这可以说是西方思想占主流的中国国际政治外交学术、外交学的本土研究的开山之作，打破了从古希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研究中国外交的垄断。这个硕士生就是庞珣教授。这是我第一篇提到老孔商思想的学术论文，也是华夏主义思想的滥觞。

2.学术兴趣的因素。我1995年提了教授，没有了争课题发论文的压力，于是慢慢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春秋战国时期老孔商的研究。外交思想的研究让我开始对老孔商的研究产生兴趣，但外交思想并不是老孔商思想的重点，老孔商的精华在治国理政方面，于是研究从外交转到了老孔商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并于2013年出版了《华夏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方立老师的大力支持，尽管方立老师也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但还是用心写了序言，给予肯定，后来又不断鼓励我继续努力。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

3.北大学者的使命。梁启超在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上有《北大之精神》演讲，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肩负着三大使命：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培养健全人格与社会领袖；引领社会进步，推动文化复兴。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摧毁了旧文化，引领了中国的巨大进步，但没能为中国再造一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性的新文化体系，北大学者应为此努力。以老孔商思想的精华为核心，也许是一种构建中国主体思想的尝试？因为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以道儒法三家影响最深远，而道儒法三家又以老孔商为最。尢其在重新审视孔子思想这一方面，当年“打倒孔家店”的主力是北大教授，尤其鲁迅，差不多完全否定了孔子的思想，北大校长胡适曾提出整理国故、发扬国粹、清理国渣的主张，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沒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所以北大的学者有义务继续这一方面的努力。

4.四川人的身份因素。研究孔子思想的历程会发现，历史上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把孔子捧到天花板的是四川人，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影响最大的，也是四川人，所以重评孔子、揭示孔子精华在何处、局限又何在，也要落到四川人身上？清华的任剑涛教授写过许多有关儒家伦理的论著，也在批孔最严厉的杨荣国教授任教的中山大学当过教授、院长，四川人；中国政法大学的喻中教授是国内研究法理学的大家，四川人；人大宋洪兵教授是国内法家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四川人。

还有一个属于玄学，有点说不清楚但又冥冥中有影响，这就是我的名字有一种潜在的能量推着我向前走。叶家一门五兄弟，名字都有一个“自”字，我是老五，叫自成，自成自成，自成一体，自成一家，自成一派，必须得有一个对得起这个名字的东西，因此华夏主义横空出世，只此一家；我不反对人们信佛，但对佛教持批判抵触心态，但又接受了六祖坛经偈语的暗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不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努力前行，成就自己就行，因此我这一叶还真开出了五花，出版了《华夏主义》《老子政道》《叶自成〈老子〉全解》《商鞅治道》，所以必须完成孔子仁道，于是有了一叶开五花。

这样一路走来，算起来，从1998年研究孔子的外交思想至今，已经有27个年头了。

：您认为，重新认识孔子、学习孔子，哪些才是孔子的真精神？

叶自成：对孔子的评价，水火两重天。赞孔者视其为神，也是两个极端，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国只有一个圣人就是孔子；一说孔子的易传言群龙无首吉，可比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又言首出庶物，与西方民主元首出自老百姓相近。批孔者也是两类，一是全否，言孔丘者天下之盗也，以仁义道德窃取天下的政权，最大的伪善人；一批孔子为奴隶主阶级代言人，要复辟周礼制，开历史的倒车。孔子思想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被许多迷雾笼罩着，让人看不清。

为何如此？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孔子的思想原来没有严整的体系、时间、主题逻辑，没有清晰明确的概念和定义，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二是儒家经典太多，哪些是孔子的原意，哪些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延伸和发展，哪些是后人的窜改或强加，不易分清。比如，如何理解《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大一统也”。

三是《论语》本身的问题。在各种儒家经典中，以《论语》最重要，其次《史记·孔子世家》，再次春秋左传。许多儒家经典都要以《论语》对照来验证，但问题在于《论语》也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主题、两个中心，一个是以“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一个是以“仁”为中心的“仁道”思想体系。这两个体系，被许多人解读为是不可分割的，可以互补，可以互为表里，一体两面，但实际上却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以礼为中心，以仁为中心，都各有合理的支撑的理由，容易让人们看不到孔子真正的精华和真正的中心在哪里，因而产生各种误读。

孔子的礼与仁，都有大中小三重，相互联系，礼中有仁，仁中有礼，但又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关系极为复杂，这种张力和纠结影响了孔子一生。仔细研读《论语》会发现，小礼和大礼的差别巨大，《乡党篇》记载的孔子的一言一行，如何站，如何坐都合乎礼，相互之间的揖让、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分道而行、子女对父母偶有不敬、不娶同姓女子为妻等，则是可隐、可宽恕、可原谅的。鲁昭公算不上是一个明君，娶吴国同姓女子为妻，是违礼的，所以孔子不但不批反而说他知礼，因为这是小礼，只涉私家事务，可以原谅；而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大礼，不能僭越；鲁氏三家居所大于国君，也是僭越，不能忍，必须扒掉；管子树塞门，设坫台，也是僭越。这些皆是涉及尊卑贵贱的大礼，不能触碰，必须批判。《论语》中孔子对颜回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在个人修身层面上的小礼小仁，要颜回克制自己的私心私欲，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规范，这就是做到了为人的仁德了，哪里可能要颜回这个居陋巷，对当官没有兴趣，连吃饭都吃不饱的穷书生，去恢复尊卑贵贱的分封世袭的礼制。后人都把这话理解为恢复过去的旧制度、复辟旧制度，理解都走了样。

自称为儒家的，绝大部分说不清这其中的关系，赞孔子的多胡吹胡捧，赞不到点子上，或者搞不清楚孔子的核心精华何在。《大学》中曾子派把以孝事君，与孔子的以道事君相冲突；《中庸》里子思派以诚代仁，至诚者能前知吉祥妖孽，复活神神鬼鬼，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有冲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偏离了孔子仁学中的足兵足食、办学育人的实学，偏离了孔子的义利观；而荀子发展了孔子的实学，却又以“隆礼”取代了孔子的“大仁”。荀子之礼大都是大礼，礼是制度之本，是道德之极，强国之本也，荀子以礼制为本，而礼制的核心是尊卑贵贱，其顶端是君王，必然导致强调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因此，隆礼必隆君，“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为后来中国的君主极权铺平了道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背离了孔子仁道，宋明儒则以理学、心学背离了孔子的仁道；康有为托古改制，把克己复礼的礼解读为恢复周朝的礼制典章制度，是主观故意；批孔子的，也大多搞不清两者的关系，因此也批不到点子上。杨荣国先生当年批孔，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有关，但也与他读书不精有关，他也分不清孔子思想中的大礼、小礼、大仁、小仁之分，误把“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念，使言行合乎礼的规范，这就是为人的仁德）的小礼（个人言行规范），当作维护统治者等级秩序的大礼“复东周”来批，也忽略了孔子安民、利民、博施济众的大仁，把小仁（个人层面上的道德修养）误解为孔子仁的全部，所以没有批到点子上，不精当。

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孔子的思想，要么被全盘否定，要么被全盘肯定，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什么是孔子思想的精华，什么是孔子思想中有时代局限的东西，什么是被人们歪曲误解的东西，从董仲舒的汉儒至宋明儒，到胡适、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孔运动，二千多年历史中是一笔糊涂账，缺乏一个中肯的精当的梳理和分析，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弃东周，赢天下：孔子仁道、教育革命及后儒的偏离背逆》，上海远东出版社，2025年8月版

：那么，您在这本新书中做出了哪些创新？

叶自成：我的研究以《论语》为基本资料，仔细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礼仁的复杂关系，得出了三点基本结论：

1.礼仁关系纠缠了孔子的一生，可以说孔子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更重要、更核心。

2.孔子思想大体上有一个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前期礼中有仁，以礼为重，以复东周为标志；后期仁中有礼，以仁为重，标志是对管仲的重新评价；

3.孔子的礼学中有精华，但也有以天子定是非（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君君臣臣维护等级尊卑制度，以父子之隐为正直、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轻视劳动者（樊迟问稼成小人）、以言论罪杀少正卯等六大局限，对后世有消极影响；仁中也有局限，但孔子的思想精华主要是仁学，体现为人文、人本、人道、人才主义四个方面。比如人文主义，什么是孔子的人文主义？与神性、理性相对应，人的前世说不清，来世道不明，只有人的现世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绝大多数人最关切的，孔子的学说也把重心放在这上面，因此主张事人比事鬼神更重要，关注人的今生比关注人的死后更重要，不问天堂地狱前世来生，在现世生活中安顿人的生命，近于无神论，与老子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无神论为主又包容多种宗教的主流文化。人生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有富与贵、生衍繁殖后代的七情六欲，也是社会人，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朋友、有同事，健全的人生要涉及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追求事物的真理的理性生活。孔子的人生既追求高大上的真善美，也比西方那些圣哲更有人文情怀，更有人间烟火气息，更丰富，苏格拉底是同性恋，柏拉图是精神恋，不懂男欢女爱之情，笛卡尔、叔本华、康德、尼采都是老龄剩男，不懂家庭的伦理关怀，卢棱是浪子回头成圣人，长时间是流氓无赖，甚至将与多名贵妇乱伦的私生子抛弃致3名死亡，哪里懂得父母子女间真情感为何物？康德一生追求理性至上，他给人指引的理性生活，就是遵守先天律令的自然法则，人的一言一行要合乎人类的普遍原则，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人类立法，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实际上是把人变成理性的奴仆，不要说普通百姓根本做不到，他自己也做不到。如果人们都像康德那样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终身不婚不娶不育，人类都绝后了，又为谁去立法？至于孔子好烹饪、好驾车、好音乐、好歌唱、好吟诗的丰富的人生情趣，在西方思想家中几乎是绝唱，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仁道能够成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原因。更有讽刺意义的是，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同性恋家庭合法权益的判决词，从西方思想家中居然找不出一处关于家庭和谐对社会良序发展关联的引语，居然从《礼记·哀公问》中“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中找出一句“礼其政之本与”，把它写成同性恋婚姻的判决词的依据，如果孔子再世，不知当作何想。尤其是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革命，使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成就了孔子之为圣人的巨大事功。孔子的仁学形塑了中华民族重历史、重教育、重德性、重人才、重民生的精神品质，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深远重大，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您认为，孔子的仁学在当下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

叶自成：孔子的仁道不仅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在当下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当今人们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思想家园，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的文化源泉。它在两个层面上继续发挥其重大影响：

其一，孔子仁道至少在四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文化支撑。

中国现代化进程，既有向西方学习的特征，也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支撑的特征。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而宏大，其中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精华尤为影响深远。它们不仅产生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13个主要特征的归纳，有12个能得到老孔商思想精华的支撑，其中有四个方面能得到孔子仁道的支撑。

1.教育、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为此提供历史文化支撑。儒家的仁学就是最早的教育学。孔子办学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又在六艺基础上改编教材，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事业，由此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同时，儒家的仁学也是“君子学”，即人才学。孔子认为，治国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把君子贤人推举到治国理政的岗位上，国有君子而治，国无君子则亡。

2.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孔子的仁道也是天下主义的，认为人的基本德性，即仁义礼智信是天下通行的规则，人心都是相通的，所以人们应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使是蛮戎夷狄，也可以通行仁义礼信的德信，孔子教育是最早的开放式的国际学校。孔子不仅自己周游了十三国，而且他的三千弟子，也来自当时的十多个国家。孔门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校，不搞独尊，弟子风格各异：子路好军事，近兵家；颜回居陋室对权财色名不感兴趣，近道家；子贡好聚财又能言善辩，近商家和纵横家；樊迟好稼穑，近农家；子夏好洒扫进退实事，近法家。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孔子主张人们要通过学习达成仁义诚信的德性修养成为君子，也提出要富民、庶民，要重视人的生老病养等大事，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富民、庶民、足食足兵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体现，仁义礼智信则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体现，也是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

4.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孔子的仁道是十民之业，即重民、养民、服民、富民、教民、庶民、惠民、利民、济民、安民，仁道的最高表现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都强调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有利民生。

其二，在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思想过程，孔子的仁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思想，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在当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在未来仍有引领作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核心精神与价值体系。它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支柱。它决定了中国为何是中国、为何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五千多年历史不中断的核心要素。

以老孔商为代表的道儒法三家的核心精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孔子的仁道，弥补了道家、法家在传承历史文化、发展教育、培养人德人才方面的缺陷，以伦理补充和支撑法治，以仁道完善、发展老子的天道、政道，与老子的政道、商鞅的治道形成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完整体系，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是构成中华民族主体性思想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孔子的“仁道”，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为仁由己，这体现了道德主体的内在觉醒与崇高自律，为社会注入温暖的伦理基石与价值内核；老子的“天道无为”所蕴含的自然主体性，告诫我们敬畏客观规律，在“积极无为”与“消极无为”之间把握动态的平衡，彰显了与宇宙和谐共生的深邃智慧；商子的以法治国，制度创新，富国强兵，破除世袭垄断，以事功开启上升流通之路，以客观法度构建秩序框架，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主体性。三道共治，才有了大一统中国的强大的生命力，道德主体、自然主体与制度主体交融互补，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既厚重又灵动、既理想又务实的成熟品格。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核心密码。

道儒法三家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认识世界，其目的都在于改变世界，从不同的角度达致国治家齐的实践目标，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正是将这三重主体性付诸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以“天道”洞察规律，以“仁道”凝聚人心，以“法治”规范行为，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今天，我们纪念孔子，重释孔子的仁道，并非独尊一术，而是要重新发掘我们文明源头中那多元、包容、互补的智慧整体，兼收并蓄，让道德的自觉、规律的敬畏与制度的理性，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再次融合，焕发出磅礴的生命力。这就是孔子仁道在当代的核心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