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将国内的当代社会史研究比喻为一座绚丽多彩的百花园，除了想说明这个领域虽然总体上规模不大但是门派较多各有特色以外，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这个领域堪称中国“新史学”的缩影，不但继承了近代以来史学革命的传统，而且从这个领域可以洞察中国的历史学界从不同方向、不同路径做出的创新努力。其中就要特别提出行龙教授领衔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卓越成就。行龙教授著述甚多，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一书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的专题文集，向我们全面展示了由他领衔的学术团队20年来的独特探索。

一、“走向田野与社会”

本书作者师承于乔志强和戴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由于共同工作关系，前一位的影响更为深远。乔志强先生是国内率先倡导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就提出要注重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并开始招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当中就有本书作者。作者毕业后留校与乔先生一起工作，致力于整体的和区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1998年一同主编出版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受到学界好评。乔志强先生高度重视社会调查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被很好地传承下来，经过本书作者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极富特色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传统。对于这一层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作者在本书的序言里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这篇序言里还提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创系主任乔健教授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也多有助益，并特别提到了乔健先生为学术工作带来的“人类学、社会学的气味”（行龙：《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7页。以下凡引自此书的文字只标页码）。

作者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全过程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体系，归纳起来有三：

1.“资料革命”和抢救史料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研究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潮流，关注普通人的历史，这种“自下而上”的学术视野契合了社会史的研究旨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秉承近代以来“史学革命”的新史学传统，同时也借鉴了国外新社会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较晚兴起的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史学就是史料学”，既然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就自然要拓宽视野，去发掘那些与普通人的历史相关的史料，而这样的史料通常是在官方档案中很难查到的，于是就有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需要。这些年伴随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面向民间的资料搜集、资料库建设（包括口述材料）得到了迅速发展。本书作者是这种“资料革命”的自觉者，也是实践者。在他的带领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并收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资料，便如获至宝一发难收，开始让学生或研究人员从自己的家乡着手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当调查中发现这类资料因保管不佳或者面目全非或者散佚严重，而“个体抢救的力量仍然有限，而且困难较大”（323页），便将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有组织地展开大规模的“地毯式”搜集，收藏品除了基层农村档案资料以外，还扩展到了农村居民当年生活和生产使用的一些器具等相关实物，中心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广受学界赞誉的资料库和展览馆。这一举措也是作者受了2006年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的启发。香港中文大学因其藏有大量的中外文著述和期刊，尤其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地方报刊、各种方志、不同行业的年鉴、各种统计资料等，成为享有盛名的新中国史研究基地，“然而，这些资料均为已经正式刊行或属内部刊行的文献，大量迅速散失的基层农村档案资料正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式的收集整理。建设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式的资料中心，集中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这个信念在此次访学后更加强烈。”（第2页）近些年，这个团队在已搜集到的 250 多个村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资料搜集范围，除了乡村外，还广泛搜集乡镇、工厂、学校、医疗、水利、林场等方面的各类资料，以实现资料的丰富多样性。书中附录的田野考察报告，生动记录了研究团队深入村落的实践历程，为学界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范本。在作者看来，“从群众中搜集史料”，“走向田野与社会”，完善中国当代史资料分类体系，真正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正是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也是史学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256页）

2.资料整理

作者指出，“资料的搜集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收藏并非目的，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如何使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为学界所利用是我们从事此项工作一开始便有的追求”（325页）。为此，该中心首先对搜集到的总量达数千万件的村级账册、阶级成分登记表、政策文件、个人日记、契约文书等进行系统性整理，按地域、主题分类，建立专题数据库。目前该中心所藏档案资料分为八大类，分别为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建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展示实物、档案、图片等，成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也是极佳的教学实践基地。不仅如此，该中心还利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选编或汇编，开发了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档案的国际化保存和研究。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些年国内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同样也卓有成就，如2012年一同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立项资助的就有三家，分别是山西大学的行龙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韩钢教授、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等带领的学术团队。

3.农村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

除了资料的搜集、收藏、整理和资源共享方面的贡献，作者带领的团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开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史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了档案收集、整理、研究一体化的学术推进新模式，彰显出团队作战的学术优势。作者2007年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被学界称为社会史研究“新整体史”的代表作和社会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2011年出版《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以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呈现出基层农村社会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同样受到学界好评。这些年来，该中心坚持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研究，2012年开始出版“田野·社会丛书”，支持和带动青年人才的成长，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40余种，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00余篇，承担并完成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50余项。该中心围绕“集体化时代”开展的部分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一书当中，对这一关于山西社会多主题研究合集的具体内容，本书在《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与山西社会研究》一文里作了全面介绍，内容涉及农民与国家、个人与集体、村庄与国家工业化、政治身份与社会认同等话题。作者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刊发的《“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参见本书44-50页）详细阐述了这个团队遵行的学术理念。文章提出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引入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路径，主张在研究层面上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态、日常生活及乡村社会的实态，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这一真正植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学术价值取向基础上，通过开展基层村庄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催生一场“史料革命”的同时，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引向深入。作者还认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在地化考察，结合人类学方法（如体验、口述）激活历史文献，挖掘地方性知识，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行龙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

二、“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

“资料革命”不但开辟了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新时段。本书是作者主编的《田野·社会丛书》第四辑中的扛首之作。作者在丛书的总序中指出：“走向田野与社会，既驱动我们走向田野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又激发我们关注现实将历史与现实粘连起来，这样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发现新材料和新问题，以此新材料用以研究新问题，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第9-10页）在这里，作者对“集体化时代”概念的内涵作了解释：“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农民走向集体化、实践集体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10页）可见，“集体化时代”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史学分期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其大半个触角已经由近代延伸到了现当代，于是在这里，社会史研究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入了现当代史。“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不仅是社会史研究‘长时段’特性的体现，而且必将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进而促进整体社会史的研究。”（11页）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也是深化国史研究的现实需要。在我们当下的学术语境下，当代史也就是国史，亦被称为新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等。作者认为，国史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历史”，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外，还有社会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全面的国史应该包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而且，国史作为“全面的历史”，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上的全面，还表现在研究层面上的全面，缺乏社会史视角不能表达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内涵。例如，“政治史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仅从决策层来研究共和国政治史，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其发展与变迁的内在脉络。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历史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国史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基层社会在国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加深我们对国史重大问题的认识。”（58页）作者还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贯通性，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联系性和贯通性，将国史纵向放置于近代以至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横向放置于 20 世纪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才能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科学客观地认识国史。”（59页）这些都是真知灼见。

在我国学术界，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大都是基于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开展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学生论文，由此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史学界许多人的诟病。本书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对此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性的意见。作者指出，就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虽以区域性研究为个案，但更多的只是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分解为区域性表述，微观趋向的研究成为大历史的注脚，作为方法论的区域性研究之价值无从凸显，遑论对大历史的反思与修正；二是随着集体化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普通民众的初级生活圈渐次进入研究视野，举凡婚姻、家庭、人口、医疗、教育等问题皆成为研究的着眼点，却也带来了碎而不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如何避免“碎片化”？可以将作者的意见归纳为如下几点：（1）辩证地看待“碎化”。“碎化”不等于“碎片化”。“所谓的‘碎化’并不可怕，把研究对象咬烂嚼碎，烂熟于胸化然于心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怕的是碎而不化，碎而不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绝不是画地为牢地就区域而区域，而是要就区域看整体，就地方看国家。从唯物主义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在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中保持整体的眼光，正是克服过分追求宏大叙事、实现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的重要途径。”（第7-8页）（2）注意微观与宏观的综合与平衡。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要打破单一视角，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融合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避免沦为宏大叙事的注脚或琐碎细节的堆砌。（第7页）要通过“地方看中央”“地下看天上”的视角转换，关注政治史与重大事件在区域中的差异性实践，以小见大、上下贯通，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54页）（3）坚持总体史目标。他认为，人类学对总体史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研究区域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81页）（4）创新研究方法。利用历史数据库和大数据方法整合个案研究，有助于发现隐于表象的社会逻辑与历史规律，弥补传统微观研究的“碎片化”局限。例如作者对20世纪中期山西农村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就是基于大量的基层数据开展量化研究的成功范例（175-214页）。作者带领的团队还创造性地将文献考据、田野访谈与实物采集相结合，例如对剪子湾村的研究，不仅系统整理村档案，更通过87位村民口述史采集，还原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身份重构过程（参阅本书215-226页）。这种“文献—口述—实物”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有效规避了单一史料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既要重视官方档案与基层文献（如账册、文书）的互证，也要注意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民众语言和日常生活记录，实现政治脉络与微观场景的融合。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构建区域社会史乃至整体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视角，作者在书中呈现出独特的时空对话：既关注国家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形态，又捕捉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这种研究路径有效弥合了宏大叙事与微观经验之间的裂隙，如作者通过梳理山西农业集体化的全过程发现，模范引领是一条红线，对山西农业集体化“模范引领”机制的解构，既呈现政策设计的顶层逻辑，又揭示地方社会的能动反馈，有助于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审慎地看待农业集体化这段历史。（见84-157页）

成功的微观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发现事物的复杂性。如作者通过对晋中地区婚姻档案的量化分析，发现尽管阶级成分成为显性择偶标准，但传统“门当户对”观念仍以教育水平为中介持续发挥作用。这种发现挑战了“集体化彻底重构社会关系”的既定认知，揭示出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延续性。（175-214页）对米山医疗典型化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一研究揭示出“赤脚医生”制度在基层存在这样的实践逻辑：国家通过树立典型推动政策落地，地方则借助典型身份争取资源分配。这种双向互动机制，显然是难以用西方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来解释的。（227-246页）如此等等。本书“个案研究”部分收录的5篇文章都是极富启发的生动案例。

三、关于理论创新的进一步思考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加剧的学术语境下，《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行龙教授以其深耕田野的学术定力证明：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本土经验。书中展现的“从田野出理论”的研究路径，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的自觉反思，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有益尝试。这种学术实践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史研究既要“入乎其内”，在田野中捕捉历史的细微脉动；也要“出乎其外”，在理论层面贡献中国智慧。惟其如此，方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学术境界。

笔者以为，循着行龙教授在本书向我们提示的路径深入下去，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首先是理论建构方面的一些未竟之境。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命题，这一点很重要，关系到如何构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何为“本土化”？究竟是方法论的本土调适（如田野调查技术的在地化），还是理论范式的原创性建构（如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史解释模型），书中未作清晰辨析。作者强调社会史的‘长时段’特性，但在具体研究中对“集体化时代”之前如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关注不足。如分析20世纪中期山西农村居民婚姻匹配模式时，仅以阶级成分为主要变量，未能系统追溯传统婚俗（如彩礼制度、宗族联姻）在新时代的隐性存续，削弱了长时段分析的深度。

其次是方法实践的潜在局限。以山西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虽具典型性，但中国地域差异的复杂性可能被低估。档案（例如会议记录）使用时对其原初的形成机制也要多加注意，如果不做系统的“话语分析”加以过滤，就有可能出现档案解读的主观风险，即将档案内容直接等同于历史真实。

再次在学术对话方面也还有不小的空间。例如黄宗智“内卷化”理论对集体化效率的批判，与作者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成效的肯定形成张力，但书中未就此展开学术对话。再如在分析政治工作干部的实践时，若引入作者提及的“新革命史”惯常采用的“情感劳动”理论框架（可以参阅周锡瑞、李放春等人的作品），或可更深刻揭示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再如作者强调了当代农村社会史研究对“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但书中未建立明确的历史—现实分析框架。

以上这些不能视其为本书的缺点和不足，因为这本书只是一个文集，其所展示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所展示的只是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是仅就这本书而言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至少可以说明作者倡导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不小的张力，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后继者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如引入华北与江南的跨区域比较检验山西经验的特殊性），丰富理论分析工具（如社会学的布迪厄惯习理论、数字人文学科的社会网络分析等），将多维度的记忆分析框架引入口述史采集等，在深耕田野的同时，加强理论自觉、扩展比较视野、深化跨学科融合，在本土经验与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构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当代中国史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