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

“在许多行业，中国依旧拥有无可匹敌的供应链，无论在成本还是配套政策都极具竞争力。”6月下旬，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在北京接受了（www.thepaper.cn）专访。作为为在华欧企发声的欧盟商会主席，彦辞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了中欧贸易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在华欧企对中国市场的关切。

出生于丹麦的他在1998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他的职业生涯几乎从未离开中欧经贸这条主线。他曾先后在丹麦驻华使馆商务处、中国丹麦商会任职。2023年5月，彦辞“解锁”新身份，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同时，他也是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北亚区首席代表。

彦辞向表达上述关切时，距离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举行仅有一个月。7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7月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相关情况。就中欧经贸摩擦以及欧方关切，中方强调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中方致力于实现中欧贸易可持续、平衡发展，愿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欧洲优质产品，欧方应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此外，中欧双方还同意建立升级版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共同维护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在7月25日从中国欧盟商会处获悉的声明中，彦辞表示“本次欧中会晤成果超出预期”。商会着重强调了中欧双方发表的关于气候的联合声明，以及同意建立升级版出口供应机制。

“希望此次会晤为后续对话奠定基础，包括在技术层面的深入交流。只有通过这样的持续沟通，才能在商界面临的各项挑战上取得实质进展，推动建立更公平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彦辞说。

中国对欧洲供应链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今年是中欧建交五十周年，2024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7858亿美元。回顾这五十年，您认为中欧经贸关系取得如此成就的最关键推动因素是什么？

彦辞：过去五十年，欧中关系为双方都创造了巨大价值。这一点在观察中国时尤为明显。当中国开始意识到对外贸易和出口制造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时，欧洲也同样受益于中国高性价比、高质量的制造业产品，切实提高了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

但我认为，或许我们不该再把双边贸易当作一种“对等关系”来谈论了。数据表明，尤其在过去五年，欧洲对华出口持续下滑，而中国对欧出口却快速增长。

这也正是当前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之一，双边贸易失衡日益加剧。疫情前，每当欧洲向中国运送一个集装箱，中国便向欧洲运送约2.5个集装箱。而今年，这一比例预计将接近1:4——欧洲每向中国发出1个集装箱，中国便反向发出4个。失衡的贸易不可能无限持续。

当然，我不认为贸易会是完全平衡的状态，欧洲也并非追求这一点。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极为擅长，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欧洲没必要自己再去生产。但在某些领域，欧洲会开始思考：中国出口迅猛增长对欧洲的就业、经济安全、产业韧性意味着什么？这些担忧是切实存在的。

希望中方正视并理解这些担忧，能设身处地与欧洲共同应对挑战。唯有如此，中欧贸易才能持续繁荣，并进一步增长。

：商会近期发布了《2025年欧洲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基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中欧经贸关系现状，这份报告呈现出在华欧企怎样的态势？反映出中欧经贸合作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与机遇？

彦辞：报告中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首先，正如中国企业正面临内卷、通缩和激烈竞争一样，欧洲企业也有同样的处境。我们看到不少欧企虽然能够实现营收增长，但由于激烈的竞争、产能过剩、市场内卷，利润率不断萎缩，企业正陷入困境。我们还发现，部分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利润开始高于在华利润。

但是，中国对欧洲供应链的重要性依然无可替代。作为全球化企业，我们（欧企）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中国在这方面极具竞争力。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一种略带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我们（欧企）和中国企业一样，利润被挤压；另一方面，中国高效且不可或缺的供应链又使我们必须在华保持业务存在。

因此，我判断，五年后在华欧企的数量大概率与目前持平，不会有大量欧企撤离中国，也不会有大批新企业涌入。总体而言，中国仍将是欧洲供应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对许多企业来说，会继续在中国投资、深耕，不仅是为了“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更是为了借助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就像报告中也提到，更多的欧洲企业正将业务回流中国。

彦辞：这正是我想强调的现象，平均来看，企业利润在下滑，但离岸业务却在增加。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我们正处在高度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企业采取“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的策略，通过更多地在中国投入，来保障自己“为中国市场服务的在华供应链”，因为这是抵御外部冲击的办法。

第二，在许多行业里，中国依旧拥有无可匹敌的供应链，无论成本还是配套政策都极具竞争力。企业要在全球市场取胜，就必须以最具吸引力的价格提供最优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品也必须拿到最优价格。这些关键投入品往往只能在中国找到。因此，我们看到欧企的在华采购额上升，为了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企业必须继续从中国采购。

：报告还指出欧洲企业将业务回流中国的同时，企业信心也有所下降。这种“回流与忧虑并存”的状态是否有点矛盾？

彦辞：确实，有26%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增加离岸业务，但仍有74%的受访企业没有这么做。不过，26%的比例已经不低。归根结底还是出于现实考量和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企业在中国采购是为了保护其在中国本土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想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中国采购，因为这里能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优质产品。

这些解释是合理的，但看起来确实矛盾，因为通常企业会涌向那些他们最有信心的市场。这恰恰表明，当观察企业行为时，决策的制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吸引投资方面，中国如今面临更多的竞争。目前仍有超过50%的会员企业将中国视为前三的投资目的地，但中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

：您提到，仍有半数会员企业将中国视为前三的投资目的地，这是否反映了欧盟对华“去风险”与企业实际需求背离？

彦辞：欧洲企业高度重视供应链韧性。疫情后，约76%的商会会员企业都对供应链进行了评估，检查其稳健性。企业们开始思考：是不是过于依赖单一地点来采购特定零部件了？有没有备选方案？

商会观察到，在增加在华采购的同时，也有一些企业把部分产能迁出，既分散风险，又保留核心。可以说，这两种趋势并行不悖。

过去“十年一遇黑天鹅”的时代已经结束。2020年出现疫情、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2023年红海危机、2025年又会有新的“黑天鹅”，几乎每年都有突发风险。因此，“不能过度依赖单一地点”正深入企业的基因。这与政治无关，只是出于现实考量：我如何确保我的企业能够持续运营？

全球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您在1998年来到中国，又先后在丹麦驻华使馆商务处、中国丹麦商会任职，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经济产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您观察到中欧在商业合作领域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

彦辞：我刚来中国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当时的国际关系也与现在不同。中国正要迈入一个了不起的发展阶段。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7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中国从以二线低附加值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跃升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这种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我之所以认为这段经历难以复制，是因为中国入世时，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远不及今天，存在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全球市场正等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出现，用高效、优质且低成本的制造能力填补这个空白。

在我看来，未来恐怕很难再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如此惊人的出口增长，达到如此地位。原因很简单，全球化初期的“真空”地带已不存在。我们如今身处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2001年时没人谈论“经济安全”，地缘政治也不像如今深刻影响贸易。而现在，各国都在审视：这对本国的国民经济、经济安全、产业韧性会有何影响？全球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即便如此，我仍然从积极角度看待贸易，其中蕴含着非常大的商机。如果我们能处理得当，贸易仍有巨大潜力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推动各国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关键是要确保不会错失通过贸易创造增长、财富和就业的潜力。我们需要为全球正在经历的争议找到解决方案。

：中国入世后，您认为这些变化对欧洲企业在华业务模式、发展方向带来了哪些影响？比如它们的投资策略是否发生了改变，或者说企业在中国的整体运营模式是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彦辞：毫无疑问，与刚加入WTO时相比，如今中国已成功建立了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基本上所有环节都能在国内完成。对许多欧企来说，中国早已从承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业务的地方，演变为可承载整个供应链的基地。这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成就。如今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与欧、美总和相当。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欧洲开始担心“自身产业韧性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欧洲工业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正是当前一系列担忧浮现的根源。我希望中方能够倾听并努力理解欧洲在“产业韧性”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关切。

回顾彼此关系的同时，找到未来合作模式

：您曾以全球集装箱贸易为例，对全球贸易未来走势保持乐观，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基于此，您认为中欧贸易在全球贸易增长趋势中，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和增长动力？中欧双方应如何进一步挖掘这些潜力？

彦辞：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太多“安全因素”，因此，难以对贸易走向精准预测。全球商品的流动仍在继续，围绕“全球化是否正在消失”的讨论也依然存在。这说明全球化并未终结。回顾今年上半年，贸易情况并没有年初人们担忧的那样糟糕。这也再次印证：只要贸易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企业就会继续想办法优化供应链，确保客户能获得全球范围内最具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

：当下经贸摩擦持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欧应如何保护我们之间的贸易潜在增长因素？

彦辞：未来50年，欧中关系无疑仍有巨大的价值潜力。现在的关键是找到实现这一潜力的方法。目前一个普遍共识是：贸易带来的利益并未被公平地分配。如今恰逢欧中建交50周年，这是一个绝佳契机，我们可以稍作停顿，共同回顾这段关系过去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并探讨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必须确保欧中关系能够创造的实际利益，以一种双方都认为合理、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我希望，纪念建交50周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契机，围绕这些关切展开真正的讨论。